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桂老师才是正宗的葛家大湾的人,而葛老师,是一个离家出走的人。虽然,他走得并不远,但总是回不了家。
从五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容钢的三十年,在容城是一个傲视群雄的存在。子弟校从小学办到了高中,职工从最初的三千人扩张到了后来的五万多人,工厂的门从原来的只有四个,扩张到从1号门到15号门之多,整个厂区的长度,绵延有十华里之长,宽度也有两公里。而与职工相关的家属,大约共有十几万之众。
它的发展带来了附属工厂的兴起,最典型的是汽水厂。这里的夏天是非常热的,炼钢工人是三班倒,高炉不能停。穿着厚厚的帆布工作服在高炉前工作十分钟,汗水就浸透了全身。他们降温的办法,除了限制炉旁工作时间外,还有饮料上的绝招。
第一是绿豆汤,熬得浓烂,放入冰块,抬到车间外,从高炉外换班出来暂歇的工人,喝一口这冰凉的绿豆汤,整个身体经历冰与火的交替感受,找到了心理上最佳的平衡。
第二是汽水。当碳酸进入火热的胃部后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一个饱嗝,让二氧化碳将体内的热气带出来,那种夸张的仪式感,给高温下的劳动者带来的舒爽,无法比拟。当然,汽水这个洋玩意,还有另外的意思,那是苏联人带来的西方饮料,给人一种高大上的贵族感。
工人是老大哥,钢铁工人是老大中的老大,已经印在了当时五元人民币上面了。老大就要有老大的样子,比如可以喝汽水。
这种汽水最先是武钢发明的,配方也不保密,当时还没有知识产权一说,当然容钢也就学过来了。办了一个汽水厂,除了供应容钢工厂,免费定量发放以外,也卖给普通的容城市民。
据说在七八十年代以前,外地亲友来容城探亲,总要拿些汽水回去,毕竟这东西,在其它地方是很难买到的洋玩意。容城的那个时代,因为容钢而骄傲。
随着容钢子弟校从小学办到高中,葛老师的教学生涯也就晋级为高中老师了。后来在78年恢复高考过后,容城县教育局受当时风靡一时的黄冈高中的启发,重视起升学率来。于是,就把当时容钢与容城县的教育资源合并了,集中了最优秀的老师,办出了一个省重点中学:容城中学。从此,葛老师就在老师到教导主任到副校长的仕途上,顺风顺水了。
有能力的人就像布袋里的锥子,总是要露出头的。这句话,好像春秋时代就有人说过。
此消彼长,从八十年代以来,容钢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五十年代的高炉,技术能力肯定跟不上时代了,优质钢无法跟宝钢这种全日本生产工艺比较。况且,煤电消耗的比例高,成本太高,以至于价格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
当然,容钢这样的大企业,也不是没想过办法,比如乘着中国大基建的东风,专门搞建材钢。这种钢要求的质量指标并不高,还可以占领一部分市场。但是,经不起民营企业小钢厂的价格冲击,人家设备与工艺都是新的,况且员工成本也低。毕竟,民营小钢厂的职工是以农民工为主体,人家不需要喝汽水,绿豆汤也不需要那么浓,加不加冰块的,都是浮云。
生意不好盘柜台,向外扩张有难度,就内部挖潜,找管理要效益。首先倒霉的,就是汽水厂,与总厂剥离,自找市场,自负盈亏。
不是那汽水的味道不好,也不是汽水的价格太贵。而是面对可乐的冲击,那汽水已经失去了贵族的标签,原来大家眼中的容城骄傲,如今变得土气。
而我们的主人公冬子的母亲,就是汽水厂的职工,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失业的。汽水厂倒闭了,容城的一个时代,就这样,以千万个家庭的命运转折,走向了新的世纪。
本厂职工也要减员增效,最先裁掉的,当然是不在生产一线的后勤人员,而冬子的父亲,容钢炼铁二分厂食堂的掌勺大师傅,虽然是保留对象,但工资待遇,已经降到原来的三分之二了。
最为不幸的是,在冬子读初三的那年,母亲得了慢性肾炎,需要长期用药,加重了家庭负担。冬子的父亲陈师傅,原来是部队炊事员转业的,正宗的二级厨师出身,虽然别人叫他师傅时他有点虚荣,但身上流淌着军人不服输的血液。他白天上班在食堂做菜。晚上回家做羊肉串,晚上十点钟左右,一切准备妥当,他就在家门口出摊了。
为什么是晚上十点钟呢?因为他打了个时间差。一般餐馆在这时都已经关门了。但工厂许多夜班师傅下班后,肚子就比较饿,甚至喜欢喝点酒。劳动的人,需要味道浓烈的肉食,羊肉串是最好下酒的东西。
对门是东山公园的一个小道出口,年轻人谈恋爱的,此时开始下山,给女朋友向个羊肉串,也是浪漫的事。
更何况,新世纪以来,国人的麻将风潮扑面而来。夜晚麻将至半夜散场,赢了的人请客,在老陈师傅这里买一把羊肉串,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既然有如此商机,为何没有竞争对手呢?这里不仅是陈师傅的厂门外,也是他的家门外,他是在此处有根的人,别人不会故意为难。最为重要的是,他是厂里出名的大师傅,掌勺的。按工友的说法,陈师傅的手艺,要不是在家照顾有病的老婆,到哪个大酒店,都是万儿八千的挣。
这是容城美食的一块招牌,时间长了,本地人吃羊肉串都以陈师傅的手艺为标准。以至于到新疆旅游的容城人,吃新疆的羊肉串时,还不忘说一句:“还是我们容城老陈的味道好些!”
