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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走进了历史，我们只能沿着他的道路，继承他的精神和品格，继续走好自己的人生道路。（叶橹《我心目中的邵燕祥》）

叶橹和邵燕祥，他们是在1956年的2月“见面”的，那是在同一期的《人民文学》上，那也是叶老首次在诗歌评论界“亮相”。在1956年2月号《人民文学》刊有叶橹的《激情的赞歌》一文那期上，还刊有邵燕祥的诗《大雪飘飘》。

接着，在同年5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在《关于抒情诗》一文中，叶橹又重点“点赞”了邵燕祥的诗:“在近年来的一些年轻诗人当中，有着非常可喜的现象，这就是:这些诗人都是带着他们各自不同的生活经验和艺术特点走进诗歌创作领域的。这不仅是抒情诗，也是一切文学创作中最宝贵的特点。邵燕祥、闻捷、未央等人的诗，无论是题材内容、诗的构思、语言色彩等方面，都是非常不同的。”那时，年轻的叶橹以热情的笔触抒写着他读到邵燕祥、闻捷等诗歌作品的独特感触。想必，邵燕祥拿到这期《人民文学》就记住了叶橹、关注了叶橹、“跟踪”叶橹了吧。

1956年5月8日:《人民文学》1956年5月号刊出魏钢焰《六公里》、林河《春风吹开桃花朵》等诗和《建设者之歌———工人生活诗歌选辑》及叶橹的诗论《关于抒情诗》。本期《编者的话》:“……这一期我们发表的这篇《关于抒情诗》，就是企图对抒情诗的问题做一些初步的探讨。”叶橹文章:“抒情诗之所以能够强烈地感动读者，首先是因为诗人在情感上有着强烈的冲动。在写进诗中去的时候，这种情感还必须是经过典型化了的，这是抒情诗最基本的也是首要的要求。所谓情感的典型化，应包括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诗人的情感要建立在对生活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诗人的情感融汇到诗中去的时候，应当是对生活现象作广泛的研究所概括出来的。抒情诗要求诗人把人们情感中最本质的部分集中地表现出来。无论诗人描写什么主题的诗篇，本质地把握人的心灵活动的特征始终是必要的。

诗人如果不能把人的情感活动的本质部分表现出来，而让一些微不足道的、渺小的灰色感情充斥在诗中，那么，他的诗就会失去意义。抒情诗必须是描写那种崇高而美好的感情的。”

（《中国新诗编年史》上卷）

《关于抒情诗》这篇文章是《人民文学》发表叶橹《激情的赞歌》后，叶橹应《人民文学》编辑约稿而写的。相隔两个月，叶橹的文章再现《人民文学》，并且在“编者的话”中被特别说明发表的意义、引叙引用，可见《人民文学》编辑对叶橹这篇文章的满意，可见年轻的叶橹在那时，按照现在的说法，一片“主旋律”声中，“先声夺人”的耀眼。

其实，叶橹的诗歌评论，一开始就关注人，抒情的人;就关注诗歌创作的特殊性和普遍性问题。这一点也是叶橹诗歌评论一以贯之的，只是在他后来的诗歌评论和解读中，更是不断地深化，不断地深入诗人和读者的内心中。

就像邵燕祥后来说的“他们加起来不过四十岁……”（指叶橹与晓雪）。虽然那时他们也许互相并没有多少了解，可是叶橹抒情笔墨理论的深度、逻辑的严谨、眼光的锐气一定给邵燕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有了邵燕祥相隔二十多年后在遥远的广西看到叶橹的文章，即嘱诗人唐晓渡去高邮联系叶橹，并向叶橹约稿的两位当代著名诗人和评论家之间的佳话。接着不久，叶橹又应时任《诗刊》副主编邵燕祥的邀请，1984年去北京参加由《诗刊》组织的“诗歌评论作者读书写作会”，这时，他们才第一次真正见面:

1984年4月8日—28日:《诗刊》召开诗歌评论作者读书写作会。《诗刊》1984年7月号刊出朱先树的综述《要认真重视诗歌评论工作———记〈诗刊〉举办的评论作者读书写作会》，综述:“为了深入了解当前诗歌创作状况，研究创作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开展实事求是的文艺批评，以促进诗歌创作的繁荣，更好地贯彻‘双百’方针，《诗刊》编辑部于4月8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小型的诗歌评论作者读书写作会。来自外地的诗歌评论作者有孙克恒、袁忠岳、叶橹、竹亦青、吕进、陈良运、杨光治、余之、朱子庆等九人。”（《中国新诗编年史》下卷）“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邵燕祥，看到他和叶老在一起。两位诗人、老人、老一代学人之间，经过那么多风风雨雨之后的，他们之间的相知相识、惺惺相惜;他们之间一颦一笑的默契，令我思之动容。”这是扬州作家刘春阳在仪征看到他们在一起的内心感受。

4月16日，诗文书画大家忆明珠诗文书画陈列馆在江苏仪征市文化馆揭幕。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吉狄马加来了，诗人、散文家邵燕祥来了，诗评家叶橹来了……全国各地100多位诗人、作家、书画家齐聚仪征，为90岁的老诗人忆明珠送上美好的祝福。

