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龄又回到了南京的家中。刚进家门,她就接到了上海打来的一个匿名电话,告诉她孔令侃被抓了。美龄快气疯了,她直接去找委员长,不过蒋介石不愿插手此事。于是美龄乘飞机赶到上海去见蒋经国,要求他把孔令侃交给自己监管。她这位不走正道的外甥很不情愿地回到南京,又被姨父蒋介石给训斥了一通。谨慎的美龄随后督促令侃乘飞机前往香港,然后从那里去了佛罗里达。他不会再回来了,扬子发展公司在中国的办公场所全部关闭,然后在迈阿密海滨重新建立起来。
委员长冷冰冰地给蒋经国下达了指示,让他停止一切行动。这让蒋经国感到非常丢脸,他把这笔账记到了继母的头上。蒋经国愤怒地辞去了职务,不再过问强加给他的这份工作。他向“上海市民们”道歉,并请他们“利用自己的力量阻止不法商人、官僚政客和诈骗分子控制”这座城市。
1944—1945年,在纽约休整了一年之后,蒋夫人在战争结束后返回国内,看看是否还有什么可做的事。她已经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形势一片大好,她躲到任何其他地方似乎都不合适。正如她的美国朋友们常说的那样,当前要做的是与共产党进行生死决斗。
由于宣传机器的作用,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美龄的婚姻出现过危机。在她的大部分崇拜者及媒体和美国政府中的大多数官员眼中,她的权势并没有削减。美龄回到重庆,又到了蒋介石身边(也许事先在私下里经过了一些协商),重新掌握了以前的权力。
在美龄的坚持下,委员长从他一直称之为“鹰巢”的府邸(另一个女人留下踪迹的地方)搬出来,住进离孔家不远的一栋小别墅。第二个以“蒋夫人”自称的那位陈小姐早已不在蒋介石身边。美龄回国的时间也许与陈小姐的离开有关,而陈小姐的离开也许与其孩子的命运有关。据说她生了个男孩,不过那个孩子没能活下来,同时蒋介石显然对她也已失去兴趣。陈小姐实际上是去了加利福尼亚,后来又去了香港,并终老于此,带着很多的秘密离开了人世。
1945年10月,重归于好的委座和委座夫人在重庆大摆筵席,款待亨利·卢斯。当时孔祥熙也同霭龄一起回国小住了几天,把剩余的一些家族事务处理一下。孔祥熙邀请卢斯到他那装修豪华的公馆做客,在其品茶之际,祥熙厚颜无耻地恭维这位出版商,夸奖他在1945年7月准确地预言“战争在不久的将来即将结束”。卢斯随后与蒋介石夫妇一起吃了晚饭。宋子文也单独摆了一场,款待卢斯。
这个出版商还找了个机会与他最厌恶的敌人、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进行了一次谈话。卢斯当然不可能被共产党人“蛊惑”,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进行了一场愉快的谈话——从坐下来的那一刻起,我们的谈话就很坦率。他说我们(卢斯麾下的报纸杂志)最近对他们不太友好。我回答说这非常遗憾,我们正在世界范围内跟“左”翼宣传做斗争,因为它们就像臭鼬那样肮脏讨厌。”谈到匹兹堡大学毕业的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头子陈立夫,卢斯说他认为陈立夫是个“有魅力的人”。
战争结束后,陈纳德仍然留在中国,现在的他喜欢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变成了一个喜欢穿军用防水短上衣的兵痞子,整日里来去匆匆,经营着他新成立的民用航空公司。他用飞机四处运送武器装备和军队,试图去阻挡潮水般的共军,虽然毫无结果,但他获利丰厚。战争结束后,陈纳德曾回美国待了一段时间,他一度还想在儿时生活过的路易斯安那的河口地带退隐。但他很快就与蒋氏夫妇达成了一笔新交易,随后告别妻子儿女回到了中国,此生再也没有回去。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也正在发生奇妙的转变。1946年,杜鲁门总统在民众中的声誉已经达到了低潮,选民对战争的厌恶及其他一些原因致使民意低沉。在民主党总统4届任期内,他的共和党对手们一直处于权力下风,现在共和党在国会中的席位刚有所增加,便开始鼓吹风水轮流转的论调。大佬党[1]希望进一步利用民众情绪,赢得1948年的总统大选。由于法西斯主义已经被消灭,现在共和党最喜欢谈论的话题之一便是共产主义带来的威胁。他们与卢斯沆瀣一气,到处宣扬,说民主党没有给蒋介石除掉毛泽东手下的那班乌合之众提供足够的资金。
马歇尔将军和魏德迈将军通过惨痛的经历,已经把蒋介石看透了。他俩建议对以后的援助要认真地加以限制,并应由美国官员进行严格的监督。任何一笔贷款的前提是,蒋介石必须清除政府中的腐败行为,并建立一个更为广泛的政治基础——实际上就是让他继续走之前与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的老路。这么做并非是因为支持这一政策的人对共产党有什么好感。马歇尔在很久之前就已看得很清楚,毛泽东最大的资本,就是蒋介石政权已经烂透了。为了考察中国的实际情况,魏德迈于1946年夏访问了几个重要城市,随后他坦白地告诉蒋介石和其他国民政府官员,除非国民党能痛改前非,不然根本挡不住共产党的攻势。同时魏德迈还指出,只要蒋介石能变卖一部分国民政府在国外的投资,就能立即筹措到至少10亿美元的经费。
