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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苍凉青春（第2页）

生猪收购站在镇上的食品公司，离我家有五六里地，我赶到时已天光大亮。腊月时分，交售生猪的人很多，食品公司门口拉猪的架子车已排起了长龙。到了年底，大伙儿都想着能交售养了一年的猪过个好年。我是头回交猪，心中没一点儿底。听说先要过验猪这一关，膘色差的不收。排在我前边的是个中年汉子，我上前看了看他的猪，大耳朵、黄瓜嘴，膘色也差。我心里自忖，他的猪能验上，我的猪就没麻达。

太阳冒花了，“长龙”有了生气。大伙儿搓着手，跺着冻得发麻的双脚，伸长脖子往前看。大铁门上边的木牌上写着“八点半上班”，可快九点了，大铁门还不见打开。中年汉子抄着手嘟哝着骂食品公司养了一伙懒怂。排在我后边的是个一头白发的老汉，他笑着说：“吃公家饭的跟咱下苦力的不一样咯。”

忽然，中年汉子又骂了起来，原来是他的猪在拉屎尿尿，明明是猪，他却骂：“狗×的，就不能忍着点？你当你是拉屎尿尿呢，你拉的都是老子的票子！”猪却不管主人怎样辱骂它，只管拉只管尿。中年汉子气急败坏地在猪屁股上踢了一脚，看着拉出来的屎尿，牙疼似的直吸气。

还好，我的猪没拉，也没尿。我心中窃喜。

在难熬的等待中，大铁门终于开了，走出一个长着串脸胡的壮汉，有人认得，说是验猪的。只见他逐个在排队的架子车厢的猪背上用大拇指按按，过关的他用剪刀剪一绺猪鬃，叮嘱去左边过磅，不过关的他挥手让拉回去。有人给他递烟，他看是熟人就会接住，若他不认得对方，就把对方递烟的手拨到一边去。

很快，验猪的到了我们跟前。中年汉子赔着笑脸，掏出一包烟，笨笨磕磕地撕开，抽出一根递上去，验猪的把他的手拨到一边去，只瞥了一眼架子车上的“黄瓜嘴”，就摆手让拉回去。中年汉子的脸色一下变得很难看，但还是强笑着说：“你还没验呢。”

串脸胡阴着脸说：“还用验吗？你看看你的货，脊梁杆子都跟刀棱一样，拉回去好好喂，别舍不得料。”

中年汉子哭丧着脸说：“没料喂咧，这才来交的。”

白头发老汉在一旁笑着脸帮腔：“你不知道，难肠得很，好赖你就给收了吧。”

围着的人都说“收了吧，收了吧”。串脸胡瞪着眼说：“收了我就坐了蜡，饭碗也就靠不住了！”他说完便不再理睬大伙儿，抬脚来到我的架子车跟前。我的心忽地一下提到了嗓子眼。

串脸胡用大拇指在猪背上按了按，剪刀便伸向猪鬃。我长吁了口气，心落回肚里。

这都是母亲的功劳啊！

时辰不大，轮到我的猪过磅了。过罢磅，两个小伙上前抓耳朵提尾巴把猪放翻在一个钢筋焊的槽形架子里。那个验猪的串脸胡提着开口器过来，猪号叫着，正好给了串脸胡机会，他顺势把开口器塞进猪嘴里。猪嘴大张着，却叫不出声。串脸胡抓住猪舌头看了看，随后用剪刀在猪身上又剪了个记号。我不明就里，茫然地看着那记号。那个白头发的老汉叔在一旁说：“娃，瞎（此处读hā）了，是米星猪（有绦虫的猪），一半钱没了。”

我明白了问题的严重性，禁不住打了个寒战。米星猪食品公司只给一半的价，这比猪拉屎尿尿损失大得多得多。可有啥办法，谁让咱这么倒霉呢？！母亲劳累了一年，费心费力地把猪喂肥了，原指望交了猪过个好年，余下的钱给我交下学期的学费，这下一切计划都要减半了。

唉！我在心底长叹一声。

我拉着架子车走在归途上，感到空车竟然比实车还沉重。我忽然想起，我还没吃早饭呢。我知道母亲在倚门盼儿归，便把裤带往紧勒了勒。

正午的太阳照在头顶，暖洋洋的。脚下的路还很长，弯弯曲曲，我抖擞起精神，挺直身板，奋力朝前走去。

四

1972年暑假，公社在我们村北边修水库。水利工地活儿很重，没人愿去，我自告奋勇去。不是我思想先进，是在水利工地干一天可以多挣二工分。

来到水利工地，只见到处都刷着“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大幅标语，架在工地的大喇叭正唱着样板戏《龙江颂》。在工地，我遇到了同班同学蒲致龙。他外爷外婆没儿子，他给外爷家顶门，从小在外爷外婆家长大，外爷外婆去世后他孤身一人生活。他很要强，自食其力，跟我一样想多挣点儿工分。高中毕业后他参军入伍，官至大校。这是后话。

