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林宫管理处——莫斯科大学——化学家——我们——马洛夫事件——霍乱——菲拉列特——孙古罗夫案——瓦·帕谢克——列索夫斯基将军
啊,那自由的、思想发光的年代,
无限希望的年代,
那纵情欢笑、对酒高歌、
孜孜不倦、充满理想的年代而今何在?
《感怀》1
父亲不顾瘸腿将军的不祥预言2,还是央求尤苏波夫公爵让我在克里姆林宫管理处挂了个名。我在一份文件上签了字,事情便算完了;此后我再没听到这事,直到过了三年,尤苏波夫派了一名宫廷建筑师来,这人说话老是粗声大气,仿佛站在五层的建筑架上向地面的工人发命令,他通知说,我已获得初级军官衔。顺便说一下,这些怪事实际上并无必要:任职取得的官衔,我通过学士考试一下子就能赶上,不必为了一个准尉头衔花两三年工夫。相反,这个挂名差事几乎害我进不了大学,因为大学校务会看见我是克里姆林宫管理处的官员,便不准我参加入学考试。
公务人员有专为他们开设的夜校,它的学生只限于准备参加所谓“委员会考试”3,希望取得投考资格的人。一切有钱的懒汉,不学无术的公子哥儿,凡是不愿服军役又急于捞取八等文官头衔的,都可通过这途径参加委员会的考试;这有些像转让给老教授们开采的“金矿”,他们暗中一堂课可收二十卢布。
我的一生要从这种学习上的卡沃丁岔路4开始,远非我始料所及。我断然向父亲宣布,如果他找不到其他办法,我只得呈请辞职。
父亲一听大怒,说我胡思乱想,妨碍了他替我安排的前途,骂那些怂恿我胡闹的教师,但看到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丝毫不能使我动摇,便决定去找尤苏波夫。
尤苏波夫既是贵族老爷,又是鞑靼人,他以他特有的方式一下子解决了问题。他把秘书叫来,命他写一张准假三年的证书。秘书有些为难,战战兢兢地报告道,没有皇上的批准,假期最多不能超过四个月。
“真是废话,老弟,”公爵对他说,“这有什么难处?好吧,不能请假,你就写,我派他进修科学——上大学深造。”
秘书写好了,第二天我就坐进了数理系的梯形教室。
莫斯科大学和皇村学校,在俄国教育史上和最近两代人的生活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1812年后,莫斯科大学的重要性随着莫斯科一起增长了。彼得大帝取消了莫斯科作为沙皇首都的地位,拿破仑皇帝却有意无意地(主要是无意地)使它取得了俄罗斯人民的首都的地位。人民得知莫斯科被敌人占领的时候,从痛苦的经历中意识到了与它血肉不可分割的联系。从那时起,它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莫斯科大学日新月异,成了俄国教育的中心。它具备发展的一切条件:历史的重要性,地理位置,没有沙皇等。
彼得堡在保罗一世之后形成的慷慨激昂的思想活动,由于12月14日事件而悲惨地夭折了。尼古拉带来的是五座绞刑架,流放、苦役和兵营,以及穿蓝制服的本肯多夫5。
一切后退了,但怒火从心头升起,在风平浪静的表面下,潜伏深处的活动在展开。莫斯科大学巍然不动,从无边的迷雾中首先显露了头角。沙皇因为波列扎耶夫6事件憎恨它,派了编《卡卢加之夜》的少将亚·皮萨列夫7来当学区总监,命令学生穿制服,佩军刀,后来又禁止佩军刀。他为了几首诗,把波列扎耶夫送去当兵,为了几篇文章,把科斯捷涅茨基8和他的同学送进了兵营,为了一个半身塑像,断送了克里特斯基弟兄9的一生,为了圣西门主义放逐了我们。后来他又把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戈利岑公爵10派来当学区总监,从此不想再管这个“罪恶的渊薮”,只是苦口婆心地劝告年轻人,从皇村学校和法政学堂毕业后,千万别跨进这个大学。
戈利岑是个怪人,教授因病停课,他认为不合理,总是看不惯,因此规定要按次序由下一堂课的教师代课。这样,捷尔诺夫斯基神父有时就不得不在医院为妇科病作临床讲授,而产科医生里希特不得不去讲纯洁受胎11。
尽管这样,失宠的大学的影响还是与日俱增;它像一个大水库,容纳着来自俄国各地和各阶层的年轻力量。在它的讲堂上,学生们清除了从家庭中沾染到的偏见,统一了思想认识,建立了兄弟般的友谊,然后又分散到了俄国各地和各个阶层中。
1848年前,我国各大学的体制是纯粹民主的。它们的门为每一个人开着,只要他能通过入学考试,而且既不是农奴,也不是被村社放逐的农民。尼古拉篡改了这一切;他限制了入学条件,提高了自费生的学费,规定只有贫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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