蒋介石和华盛顿的共和党人根本听不进这些话。第一个冲马歇尔的有限援助政策发难的不是别人,正是共和党众议员克莱尔·布思·卢斯。她于1946年7月24日把一封38位支持蒋介石政权的著名人士联名签字的抗议信塞进了国会记录中。这些坚定的支持者包括中国商品进口商阿尔弗雷德·科尔伯格。科尔伯格曾帮助克莱尔·布思·卢斯成立中美政策研究会,该协会在“院外援华集团”中属于较为活跃的游说团体之一。
蒋介石手下的顾问们都很明白,如果共和党人在1948年的大选中获胜,白宫肯定会改变对华政策。届时中国面对的将不再是杜鲁门那握得紧紧的拳头,美国将再次给中国提供数十亿美元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资金援助。在此种情况下,中国的代理人们开始上路,前往美国去帮助共和党人赢得大选的胜利,付出高昂的代价来支持共和党的事业。长期以来在政界最为活跃的当属孔令杰,杜鲁门在多年之后总结了他们所做的一切:“许多参议员和众议员都按照他们的指示办事,他们手里掌握着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我并不是说他们把所有人都给收买了,而是说他们手头有大量的资金在流动,在华盛顿有很多人都听‘院外援华集团’的。”
蒋氏夫妇和卢斯夫妇都认为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肯定能赢得大选,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还特地授予杜威“特别吉祥领章”。由于特别期望杜威能够获胜,委员长安排美龄再次访问华盛顿,希望她能够像罗斯福时期那样再次吸引美国人的注意,并亲自呼吁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给予紧急援助,以便应对国内威胁。这一次她将向美国人要30亿美元的援助。
与此同时,从很多自称“中国人的朋友”的人那里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在1948年4月美国大选正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由“院外援华集团”和大量共和党领袖们一起发起的亲蒋运动通过了一个一揽子计划。为了阻止共产党,国会以微弱的多数同意给予蒋介石10亿多美元的资助。然而蒋介石再次表示这些远远不够,他还需要30亿美元。
当美国人落入烦琐的民主程序之中时,中国正在一步步丢失。1948年的头几个月里,共产党的军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而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则四散奔逃,节节败退。如果想救蒋介石的话,速度最好能快点。区区10亿美元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等到当年11月7日美国人参加大选投票时,蒋介石的失败已经是毫无悬念了。
就在这一天,共产党向保卫中原地区的大批国民党正规军发起进攻。这场战役直到1949年1月10日方告结束,前后历时两个月,国民党遭遇完败。这场被称为“淮海战役”的大战是蒋介石和共产党之间最后一场大规模冲突,55万国民党士兵中有32。5万人被俘。在最后时刻,为了避免各种武器装备落入共产党之手,蒋介石下令空军轰炸自己的军队。中国大陆的迷局就要结束了。
多年以来,为了能让自己入睡,蒋介石一直在晚间服用强力安眠药。然而在这最后一战期间,他发现安眠药也不灵了。他开始酗酒,每晚喝上一杯半威士忌,直到把自己喝得人事不省为止。这时候更有消息传来说,杜鲁门在竞选中以微弱优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让他更加焦虑起来:白宫不会再施舍了。
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催着美龄前往华盛顿。1948年11月底,美龄乘坐飞机前往美国,从此再也没有回到中国大陆。
这一次,华盛顿没有为她准备红地毯,白宫也没有发帖邀请蒋夫人到白宫过夜或到国会发表演讲。由于国会最近刚通过了一项给蒋介石提供10亿美元的决议,再加上一场艰苦卓绝的总统选举才刚刚结束,杜鲁门总统没有心情去迎合卢斯的那套外交政策和“院外援华集团”的要求。
杜鲁门用挖苦的口气回忆说:“她来美国想再要点施舍,不过我可不会像罗斯福那样让她住在白宫。我想她也不是很喜欢住在那里。不过她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根本也不关我的事。”
从官方的角度来看,蒋夫人的这次访问显得非常尴尬。对她请求帮助中国进行“目前战争”的呼吁表示同情的只有共和党人、“院外援华集团”和卢斯等人。这次出访简直是一场灾难,杜鲁门非但没有给她留半点情面,而且很不客气地在媒体上发表了一篇声明,指出美国给蒋介石提供的援助总数早已超过了38亿美元。宋氏家族埋下的祸患开始发出了复仇的嫩芽。
随着“二战”的结束,蒋介石政权像一块朽木一样四分五裂。回顾前朝旧事在华盛顿已经成了时髦的话题。比如,情报圈里的人回忆说,1942年,孔祥熙曾挪用两亿美元的美国贷款从上海沦陷区的商人们手中购买各种货物,而出售这些货物的则是杜月笙以及宋家与日本人的合资企业。在人们的闲聊中,这些事情就像木头中的蛀虫一样被尖利的嘴巴一件件啄出来,流言传遍了整个华盛顿,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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