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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4部分（第1页）

投入石块；障碍能使河流溅起泡沫，使人类沸腾，从而产生混乱；但在混乱之后，我们就认识到进了一步。在秩序，即全球性的和平建立之前，在和谐统一遍及大地之前，进步总是以革命为驿站。

进步是什么？我们刚才已经说过，是人民永久的生命。

然而有时个人目前的生活会与人类永久的生活相抗衡。让我们毫无隐讳地承认，各人有自己不同的利益，他谋求这个利益并保卫它而无越权之罪；为了眼前的打算可以允许一定程度的自私；目前生活自有它自己的权利，并非必须为未来而不断牺牲自己。目前的一代人有权在地球上经过，不能强迫他们为了后代而缩短自己的路程，后代和他们是平起平坐的，将来才轮到后代过路。“我存在着。”有个人轻声说。这个人就是大家。“我年轻，我在恋爱，我老了，我要休息，我有孩子，我工作，我生财有道，事业昌盛，我有房屋出租，我有资金在政府的企业里投资，我幸福，我有妻室儿女，我热爱这一切，我要活下去，别来干扰我。”这些原因使这些人有时对人类伟大的先锋者极端冷漠。

此外我们得承认，乌托邦一打仗就离开了自己光芒四射的领域。它是明日的真理，却采用了战争的方式，这是昨日使用的手段。它是未来，但却和过去一样的行动。它本是纯洁的思想，却变为粗暴的行动。它在自己的英勇中夹杂了暴力，对这暴力它应当负责；这是权宜之计的暴力，违反原则必受惩罚。起义式的乌托邦，手中拿着老军事规章去战斗；它枪杀间谍，处死叛徒，它消灭活人并将他们丢入无名的黑暗中。它利用死亡，这可是严重的事情。似乎乌托邦对光明已没有信心，光明本来是它无敌的永不变质的力量。它用利剑去战斗，然而没有一种利剑是单刃的，每把剑都有双刃，一边伤了①帕拉斯（Pallas），密涅瓦的另一个名字，她是智慧女神，也是战神。

②迦南（Chanaan），据《圣经》记载，迦南是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的圣地。

③热拉尔？德？奈瓦尔（Gerard　de　Nerval，1808—1855），法国诗人及文学家。

别人，另一边也伤了自己。作出了这种保留，并且是严肃的保留之后，我们不得不称颂——不论他们成功与否——这些为了未来而战斗的光荣战士，乌托邦的神甫们。即便失败了，他们仍是可敬的，也许正因为失败了，所以更显得庄严。一个符合进步的胜利值得人民叫好；但一个英勇的失败更应该得到人民的同情。一个是宏伟的，另一个是崇高的。我们欣赏牺牲者远胜于成功者，我们认为约翰？布朗比华盛顿伟大，比萨康纳比加里波的伟大。

总得有人去支持战败者。人们对这些为了未来而努力战斗、以失败告终的伟大的人是不公正的。人们责怪革命者散布恐怖，每个街垒似乎都在行凶。人们指责他们的理论，怀疑他们的目标，猜疑他们别有所图，并谴责他们的意识。人们责备他们不应同现存的社会制度抗拒，不该竖起、筑起并造成大量贫穷、痛苦、罪恶、不满和绝望，不该从地底下掘起黑色的石块，筑起雉堞来进行斗争。人们向他们叫喊：“你们把地狱的铺路石都拆毁了！”他们可以回答：“这正说明我们筑街垒的动机是纯正的。”①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和平解决。总之，我们得承认，当我们见到了铺路石时，便会联想到那只熊②，社会在为这种好心肠而担忧。但社会应该自救；我们向它的善意呼吁，不需要剧烈的药剂，通过友好协商来研究疾苦，查明病情，然而再治愈它，这是我们对社会的劝告。

不管怎样，这些人，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目光注视着法国，并以理想的坚定逻辑，为伟大的事业而战斗。他们即使倒下，特别在倒下的时候，也定是令人敬畏的。他们为了进步无偿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完成了上天的旨意，作出了宗教式的行动。到了一定的时刻，象演员到了要接台词时那样，大公无私、照上天剧情所安排的那样去走进坟墓。这种无望的战斗，和这泰然自若的牺牲，他们都能接受，为的是要把从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开始的这一不可抗拒的人类运动，发展到它那辉煌而至高无上的世界性的结局为止。这些士兵是传教士，法国革命的行动是上帝的行动。

再说，在另一章里已经说明的区别之外，还应增加下面这一区别：有为人接受的起义，这称之为革命，也有为人否定的革命，这称之为暴动。一个起义的爆发，就是一种思想在人民面前接受考试，如果老百姓掷下黑球，这思想就是一个枯萎的果子，起义便成了轻率的举动。

