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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投身革命（第1页）

1894年，宋查理结识了一个秘密会社的兄弟。此人后来成为他最亲密的朋友，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也一度使他流亡海外。他们的名字因为婚姻和共同参与了历史上一次惊天动地的革命活动而永远联系到了一起。他们一起迷惑清政府，将这个帝国推到了覆灭的边缘——只需最后一推，便会立即分崩离析。

这个人名叫孙文。因其四处煽动民众而被清政府通缉，他用了很多的化名，但真正让他闻名于世的是“孙中山”这个名字。孙文早年留学海外，年少时期就怀有不凡的抱负。

孙文的家乡位于珠江三角洲地区靠近澳门的翠亨村，父亲是村里的更夫。19世纪70年代，他的哥哥孙眉加入了广东移民大军，坐船到了夏威夷，在那里的稻田里给人做工，后来他自己开了一家店铺。他用经营所得的利润在毛伊岛购买土地，财富积累得越来越多，他还不断往家里寄钱。

孙眉是个恪守传统的人，他于1878年返回中国，与父亲给他选好的一个姑娘结了婚。这次回家，他还给弟弟讲了很多毛伊岛上的生活情况，讲到了在卡拉卡瓦国王的领导下，那里的人们享受着中国人闻所未闻的自由生活。同时，孙眉还劝说母亲允许他把弟弟带到夏威夷。几个月后，12岁的孙文坐船横穿太平洋，来到了檀香山。

孙文进了英国圣公会在檀香山开办的一所学校，里面的教师都是英国人。对一个农民出身的人来说，在封建时代的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出人头地的机会，而西式教育却在他的心里孕育出了无法实现的抱负。后来孙文进了奥阿胡学院[1]学习，他开始对医学、政治学和基督神学产生了兴趣。哥哥孙眉却不允许他接受外来宗教，在一番激烈的争吵之后，他带孙文离开了那所学校，把他送回了中国。

但是，一切为时已晚。有了在国外的经历之后，孙文已经与那个世代居住的小山村里的生活格格不入。为了表示抗议，他整天跟当地的一些地痞流氓混在一起，学习一种名为“形意拳”的武术，还加入了三合会在当地的分会。

又矮又瘦的孙文虽然拖着长辫，长着中国人的相貌，但骨子里已经不再适应农村那种周而复始不断轮转的生活。为了表示对这种生活的轻蔑，一天晚上，他和一位朋友捣毁了村里土地庙里的木头神像，结果被村里人给赶了出去，孙文只好去在香港的朋友那里避避风头。在香港，他又继续上学读书。1884年，孙文在香港接受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喜嘉理的洗礼，入了基督教。喜嘉理给他起了一个正式的名字：日新，广东话读作“逸仙”。

不过捣毁本村土地庙的事情还没有了结。孙眉听说了这件事情后，命令他返回夏威夷，让他在自己的店里做伙计，决心让他学会敬畏别人。然而，这种努力是徒劳的，接受哥哥的管教没几天，他就从朋友那里弄了点钱，乘船回到了中国。最终，哥哥大度地原谅了他，接受了他这种特立独行的性格，并同意继续供他上大学。孙文进了广东一家医院的附属医科学校上学，随后又转至香港一所专为中国人新开的医学院。在香港这片皇家殖民地，他接触到了一些重要的中国自由派人士，其中就包括何启博士。何启曾留学英国，在香港做律师和医生。他极力鼓吹议会政治，在当地有极高的威望。另一位是詹姆斯·康德黎博士，他是一位英国内科医生，后来因在诊治麻风病方面所做的开创性工作而闻名于世。康德黎是雅丽医学院的教务长，聪明而又想象力丰富的孙文成了他最为喜爱的学生。

孙文的心中满是狂热的想法，行为举止表现出来的热忱具有超凡的吸引力，很多中国的激进分子都聚到了他的身边。年轻人时间充裕，又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因此他们经常会连续数小时听何启博士抨击清政府“道德沦丧，习俗乖谬”。何博士认为，中国需要改革，以便结束腐败，重振纲纪。在巨大的传统力量的熏陶下，孙文和朋友们开始以革命者自居，并着手在化学实验室里制造炸弹。

1892年，孙文以优异成绩毕业。不过他的文凭在社会上毫无用处：医科学校的课程设置没有达到英国的法定标准。他在澳门开了一间中药店，但遭到葡萄牙医生们的举报，当局便以其没有葡萄牙护照为由，把他的药店查封了。孙文又去了广州，在那里开了几家中药店，交由几个朋友打理，他自己则配制西药，专治外科疾病。与此同时，孙文继续试验制造炸弹，并开始有了成立反清地下组织的想法。不过，此时的孙文革命思想还不彻底，在开始反清活动之前，他为能挤进清政府的官僚机构做了最后一次努力。

