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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一切成灰（第1页）

白修德在《时代周刊》重庆办事处所在的那个简陋的小房间里贴了这样一张纸条：“若在这里所写的文字与《时代周刊》发表的任何文章雷同，纯属巧合。”

这反映了他对自己的能力越来越感到悲观：如果不能通过自己的报道改变中国命运的进程，那么至少也应该让美国人民了解他和史迪威、谢伟思和戴维斯等美国观察家们对中国问题的看法。

卢斯曾发表了他关于河南饥荒的那篇报道，这让白修德着实兴奋了几天。怒火中烧的蒋夫人要求把白修德解雇时，哈利·卢斯确实也曾力挺他。1944年春回美国休养期间，白修德写了一篇文章，想试探一下卢斯的态度。在美国，他不用担心中国那样的新闻审查，可以彻底弄清楚卢斯对中国的真实情况是否感兴趣。白修德在这样的情况下把文章交给他，卢斯别无选择，只能表现出一副客观公正的姿态。

1944年5月1日，《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生活现状》的文章，署名的是白修德，实际上是很多人一起合写的。文章的措辞坦率到令人吃惊的地步，白修德说：“经过一场激烈而又充满睿智的争论之后，他原封不动地刊登了我的文章。”

到了重庆，你才能体会到国民党在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分量。审查制度威胁着作家、剧作家、电影制片人以及其他公众媒体界人士。新闻界则是一个充斥着各种流言蜚语、宣传手册和电讯稿件的黑暗世界。任何诸如饥荒、通胀、封锁、外交关系或公众人物之类的话题都不允许在公开场合如实讨论……

重庆这种阴郁的气氛笼罩着居住在此地的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国的秘密警察机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个为国家军事委员会服务，一个为国民党服务。他们手下的间谍和特工无处不在。在中国，任何人都可能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捕，然后被关进大牢或者某个集中营。

目前，左右国民党的政治派系把坦慕尼厅和西班牙宗教法庭最坏的一面都糅合到了一起。寡言少语、处事神秘的陈立夫、陈果夫兄弟被重庆的外国人称为“CC系”，他俩通过赏赐、秘密警察、间谍和行政手段来控制国家的意识形态。大哥陈果夫手段通天，所有上报给委员长的文件资料和备忘录都要从他的手中转出。

他的小弟陈立夫身体单薄，面貌俊秀，地位比他更为重要。他工作起来不知疲倦，为人清心寡欲，经济上也较清白。他写的文章意境神秘、超凡脱俗，貌似富含哲理，不过几乎无人能够看懂。

那年夏天返回中国时，因为卢斯同意发表他那篇关于重庆政治状况的措辞直率的文章，白修德非常兴奋。不过他对卢斯的诚意还是心存疑虑，很快，他便有机会来验证一下自己对卢斯的怀疑是否有道理。从事情的发展情况来看，卢斯当初发表《中国生活现状》那篇文章不过是为了赢得他在纽约的那些员工们的好感。白修德写了一篇措辞尖锐的报告，披露了史迪威危机背后的一些真实情况。卢斯把这篇报道转交给了《时代周刊》社新任外国报道组编辑惠特克·钱伯斯，由他把白修德的稿子重新打乱，“编成谎言”。钱伯斯通过故弄玄虚的言辞和春秋笔法，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史迪威遭到压制的整个事实给颠倒过来，转而从蒋介石和陈纳德的角度来阐述发生的一切。钱伯斯笔下的史迪威变成了一个遇事抓不住重点的土包子，而蒋介石则被塑造成了一个英雄。

白修德给卢斯写了一封长达45页的信，对他的故意篡改提出严重抗议。卢斯平静地回答说，时代出版公司“支持”蒋介石与支持温斯顿·丘吉尔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两人通过电报进行了激烈的争辩，白修德三次提出辞职，卢斯则像父亲对待误入歧路的孩子一般，对白修德好言相劝，并给他涨了工资。卢斯就像一尊神明，如果离开时代出版公司，无疑就会走上下坡路。至少在民间有这样的一个传言：“宁愿在时代出版公司当风尾，不到其他出版公司做鸡头。”不管怎样，这时候史迪威的职业生涯已经完了，卢斯支持的“委座”赢得了胜利，其他的事务来了又去，一切都结束了。白修德留了下来，虽然心情沉郁，但还是满怀憧憬，希望这一切总有一天会得到改变。

没有美龄在身边给他“翻译”对全世界听众们的“讲话”，蒋介石又回到了没有同宋家联姻之前的状态。他20多岁时，也就是充当上海黑社会小混子时的暴躁举止又故态重萌，业余时间里他都跟以前的旧情人和青帮老朋友们待在一起。上了年纪的蒋介石更倾向于儒家的清心寡欲，超然物外。陈氏兄弟也怂恿他这么做，他们把决策的重任从委员长的肩膀上卸了下来。重庆又回到了那种宫廷内斗、偷袭暗杀和背后结盟的状态。与此同时，那些看清形势发展趋势的人则开始为即将到来的灾难做准备。