每当空想愿意变成现实时，那时一声召唤，便立即进行战争，但这并非人民的作风，这些民族不是每时每刻都具有英雄和烈士气质的。他们讲究实际。他们一开始就对起义有反感，第一，因为起义的结果往往是一场灾难；第二，因为起义的出发点经常是抽象费解的。因为，献身者总是，并且也只为理想而献身，这一点很高尚。起义是狂热的表现。狂热的头脑可以发怒，因而拿起了武器。但任何针对政府或政体的起义，矛头都对得更深更远。譬如，我们要强调一下，一八三二年的起义领袖，尤其是麻厂街的激进青年所攻击的，并不完全是路易—菲力浦。大多①法国有句谚语：“地狱的路面是由良好的动机铺砌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很多有良好动机的人干了坏事”。

②拉封丹寓言《熊和园艺爱好者》中的主角，这只熊想赶走朋友鼻子上的苍蝇，他用石头砸苍蝇，结果砸死了自己的朋友。

数人，在坦率交谈时能公正地对待这个介于君主制和革命之间的君王的优点，没有人憎恨他。在路易—菲力浦身上他们所攻击的是世袭神权王位的旁支，正如他们在查理十世身上所攻击的是嫡系。我们已经解释过，他们推翻法国王朝，主要是想在全世界推翻人对人的篡夺与特权对人权的篡夺。巴黎如果没有君王，其结果就是世上将没有暴君。他们是如此推论的，他们的目标肯定很遥远，可能很模糊，他们在困难面前退却了，但他们也是伟大的。情况就是如此。人们为这些幻影献身；对献身者来说，这些幻影几乎总是些梦想，总之，是些和人类坚定信念混淆了的梦想。起义者把起义镀上了金并把它诗意化了。人们一头扎进这一悲惨事件中去，并被即将从事的事业所迷惑。谁知道呀！也许会成功。他们人数少，要和整整一支军队对垒，但他们为了保卫人权和自然法，保卫每个人不容放弃的主权，保卫正义、真理，必要时他们可以象那三百个斯巴达人一样死去。他们想到的不是堂吉诃德，而是莱翁尼达斯，他们奋勇向前，一旦投入战斗，就不后退，埋头往前冲，希望取得空前的胜利，更为完善的革命，恢复了自由的进步，希望人类更伟大，世界得到拯救，最坏也不过是塞莫皮莱罢了。这些为了进步的交锋常遭败绩，我们刚才已说明了原委。群众不愿接受勇士的驱使。这些迟钝的民众，他们之所以脆弱就是因为他们迟钝，他们害怕冒险的行动，而理想是最具有冒险性的。

此外，我们不能忘记，这儿还牵涉到一个利益问题，也与理想和感情不大相容，有时胃会使心麻痹。法国的伟大和美丽之处，就在于它不象其他民族那样肚子凸起，它能比较灵便地把绳子系在腰上，它觉醒最早，入睡最迟。它前进，它探索。

这正因为它是艺术家。理想不外乎就是逻辑的峰巅，同样美就是真的顶端。艺术的民族同时也就是彻底的民族。爱美就是渴望光明。因此欧洲的火炬，即文明的火炬，首先由希腊举起，再传到意大利，再传到法国。神圣的民族先锋队！他们在传递生命之灯①。

奇妙的是，一个民族的诗意是它进步的原素。文化的分量是由想象力的分量来衡定的。但一个传播文化的民族应该是刚强的。象科林斯①，对了！象西巴利斯②，就不行，谁爱懦弱，谁就要衰退。别当业余爱好者，也别当有名的演奏家，而要做艺术家。至于文化，不应满于将其提炼精制，而应使其纯化。在这一条件下，我们就能赐予人类理想的范例。

现代理想以艺术为典型，以科学为手段。照科学办，我们就能实现诗人的宏伟幻想——社会之美。我们将用　A＋B来重建乐园。文化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精确就成了壮丽不可少的要素，科学手段不仅有助于而且也充实了艺术的情感。梦想必须谋划。征服者的艺术，应该以科学为支点，这是它的原动力。基座的坚固与否是很重要的，现代的智慧，就是以印度天才为运载工具的希腊天才，是亚历山大骑在大象身上。

被教条僵化或被利欲腐蚀的民族不适宜于领导文化。膜拜偶像或金钱，会让支配行走的肌肉萎缩，使向上的意志衰退。沉浸在宗教的传统中或商业①“他们在传递生命之灯”，原文为拉丁文　Vitai　lampada　tradunt。

①科林斯（Corinthe），古希腊城市，此处指其刚强，曾与雅典、斯巴达抗衡。

②西巴利斯（Sybaris），古意大利城市，居民以柔弱著称。

买卖中就会使民族逊色，使其水平降低，同时也让它的视野缩小了，使它失去了那为世界目标奋斗的既属于人又属于神的智慧，这智慧本可使这民族成为传道者。巴比伦没有理想，迦太基也没有。雅典和罗马才具有，并在经历了多少世纪的黑暗后仍保持着文化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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