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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命回国（第1页）

1886年1月，查理乘坐的蒸汽船缓慢驶进浑浊的黄浦江，停靠在位于虹口的英联船厂的码头上。江面上停满了外国轮船和载货帆船。在停放于外滩附近的船只当中，有5艘废弃的臭名远扬的鸦片运输船。它们曾是趾高气扬的快速帆船，现如今，船上的桅杆已被尽数砍去，只剩下短短的木桩，看起来倒像是古罗马时代那种单层甲板的大帆船。这些船只的甲板上支着遮雨棚，船舱里还堆积着从印度运来的鸦片，这些精心保管的鸦片都是外国洋行的存货。

按照惯例，乘客们一般不在脏乱嘈杂的虹口下船，而是会改乘舢板沿河逆流而上，来到距此几百码处的外滩，在此登岸，这样显得体面一些。查理后来给步惠廉这样讲述了他回到上海时的情景：他和柏乐文医生一起乘坐舢板驶往外滩。一个又高又瘦的老太婆在船尾摇着船桨，舢板悄无声息地划过苏州河口，来到英国领事馆前的河堤。那时已经有很多关于外滩的照片流传，从照片上看，这里呈现出的是一派完美无瑕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悠闲风光。从领事馆的大门可以看到里面漂亮的花园，此外还有红花绿树掩映下的砖结构屋舍，英国国旗则懒洋洋地在空中飘荡。外滩上正对英国领事馆的地方是一座半圆形的演出台。日落时分，住在此地的白种人便会携女眷一起来此品酒赏乐。那时外滩的道路已经铺上了石子，路旁也种上了各种遮阳的树木。那里警戒森严，不允许东方人出入。不过黄包车夫却随处可见，他们静静地等在那里，车把手向前倾斜着放在地上，有些黄包车的座位上还装了带流苏的遮阳篷。整个外滩到处都是壮观威风的小洋楼，大都有三四层高，廊柱高大庄严，阳台宽阔，站在上面可以鸟瞰江面上那一派繁忙的景象。

虽然那里呈现的完全是西方景象，而四周弥漫的却是浓郁的东方气息，这一点毋庸置疑。这种气息像是一种由各种鲜花、少量酸梅酱、秘制烤蒜和扭动的枪乌贼混杂在一起所产生的气味，又像是一种对饥饿的回忆、对要被砍头的恐惧，或是一种排便后的快感。住在这里就像是浸泡在羊水中，离开它则如同把胎儿从子宫里猛拉出来。

放眼望去，江面一直延伸到天边，一望无际，天水浑然一片，颇有新加坡或孟买那样的维多利亚时代的雄伟气势。如果你是英国人，此时此刻一定会为自己身处这个黄金时代而感到自豪。

根据安排，查理动身去远在虹口另一端的地方拜会上海监理会布道团的首要人物林乐知博士。这次会面注定不会有太好的结果。林乐知一向自视甚高，虽然他是美国人，却跟许多英国人一样，多年前就来到了中国，在这座东方象牙塔和思想的花园里扎下了根。美国南北战争前，林乐知便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内战切断了美国国内教会给他的所有资金。为了生活，他找了一份工作，在上海广方言馆担任教师，兼做一些翻译工作。在那里，他开始广泛接触中国的特权精英阶层。在林乐知看来，“传教士”这个词有点儿误导别人。从基督使者的传统来讲，他应算是一位高级牧师。他并不愿意向那些未受洗的平头百姓宣讲西方宗教思想，或者强迫他们去关心基督的种种美德。他认为自己更像是中国知识阶层的布道者，他设想，如果能让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对西方科学产生深刻印象，让他们接受西方文化乃至玄妙的基督教教义就会更容易一些。

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林乐知向这个圈子里的人传播西方知识的主要工具是他创办的一份名为《万国公报》[1]的文言文杂志。该杂志刊登的大都是政治、经济、科学、宗教和社会问题等方面的文章，各界要人争相阅览。这份杂志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主要汇合点。此外，林乐知还在上海创办了中西书院，配备的师资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模式培养出来的年轻有为的中国学者，他安排学生们用文言文撰写体现他思想观点的文章，然后在《万国公报》上发表。

在他眼里，查理不过是个野心勃勃的村夫而已。

1886年，上海监理会布道团只有6名传教士，受林乐知的直接领导。其中有三人因不堪忍受他的管理，请求调到日本。

就在查理抵达上海的前两天，林乐知博士在给麦克泰耶勒主教和纳什维尔监理会的信中公开表达了他的疑虑。他说，这个学成归国的人造成了一个难题：也许查理已经美国化了，但他骨子里还是一个中国人，因此不应享受特殊待遇；如果说要资助或者提拔某个中国人的话，那也应该从林乐知培养的人当中去选。