水利工地的活儿是拉土修坝，一人一辆架子车，一天拉四十趟，记十二工分。盛夏的太阳像个大火盆，在头顶上悬着，无遮无挡。我和蒲致龙都是短裤背心，架子车的襻绳勒进肩膀的肉里，我们弓着身子奋力前行。我们都在为生活拼搏。

一个暑假下来我挣了七百多工分。开学后同学们见到我都讶然地问我暑假干啥了，是不是去了一趟非洲。我只是笑，牙齿没有背叛我。

白天要去学校读书，晚上我就加班干活儿。那时化肥十分紧缺，而地里的庄稼少了肥料又不肯长。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

因此，生产队对肥料抓得很紧，并制订了解决肥料不足问题的具体措施。

1968年，我初中毕业，那年我十五岁，出一天工生产队只给记五工分（两年后升为七工分），当时生产队有规定：拾一笼粪交给队里记两工分（一个强劳力每天挣十工分）。我们一伙十五六岁的准男子汉对这一决策非常拥护，并热烈响应。可是，路上过往的牲口有限，拾粪的人却有增无减。

狼多肉少，拾一笼粪也并非易事。

尽管如此，我们一伙每天的收入也可与强劳力相比。前边说过，我的故乡紧邻着西北农学院，农学院有个配种站，站里聚集着周围各县市前来配种的母畜。因此，站里有个如同小山般的粪堆，那粪堆便是我们一伙挣工分的源泉。当然，配种站的粪不是随便谁都可以拉的，我们常悄悄地进去，趁无人之际飞快地偷上一笼粪，两工分便进账了。

最初，站里的人没有发现我们的偷盗行径。后来他们觉察了，便对粪堆进行了严密的看管。农学院也有不少试验田，需要有机肥。可他们只有四五双眼睛，且又要忙于配种和其他工作。我们却有十多双眼睛，不难找到他们疏忽的时候。胜利自然属于我们。

我们也有落入“魔掌”的时候，但胜利者对我们落网者又无可奈何。

我们的手上和身上沾满了牛粪，作案工具——粪笼更是脏不忍睹，里里外外都是牛粪。他们抓也不是，关也不是。毕竟不是盗窃国库，他们把我们训斥一顿，不了了之。

我读高中时，队里包了农学院的两处厕所（生产队负责厕所的卫生工作，厕所的粪便归生产队所有）。拉大粪说到底不是个好差事，没人愿意去干，队长便让十分男劳力轮流去干这活儿。三人一组，每组拉粪三天，每天拉粪三趟。

与此同时，邻近农学院的各生产队都包了农学院的厕所。各队包的厕所有多有少，以我们生产队而言，包了两个厕所，而两个厕所每天只能生产出一桶半粪便，剩下的一桶半只好到别的厕所去装。可别的厕所的粪便又归其他生产队所有，那就只有去偷了。其实我们也可用污水去填补空缺，但那时我们都很敬业，宁愿去做贼也不愿糊弄生产队。偷粪说破天也不是正大光明的事，于是，这活儿只好晚上去干。正由于此，我也能挣这个工分。

仔细想来，我们生产队的十分男劳力人人都是偷粪贼。不仅我们生产队是这种情况，其他生产队也是如此。你偷我，我偷你，都是为了集体，为了工分。

一天，轮到我拉大粪，另外两个搭档是二叔和七哥。那天夜晚十点半（这活儿我们都是晚上干），我们就出发了。队里承包的两个茅厕已被我们的上一拨人掏干了。我们只有去偷。我虽是初次出道，可二叔和七哥都是偷粪老手。我们把粪车停在围墙外，二叔说我身子灵活让我骑在墙头。

他俩一个在墙里用铁桶在粪池舀粪，另一个在外边往粪车倒。我的工作则是接过七哥舀来的粪，再递给墙外的二叔。我们配合得很默契，顺利地装满了两桶粪，第三桶也很快就装满了，但在归途上却出了麻烦。

是时，天色大亮，旭日东升，我们三人拉着粪车满载而归。在爬坡时，塞粪桶的木塞突然掉了，粪尿“哗哗”地往外喷淌。坡下面住着一户人家，正升起袅袅炊烟。那粪尿很不合时宜地淌到那家人的院中。二叔和七哥都慌了神，奋不顾身地去抢险。我架着车辕干瞪眼不敢撒手。

当二叔和七哥抢完险后，一大桶粪尿已经所剩不多。那家主人奔出家门寻找肇事者，满脸的仇恨。当看见二叔和七哥满身脏污，那人竟不敢上前，只是远远地用和粪尿差不多的语言攻击着我们。我们自知理亏，装聋作哑，拉着粪车慌忙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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