邵燕祥为忆明珠诗文书画陈列馆题写馆名。（摘自《中华读书报》2016年4月20日:《忆明珠诗文书画陈列馆在江苏仪征揭幕》）

我也是在扬州，因为叶老缘故，是2016年于扬州北郊的陈园第一次见到邵燕祥的。那天，当然有叶老，还有唐晓渡、车前子等诗人。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心目中早就仰望的著名诗人邵燕祥，我竟然没有借此多多靠近和请教，是敬畏，也是胆怯吧。那时我还不太清楚邵燕祥的“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后来知道了，我是多么后悔没有向老人多多致意、多多探寻。

与叶老对话，看到和叶老与邵燕祥等那次在扬州的合影，如今，我只能在叶老的评邵燕祥、怀念邵燕祥文章中，学叶老一样，“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也”!

五　“这首不知怎么让我特别感动”

这首不知怎么让我特别感动:

“她们，一个叫郭德珍

一个叫茅庆玲

一个是医务室的医生

一个是管财务的会计

那是在高邮，在那个搬运公司

您累了，消闲些时

常会到她们办公室来坐坐

和她们唠嗑家常，和她们讲您的故事……”

近期持续关注扬州小南兄对叶橹先生的访谈，他常以诗记录访谈中的一些诗性细节。我相信这个行动不仅仅与叶橹老师有关，它有更广泛的意义。马永波2021-09-06于回孝陵卫途中。

（来自著名诗人马永波微信）

实话实说，写到这段时，我也被感动了。如果叶老的人生也分“高光时刻”“至暗时刻”的话;那么“激情的赞歌”“诗歌报”“慈航解读”等，则属于他的“高光时刻”;“湖北劳改”

“山体滑坡侥幸逃生”“南京牛首山下的困顿”等当属于他的“至暗时刻”。

……

那么当年回到高邮城了，渐渐安顿下来不需要再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了，很快，高邮师范就要有人来“捞”叶老这条久困人间“相濡以沫”的“鱼”了;这段时间，就是我感觉的叶老的“人间时刻”。

“高光时刻”让我仰望学习;“至暗时刻”使我低回沉吟;而“人间时刻”则令我最为亲近感动。

马永波是著名学者、诗人、翻译家，他翻译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曾首次将美国继艾略特之后最著名的诗人阿什贝利译介到中国。现任教于南京理工大学诗学研究中心。因为诗人庄晓明的介绍，我认识了他。他的诗，常使我入心;他的东北人出身，令也在东北生活过的我亲切。我后来竟然在网上查到了他与叶老曾经的“对话”:

马永波:您如何看待朦胧诗后的先锋诗歌，其成就和缺陷?

叶　橹:所谓的“朦胧诗”后的先锋诗歌，大概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吧。有人称之为“第三代”，有人命名为“朦胧后”，还有“后现代”等说法。我觉得命名不一定很重要，重要的是哪些诗歌显示出具有生命活力和艺术魅力。就我并不广泛的阅读范围以及有限的判断力而言，我觉得“朦胧诗”以后的诗歌，在总的倾向上似乎是一种力图使诗人回归到一个普通的社会人的地位上来。“朦胧诗”的叛逆精神，反思情结，追忆和向往的思绪，甚至力图从文化之根上寄托和发泄其幽深情怀的诗，日渐被一大批身处社会下层的平民诗人们所摒弃。这种摒弃的情绪之所以产生，有其社会因素和合理成分，但是它们是不可能抹杀“朦胧诗”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地位的。诗歌可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追求更为多元化的写作，但不能以否定和摒弃先行者作为代价和铺垫。20世纪90年代以后诗坛的一度沉寂和“找不着北”，客观上固然有其强大的社会压力，但从诗人的内在品质而言，也似乎让人们感觉到这些“朦胧后”们的“先天不足”。90年代以后的中国诗坛不再有所谓“轰动效应”，这从诗歌创作的常态而言，是顺势而为的必然。

我不想给这种庞杂的诗歌现象妄下断语，因为许多现象其实是在矛盾中各显示其优劣的。譬如被冠以“中国化”的一群诗人，其庞杂与艺术风貌各异，根本就无法用几句话说明它们的特点与优劣。甚至在某一个人身上的优点，到了另一个人身上或许就成了缺点。而且就阅读者而言，也是个人喜好不同，很难以一种标准去衡量不同诗人之创作。（“对话”节选）如果这个“叶橹对话录”最后成书的话，马永波也是开始的见证人，也很感谢他一直的关注，几乎我每一次的“对话”分享，他都点赞，偶尔还留言。那是2021年5月，夏天开始了。我当时记录下来的:

我看见夏天的亲人

像镜子互相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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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马永波《纯粹的工作》

那天席间，孙德喜说，莫老师能酒能烟也能诗。我说，烟、酒、诗，都是孤独的产物，还有爱，大到对故乡故土家园的爱，小到对低唱低回“小红”的爱，都是可以续命的深情;“深情可以续命”，续了我的命，你们的命。庄晓明说，对的，诗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有今天在场的马永波诗为证:真实的海立在远处，像一块刨平的木板隔着许多层衣服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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