“还有另外一条……”在给监理会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第十条：我希望说明一下的是松先生的薪水问题。再有两天他就到上海了，但我还不知道理事会希望给他何种待遇，即给予他什么职务、多少薪水。此事处理起来问题颇多。中西书院的男生和年轻人都要比他强，因为那些高年级的学生很多都学贯中西，写作和翻译都能胜任，并且已经做了大量这方面的工作。他们的文章和译作在传教士会议上公开展示时，受到那些德高望重的教士们的交口称赞。而松（查理）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学者，充其量不过是个失去民族身份的“中国佬”。除非给他超出其能力的地位和薪水，不然他不会满意，心情也不会愉快。但结果是，我发现我们的教会兄弟中没人愿意带着他（去传教）。

林乐知声称，留在中国的那三个监理会的传教士都不愿让查理担任他们的助手。

林乐知给查理定的月薪，用美国货币来算还不到15美元。如果是一个普通农民，没有太大的欲望，这些钱其实已经足够生活了。可是查理既不普通，对生活的欲望也不低，面对如此待遇，只得忍气吞声地暂时接受。不过，他也向林乐知提了一个请求：在正式工作之前，希望林乐知能允许自己请几周的假，以便能回海南看望一下家人。他已经离家10年了，从9岁起就再也没见过自己的父母。林乐知拒绝了他的请求，他坚持要等一个月后过春节时再让查理回家，因为那时候其他传教士也都放假。这个理由也并非不合理，但查理很不高兴，也许是因为林乐知说话的语气太霸道了。在给安妮·索思盖特的父亲的信中，查理向他吐露了心中深深的怨恨之情：

不，我还没有见到父母。林乐知博士说春节时候才能让我回去。我对他这种专横的态度非常不满，不过我必须得耐心忍受。如果我草率行事，家里的人（尤其是我在达勒姆的朋友们）一定会觉得我是个不忠的卫理会教徒，一个破坏规矩的人，所以我一直像老鼠一样默不作声。不过，等到时机成熟，即便是他极力抗议，我也要灭掉目前这位权威的傲慢气焰……改变他对本土牧师的憎恶态度。就是这位大人物（林乐知），在一年前曾想解除所有本土牧师的布道任务；也就是他，无视我应得的权利和平等地位。我不喜欢在他手下工作，我将申请调往日本。

查理确实提出过调动申请。那三位提出反抗的传教士获准在日本创立新的监理会布道团，以便脱离林乐知的控制，但查理的申请没有获得批准。

查理的第一个布道任务被安排在上海远郊的吴淞。黄浦江从那里汇入长江，黄褐色的江水与天空浑然一体，一眼望不到边。那里地势低洼，土地平坦，长长的沙堤一直延伸到母亲河中。那里乡下的民居大都是土坯和灰泥建成的平房，院墙摇摇欲坠，鸡鸭四处乱飞，肥沃的黑土地四周是满是鱼儿的小水塘。查理将在这个地方开始他的第一次任务，向那些早已成为虔诚的监理会教徒的中国会众布道。

同时，查理还在教会学校给教友们的孩子上课。这些学生都是些无法无天的乡巴佬，喜欢捉弄老师。据其中一位名叫胡适（后来就读于康奈尔大学，最终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的学生回忆，查理走上讲台的一刹那，他那方形的身材、剪短的头发以及典型的南方人的长相立即引起了一阵窃笑。等到嘈杂声平静下来，查理才拿出课本，开始上课。学生们立刻安静下来，这并非是因为查理课讲得好，而是大家强烈得感觉到查理跟他们一样，也是一个中国人。查理并非官派出国，也未得到传教士资助，而是凭一己之力去了美国。当在美华人普遍遭受屈辱的时候，查理却自己闯出了一条路。一眼便知，他来自农村。那些一辈子光着脚丫在稻田里干活的农民，如果让他们像鸭蹼一样张开脚趾，就能看到脚趾缝里的泥巴。像他们一样，查理的脚趾缝里依然残留着泥巴。林乐知最看不上的就是他平凡的出身，而这却成了查理最能吸引学生们的地方。他成了学校里最受欢迎的老师。第一个学期结束后，消息越传越广，他班上的学生人数也翻了一番，从原来的12个增加到了24个。

然而，在大街上的那些人眼里，查理却显得滑稽可笑。他的一口海南方言没人听得懂。把他当成外国人也许更好一些，在课堂上他也不得不讲英语，因为这是他和学生之间唯一共通的语言。别人都穿着黑布长衫，褪色蓝的裤子和上衣，梳着发辫，而查理却穿着洋鬼子的西装，头发剪短，梳着西方人的发型，用发油把头发抹得油光滑亮。他不善于掩饰自己的感情，而是像西方人那样率真活泼。他周围的人都是高挑身材，他却又矮又胖。孩子们在大街上遇到他，都喊他“洋鬼子”，大人们则喊他“小矮子”。他甚至不喜欢中式饭菜，而偏爱火腿排骨、红眼肉汁和碎玉米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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