我身子底下,是压在漆木上的床垫。我不喜欢漆木,也不喜欢支撑长沙发的弧形金属腿。在我的上方,天花板上吊着一盏粉红色的球灯,拦腰有三道白杠。我不喜欢这个大球,也不喜欢对面的柜子,那玻璃把一大堆没有用的玻璃杯展现在人的眼前。只有墙角那架风琴是木制品。我不喜欢风琴放到这样一间屋子里来。琴之所以留下来是为纪念爸爸。他去世一年了。
我从沙发上站起来。仍觉得浑身懒洋洋的。那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离举行众王马队游行的那个星期日还有两天。一切都指着我。在我们这个区里凡和民间艺术有关的,总是要看我的。因为操心,因为手续繁杂,因为要去争,我有半个月没睡足过觉。
后来芙拉丝塔进了房间。我常常突然发现自己在想她该胖起来才是。胖女人总被看作是富态。芙拉丝塔很瘦,脸上许多细细的皱纹。她问我从学校回来的时候有没有忘记去洗衣房,把洗的衣服取回来。我忘了。“我早就料到了。”她说。然后又问我,我今天打算不打算在家里待上那么一回。我不能不告诉她说不行。一会儿,我在外面有会。区里开会。“你已经答应帮符拉第米尔做功课的。”我耸耸肩。“开会的都有谁?”我一一说出名字,芙拉丝塔打断我:“汉兹利克的女人也去吗?”
“那可不。”我承认。芙拉丝塔生气了。事情坏了。汉兹利克太太名声很糟。大家知道她跟彼埃尔和保尔都睡过觉。芙拉丝塔倒毫不对我怀疑,但她对凡有汉兹利克女人参加的工作会议都瞧不起。没办法跟她说。还是趁早溜走为妙。
会议是为众王马队游行作最后准备的。一切都乱了套。全国人民委员会开始跟我们斤斤计较。没几年以前,他们拨给我们大量经费用在民间节日上。而如今,倒是我们要去支持全国人民委员会的财政。青年团对年轻人不再有任何吸引力,所以我们把组织众王马队游行的事交给了青年团,好让它恢复点威信!从前,我们把众王马队得来的富余钱补贴给别的不怎么赢利的民间艺术企业,而这一次是要让青年团来得利,凭他们爱怎么用就怎么用。我们已经向安全部门提出在马队游行期间要管制交通。结果,我们讨论的那天,得到的通知是不同意。他们说,不可能因为众王马队而去扰乱过往车辆。只不过,万一这个马队陷进汽车阵里,还像个什么样子?心烦,心烦。
会议拖下去,我回来时差不多已经八点。广场上,我远远看见路德维克。他正在对面的人行道上朝与我相反的方向走着。我几乎吓了一跳。什么事把他给弄到这儿来了?我瞥见他已经落在我身上的目光,只一秒钟工夫赶紧转过去了。他装作没看见我。两个老同学。一条板凳坐了八年哪!而他居然装得出没有看见我的样子!
路德维克,他是我第一条生活的裂痕。如今,我已经习惯了:我的一生简直是一所太不结实的房子。最近在布拉格,我去一家小剧院看戏,六十年代这类剧院冒出过一大批,而且仗着一些具有大学生意识的主持人,它们拥有很多观众。那天上演的是一出有趣的滑稽剧,但也用了许多很有思想性的歌曲及很好的爵士乐。当时,忽然乐师出来了,头上是插羽毛的圆礼帽——在我们那儿穿民族服装才戴的。他们开始模拟扬琴乐队那样的演出,发出刺耳的声音,带着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滑稽模仿我们的舞蹈和一些典型的动作——向天伸出直直的胳臂。观众笑得前仰后合。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五年前谁敢拿我们来开心!再说也没有人会跟着笑的。可现在,我们简直成了逗笑的角色。为什么,我们一下子逗人发笑了呢?
还有符拉第米尔。最近几个星期,瞧他让我看见他都干了什么好事吧。全国人民委员会提出要青年团给今年的节日游行选定一个国王。这么来选择意味着给当爸爸的表示敬意。其实众人想到的就是我。也就是通过我儿子,奖励我为人民艺术所做的一切贡献。可是符拉第米尔简直让我恨不得去拧他耳朵才好,竟想尽一切办法来搪塞我。他声称那个星期日要去布尔诺,参加摩托车比赛。他甚至说出什么怕骑马之类的话。最后,他干脆声明不肯扮演国王,因为这是靠“上头命令”。说他才不要走后门呢。
一想起来我真生气。他倒像要把生活里凡是显出有我这老子的地方统统都不要。我在团里又组织一个附属的儿童歌舞团,他就从来不肯参加。那已经是推托了,他居然还说自己没有音乐天赋,可是他吉他弹得相当不错,而且经常跟他的那一帮朋友唱些什么美国破歌儿。
说真的,符拉第米尔才十五岁。他很爱我。近几天来我跟他好好谈了谈。大概他已经理解了我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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