从那以后,老陈每晚的休息时间,只有四个小时。毕竟,他收摊时,已经是凌晨一点钟了。但是赚的钱多,起码是他在工厂工资的三倍以上。除了保障老婆的医费和冬子的学费以外,还买下了边上一座老房子。
这房子其实也是工厂的,原来是分给职工的宿舍,红砖红瓦的二层楼,上下各两户,中间是楼梯,楼梯下面的转折处是楼梯间,有自来水龙头和池子,里面是厕所。一楼是男厕所,二楼是女厕所。
每一户内,是里外两个通间,用常用的话说,就是个小型筒子楼。当时工厂缺钱,就把这些在厂区外面的职工宿舍作价卖给职工,也到容城县房产部门办了房产证。当然价格是非常便宜的,当时一户人家的两间房,总共也就给厂里交三千元。
工厂大量裁员减工资,有些技术的,生产一线的,就跑到其他的民营钢厂工作。没多少技术的,就跑到广东浙江打工去了。过去旱涝保收的工人,没有多少储蓄意识,以为国营厂可以保他们的一生。到了交房款的时候,另外三户就有些为难,再加上人要到外地工作,这房子也太破旧了一些,毕竟是五十年代修的,就有卖指标的意思。
所谓卖指标,是当时的流行说法,毕竟工厂把宿舍卖给职工,价格肯定还是比市场要低些。这个房子按当时的市场价,应该值四五千,厂里只要三千。
这四户人家,只有老陈拿得出钱了。另外三家想要现钱,于是,老陈以每户五千的价格,把房子都买了过来。此时,邻居才知道,老陈半夜守着个烧烤摊,原来赚了这么多钱。
天下没有小生意。
老陈当时也有他的考虑。第一,他不是容城本地人,父母在外地也早就去世了,他没有根。在容城有个独立的房子,也算是在此地立住了。第二,冬子长大了要成家,把这房子翻修一下,也可以作新房。第三,自己在这里卖羊肉串,光在街头露天生意做不大,受天气影响。如果自己再想扩大规模,办一个正经的烧烤店,下面两户的四间房,就是两个门面,人可以住楼上。下面一间作操作间,另外三间,可以摆六张桌子,那就成了大生意了。
谁能够想到,这看起来很老的红砖住房,可以作为做生意绝佳的门面呢?
老陈知道,他看到工厂走下坡路的趋势,也看到自己烧烤摊的兴旺。勤劳的人饿不死,有手艺的人有饭吃,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在这老厂里,做小生意,他的起步是最早的。
冬子的母亲叫芦花,虽然有肾病,但日常的生活还是能够自理的。羊肉串制作过程比较麻烦,肉要洗要腌,作料要准备,老陈回家后剁肉,芦花就帮忙往签子上串,夫妻的配合中,家庭兴旺的氛围就比较浓。
那是冬子最幸福的时光,父母太宠,不让他干活,他就跑东山公园去玩,寒暑假也没亲戚走,除了按父母要求,偶尔到葛校长家去一趟,剩下时间,几乎都是在东山公园游荡中度过的。
他有一件事不太理解,父母总要让他到葛校长家去。虽然在那里,也有几个孩子可以一起玩,但都比他年纪小,他们都是葛校长的孙辈。按从小的习惯,他叫葛校长和桂老师:“爹爹”、“家家”,就是外公外婆的意思,叫葛校长的的子女,就叫舅舅和姨了。
但是,他确切地知道,他与葛校长一家,没有血缘关系。他自己的爷爷奶奶已经过世,他母亲芦花,甚至不知道自己老家在哪里,是流浪过来的人。
这幢房子是陈冬在容城物质上的根,而葛校长一家,可能是陈冬在亲人上的根了。不知道此时的陈冬在哪里,他会不会也这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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