蒋介石如此脱离现实，以致在某一天，当他听到自己的士兵在大街上饿死的传闻时，怎么也不愿意相信。由于军官们的贪污腐败，士兵们只能得到最低限度的配给。蒋介石派大儿子蒋经国去查个究竟。蒋经国回来汇报说，传闻是真的。一听此言，蒋介石坚持要亲自去看一看。蒋经国带他去看了部队士兵因为无人过问而死在被窝里的场景。蒋介石火冒三丈，举起手杖猛打到那位管理士兵的军官脸上。这个元凶随后被投入大牢，另一名忠诚老实的军官代替了他的位子。虽然如此，士兵饿死的事情仍在发生。1944年8月，人们在重庆街头运走了138具士兵尸体。蒋介石再也没有出来查看。

那时候正在印刷委员长版本的《我的奋斗》[1]，通过该书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精神状态越来越不稳定。这本名为《中国之命运》的传记内容严重歪曲事实，把中国的各种灾难，包括由于蒋介石个人原因造成的灾难，全都归结到各国列强的头上。这本书的内容偏执混乱，以致那些负责将其译成英语的人因为不敢面对外国读者，纷纷请病假休息。

“二战”最后一年里，很久之前就站在蒋介石一边的宋氏家族的成员中，仍然留在他身边的只剩下宋子文一个人了，而子文也已今非昔比。1941—1942年在华盛顿待的那段时间里，子文已经弄明白了游戏规则，并且他发现自己可以比别人玩得更好。子文成熟了，他脑子里再也没有哈佛大学那种自由主义的思想和道德说教。现在他手中的实权已经超过了蒋介石，他拥有的财富，除了少数几个超级富豪之外，在世界范围内已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即便是比他富有的那几个人，他也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很快超过他们。

在重庆期间的每天晚上，如果没有记者在场，他都会吃专门为他从堪萨斯城运来的牛排。他很爱自己的妻子张乐怡，喜欢喊她的昵称“婷婷”。据说有一次张乐怡病了，他专门派了一架飞机到康涅狄格州去运回来一束山茱萸送给她。她酷爱山茱萸花，为此备受感动。

子文现在负责美龄以前做的那些事，并且比美龄做得还要好一些。他成了美龄的“替身”，担任蒋介石的翻译，跟他厌恶的政客和外交官们一起喝茶，讨好蒋介石，对来访的客人说些爱国之类的话，把蒋介石政权表述成人权和社会进步的坚定支持者。他现在已经完全看清楚了：如果他尽其所能，就能让蒋介石听他的指挥。

蒋介石政府里雇用的人非常多，包括中国人、欧洲人和美国人，分别负责形象维护、公共关系和宣传报道等工作，他们的工作之一就是防止报纸杂志刊登各种丑闻。不过偶尔也会出现失误，比如在1945年5月，时任行政院代理院长兼外交部部长的宋子文到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大会时，美国新闻界就爆出了一个丑闻。广播电台评论员雷蒙德·格拉姆·斯温的一则报道给子文出了个难题：

目前中国发生了一件战争以来最大的丑闻，即由内部人士引发的黄金丑闻。此事牵扯到政府内部高官，这些人趁着3月28日金价正式上涨之前大赚了一笔……丑闻中涉及的那批黄金……是美国给中国的那5亿美元贷款中的一部分……许多人为此大发横财……大众舆论给政府带来了强大的压力。

在宋子文和孔祥熙的催促下，美国从1943年以来一直在借黄金给中国。按道理来讲，这些黄金应该由中国国有银行负责销售，以便起到稳定通胀的效果，就像给贫血患者注射维生素一样。蒋介石抱怨美国没有把答应提供的黄金及时运到中国。据说正是因为美国人没有及时运来黄金，当时仍担任财政部部长的孔祥熙才宣布各大银行将出售“黄金券”——一种在黄金运到之后可以兑换成黄金的证券。也就是说，本来准备用来抑制中国业已失去控制的通货膨胀（这次的通货膨胀主要是因为孔祥熙大量加印的法币和霭龄从中投机倒把造成的）的黄金，现在却造就了一个可以被操纵以便进一步从中渔利的期货市场。

在斯温的电台报道播放之前，没人对此产生过疑问。人们之所以没有及早发现这个问题的原因非常简单。通常情况下，人们都会把怀疑的目光对准孔家和宋家的人。而在当时，孔家除了一个孩子留在国内之外，其他的成员都出国了。宋家也只有子文一个人留在国内。子文每天忙于各种政务，没工夫参与这些小把戏。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人们才发现这里面有问题。事情暴露出来后，官方没有立即提出指控，它首先想到的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把这件事捂住。但有消息说，重庆某个能获得官方机密的人正试图操纵期货市场。由于独家报道了这一事件，广播员斯温直接下结论说，这是“战争以来最大的丑闻”。实际上这并不算是最糟糕的事情。此事的始作俑者一直没有被正式曝光，中国有一些人认为幕后操纵这件事的是宋家人，1945年3月，孔家唯一留在中国的就只有孔令侃，在多个行业与他有合作关系的则是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这两个人从未受到过任何形式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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