凭着过人的胆识，他准备向当朝权臣、大学士李鸿章上书自荐。李鸿章是孙文曾就读的那所香港医科学校的赞助人之一。如果能得到这位大人物的青睐，他就能在政府中觅得一个要职。

孙文上书的内容来源于何启博士的观点：通过本国人士的智力，中国也可以做到像西方国家那样富强。孙文首先赞扬大学士素有提携人才之名，随后便简述了自己的阅历：

窃文籍隶粤东，世居香邑，曾于香港考授英国医士。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学，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2]

1894年年初，孙文北上，准备去天津向大学士李鸿章面陈己见。途中，他在上海稍事停留，遇到了一位名叫宋查理的三合会兄弟。

孙文当年参加的那个名为“三合会”的秘密会社，与宋查理家族在海南岛加入的社团同属华南三合会，属于潮州帮的一个分支。在上海公共租界，查理加入的也是这个组织。此外，他还是洪帮成员。

孙文和宋查理第一次见面的地点是在摩尔捐建的那所监理会教堂。星期日的礼拜仪式结束之后，经人介绍，他们相互认识了。终其一生，孙文都定期到教堂里募集新人。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我不属于教堂里的那个基督，而是属于身为革命者的耶稣基督。”

除了都是帮会成员之外，他俩之间还有很多共同点。比如，他们都来自广东省，说同样的方言，都能讲英语，都在海外留过学，都是基督徒。他俩还都曾想学医，都怀有远大抱负，都很难融入孔孟礼教社会，因为他们都是一种融合体——受过西方教育的农民。他们都能从对方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查理对孙文的天津之行不抱太大的希望。尽管如此，他还是尽其所能促成此事。他向孙文保证，如果北上不能达成目的，他还可以回来投靠查理，依仗洪帮的势力在长江流域一带继续他的事业。查理还向他介绍了另外两个大人物，即洪帮重要首领：大买办郑观应和著名记者王韬。王韬给孙文提供了一个可用的关系：大学士手下一个地位不高的官员。凭着这个关系，孙文继续他的上书之旅。

任何一个人，哪怕是对清政府官员有些许冒犯，就会落得掉脑袋的下场。其他人所写的那些抨击时政的文章，大都是用匿名的方式在香港发表，或者私下偷偷流传。就连孙文的老师何启博士的那些大胆的建言，也只敢用笔名发表在香港的《中国邮报》上。而现在，孙文却准备去面见一位权倾朝野的人物，亲自向他陈述自己那些曾被有意忽略的政见。在当时的环境中，此举确需超人的勇气。

然而，此行的时机选择得相当不好。大学士此时需全力以赴应对各种紧急事务。针对朝鲜问题，清政府与日本之间的战争已经迫在眉睫。几个世纪以来，朝鲜一直是中国的属国。但自从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砰”的一声枪响打开了日本的门户之后，日本闭关锁国的状态结束了。日本快速实现了国家现代化，其霸权触角开始伸向矿产丰富的朝鲜半岛。

抵达天津之后，孙文把备好的上书草本交给了王韬的那位熟人，希望能够转到大学士手中，结果却是空欢喜一场。他没有等到任何结果，没人安排他们见面。大学士没有闲余时间去思考一个微不足道的南方农民出身的草医提出的那些不着边际的社会改革方略。

此时的孙文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返回上海后，他住到了宋查理家中，由查理在幕后操纵一切事务。宋查理把孙文给李鸿章的上书以改革论文的名义发表在林乐知博士主编的《万国公报》9、10月号合刊上。这是孙文的政治观点首次见诸公共视野。

在查理的印刷厂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孙文认为，社会改革绝无成功的希望。现在应该沿着秘密会社的路子，组织新的政治运动，最终走向革命。

从此之后，孙文常会定期来到查理家中，在他的书房里召开密谋会议，查理的孩子们都视其如教父。无论孙文到哪里去为他的事业筹集资金或争取支持，查理都向他通报新的情况，并自掏腰包支付他的各种开销。

这完全是一种中国古代的江湖兄弟情义，最能体现这种情义的是古典小说《水浒传》。在一片水乡泽国中一座名为“梁山泊”的山寨里，小说中的那群草莽英雄建立了一个“解放区”，即谋反者建立的共和国。在那个群魔乱舞的朦胧世界中，善行总是与一定的欺诈相伴而存。经过世代口口相传和地方戏曲的传播，这些侠盗义贼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另一个常为人们传颂的故事，是一个农民加入了反叛大军，最终当上了明朝的开国皇帝。

历史上总是不乏这样的秘密会社、盗贼团伙和秘密帮派。但在17世纪以前，这些组织都是零星出现。1644年，清军入关成了一道分水岭。自此之后，全国各地建起了新的秘密会社网络，矢志要将满族人拉下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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