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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2页）

陆奥要驳斥清政府，这三条回答，无懈可击，要驳倒它，必须使用更尖刻的论法。

第一条朝鲜内乱业已平定的事实，首先要否定。

“从表面现象观之，朝鲜国内不无恢复静谧之状……”

陆奥也不得不承认，作为一种现象，朝鲜已经平安无事了，但是，他一口咬定这是表面现象。朝鲜是否真的恢复了和平，两国政府在见解上有差别，日本政府并不认为内乱已经平定。

“朝鲜之内乱，不除去根本之祸因，绝无安堵可言……如今满足于一时之和平假象，并不能断定将来之形势已无危殆……”

“我国与朝鲜海水之隔，一苇可航，疆土极为接近。彼我交易之重要，自不待言，日本帝国在朝鲜国之利害关系，亦甚重大。因之，对于该国今日发生之惨事，袖手旁观，不施以匡救之策，则不但有悖于邻邦之谊，亦有损于我国自卫之道，终不免为他国耻笑。日本政府理应负起谋求朝鲜国安宁静谧之任，不可再有丝毫迟疑……”

草稿由秘书拟就，陆奥又慎重修改。在收尾处，他提笔加上数语：

“本大臣披肝沥胆，开诚相见，极尽衷诚之意。即或贵国政府另持所见，帝国政府亦不能撤回现驻朝鲜之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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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节：山雨欲来（13）

陆奥本意：这就是日本政府对清政府的“第一次绝交书”。

这篇绝交书中包含着过多的诡辩。为了使驻兵合法化，这时候只有玩弄诡辩和激昂慷慨了。

汪公使把正式复文送给陆奥外相那天，参谋本部接到神尾少佐从天津发来的急电：清政府往朝鲜增派军队五千人。

其实，这是谎报军情。

次日，22日，神尾少佐电告：“李鸿章命令卫汝贵、吴育仁诸将，准备出兵，并向北洋海军发布戒严令。”

这也不过是流言飞语。

神尾少佐究竟是有意还是无意，现在已无从判定。

不过，说陆奥宗光不知道这是误报，因而以此为判断局势的一种依据，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深知中日间外交关系底细的陆奥外相，岂能不清楚清政府的避战态度？何况对于神尾少佐的电报也应该对照事实，略加折扣，才能作为参考。当然，也可能是参谋本部的阴谋诡计。

陆奥内心里对神尾的情报肯定是不相信的，只是为了开战，必须多多积累形势紧迫的情报。

清政府从理论方面把日本逼入困境的前提是，“朝鲜的内乱已经平定”，而日本则反驳说：“不，那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祸根还远远没有挖出。”两国站在不同的“前提”下，一方主张撤兵，一方主张继续驻扎。

神尾少佐的情报给御前会议的空气以强烈的影响，这正是陆奥所希望的。御前会议上决定放弃日中提携的方针，由日本单方面以武力为背景，进行朝鲜改革。

6月22日，日本外交部的加藤增雄书记官被派往朝鲜，带去一封绝密训令——“按今日之形势，衅端已开，交战在所难免。因之，只要曲不在我，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制造开战借口。”

附带要求是要使我方不负挑起战端之责。总之，即使勉强为之，也要促成开战。

日本政府的意图传达给朝鲜的大鸟公使。23日，公使催促大岛少将所指挥的混成旅团开进汉城。24日，在仁川待机的旅团主力向汉城开拔。

军号声嘈嘈，太阳旗猎猎，昔日被视为软弱派的大鸟公使也转变为坚定派了。

英俄介入

甲申政变之后，日本的竹添公使曾感慨万千地说：“吃了袁世凯的亏。”而甲午事件（东学之乱后紧接着的中日战争），吃亏的是袁世凯。也许用“受蒙蔽”来形容他更确切些。

日本政府并不是有意要蒙蔽清政府的当事者，只是采取了两面手法：陆奥外相强硬，大鸟公使软弱。

这倒不是特意分担角色，故意用两面手法迷惑对方，而是自然形成的，具有很强的蒙蔽力。

加藤增雄书记官带着绝密训令到达仁川，是6月27日。

加藤22日出发，23日在下关又接到一份追加训令。

日本的混成旅团主力进驻汉城，闵泳骏立即来会晤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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