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赵承绶准备离开太原之时,冈村宁次专程由南京飞赴太原,催阎早日归附。赵承绶回忆说:
冈村宁次到太原的当日,日方即通知我去会见。我由给我担任翻译的杨宗藩(苏体仁的女婿)陪同,到东华门19号日军司令部见了冈村。他表示:“请你赶快告知阎先生,我们日本方面,是要和能代表中国人的人合作。阎锡山是华北老将,我们考虑再三,最好和阎先生合作。阎先生是辛亥革命以后在华北的第一个人物,华北人很拥护他,我们既决定和他合作,就一定支持他。我是代表日本政府的,我答应的事,决不会有问题。我们既能把华北交给阎先生,就要让他有力量维持华北治安。请阎先生放心,不要光斤斤计较一枪一炮。我们和阎先生合作,对阎先生有好处。阎先生留学日本时,我们就认识。现在时机对阎先生有利,请你转达我的意思,万勿失去机会。并请代向阎致意”等等。我当时答应:“我不久就回晋西去,一定把你的意思转报。”冈村显得很高兴,装得好像很“诚恳”。
我立即把这一情况详细电告阎锡山,马上得到回电:“他不放心,咱可是诚意,应赶快履行‘汾阳协定’条款,拨给人、枪,咱必须尽快武装起力量,才能拿起华北,没有力量,连山西也拿不起,哪谈得上拿起华北。向他直接交涉,可能得到解决,努力为之。”
当晚,冈村宁次在东华门19号举行宴会,邀我参加,一再表示“希望和阎先生真诚合作”,还送给阎锡山高级将校呢衣料一件,西服衣料几件,要我转给阎锡山。
可是,就在赵承绶准备动身回晋西的前日晚上,阎锡山又致电赵说:“两国对敌,我以高级将领身份,和敌人合作,得不到日方信任,食却诺言,拖延时日,太不体谅人的苦衷,太不替人着想。你走后,可让象乾(苏体仁的字)把此电送交日方。” 12月1日,赵承绶偕续志仁由太原乘飞机到汾阳机场,由日军小汽车护送至孝义北部骑兵第1军防地,然后到克难坡复命。
二、与日勾搭(12)
阎锡山听了赵承绶一切详细情况的报告,尤其是听了赵“这么长时间,日本人一点东西也不给咱,我看这是诱降,不是合作”的提醒后, 决定对日采取观望态度。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岩松义雄认为:形势迫切要求对阎锡山工作“尽早成功,”并希望其直接与山西军接触的各兵团,“也应从大局出发努力推动本项工作”。他本人则亲自致电阎锡山称:“双方首脑直接会谈,彼此以真诚的态度,坦率交换意见,以期超越协定中事务性的交涉而达到精神上的结合。确信这是促进本项工作的唯一途径。”
但是,阎锡山却以在履行汾阳基本协定第一阶段之前举行首脑会谈,于晋绥军内部及全军所处的环境都有极大困难为辞,予以婉言谢绝。
而日本因将大量侵华日军从华北调往南洋作战,更急于使阎锡山早日归降,从而实现和维护华北的治安。12月底,日华北方面军第1军判断:“阎锡山内心是脚踏两只船,企图从日蒋两方面尽量多得好处”,并且认为阎锡山是个“有自私自利打算”、“老奸巨猾不吃亏”、“难以揣度的人物”。因而决定对阎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必要时可诉诸武力,以逼其投降,并着手研究对阎进行交涉与武力威压并行的计划。
日军先施以软方法,1942年1月7日,花谷正致函赵承绶,要其速归太原,会商履行汾阳协定中的武器和军费问题。为了让赵深信不疑,花谷正还开了一个准备拨给的武器和军费的清单:步枪3万支,分两次拨给,第一次给2万支(孝义会见时1万支,发表宣言时1万支)。第二次1万支(发表宣言后逐次拨给)。军费:在孝义会见时给联银券(一种伪币——引者注)1200万元;发表宣言后,每月付法币2000万元,联银券800万元。其他有关问题俟阎长官来太原后协商。粮秣:今后努力供应。日本方面还要求阎锡山:迅速实现移驻孝义或隰县;近日即于孝义会见。 阎锡山得知后,指示赵承绶拒绝了花谷正的要求。
日方见阎锡山不予理会,花谷正于1月23日致信阎锡山,声称“近来和平合作呈现停顿状态,实感遗憾至极。”要阎“速于孝义会见,促膝交谈与贵军之提携,东亚之和平等有关问题,披肝沥胆消除隔阂”。
1月29日,阎锡山复函花谷正:“鄙人年老力衰深恐不能对大局有所裨益”,中日提携虽为己之素志,但因“此间环境及本身有不得已之苦衷,” 故不能相见,再次回绝了日方的要求。
阎锡山还让梁■武向岩松转达其意见,提出日方如果能按照基本协定补充供给,固然为好,若不能如约,则将依靠自己的力量逐渐充实。关于会见之事,如果环境有利的话,或许有可能,但是,日方直接施加压力则无用。因为基本协定未能实行,不仅阎对内部颇失信用,而且在物质方面亦因之而受极大的损失。阎锡山的用意十分明确,就是让日方尽快履行协定。
岩松听了梁■武的转述后,复电阎锡山,声称日方一定尽力按基本协定实行,毫无不尊重协定的意思。但是,在短期内难以实现。首要的是基本协定的方针不变更,至于实行时间稍有先后,希望阎先生能够相信并予以谅解,共同谋求将来的对策,实现补充和合作同时并进。
双方电信虽往来不断,但形同玩文字游戏似的,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二、与日勾搭(13)
2月24日,花谷正为与阎锡山合作事宜,赴北平同华北方面军军部磋商。同日,日军方面全体委员致信阎锡山,提出拖延会见时间,于两军有害无利,请阎“速往孝义与岩松军司令官直接会谈。”
时隔一周,日方见阎锡山仍未应允,转而采取强硬态度,通过苏体仁向阎锡山提出通牒说:武器年内交付6万支以上;军费在会见时付联银券1200万元,以后每月800万元,并交付部分军马武器、补充费及晋绥军整顿费法币4000万元;移交山西省军事政治等一切权力,这些均需在会见时解决。“以上诸条件为日本军最后之条件,并且交涉也到最后之阶段,不允许采取些微观望态度。”而且警告阎锡山,“如再拖延孝义会见日期,则被视为对提携没有诚意之举,基本协定及停战协定若受破坏,难保不采取其他行动。” 言外之意,欲诉诸武力,逼阎锡山就范。
阎锡山对日方的如此态度,并不示弱,让苏体仁以同样的语气回日方说:“若使阎丧失合作资格后,再合作也无效果。”
日军见对阎锡山用文的方式毫无作用,决定施用武力,正式制定了B号作战计划”,也称“对晋绥作战计划”,命有关兵团对晋绥军进行炮击,给阎一点颜色。日军首脑认为“这次行动有60%的成功希望”。
3月13日,岩松义雄派梁上椿、梁■武二人前往克难坡给阎送“最后提示案”,促使其对“汾阳协定”立即表明态度,并邀阎亲到太原面谈。并于二梁到达克难坡时,日军派轰炸机3架,轮番轰炸克难坡西南的黄河便桥(钢索木板桥),以威胁阎锡山。
3月19日,日军对晋绥军实施谈判破裂后的第一次攻击,并对河津北部对岸之中央军阵地进行炮击,以切断其与晋绥军的联系。
在对阎进行武力压迫之后,花谷正于3月23日致电阎锡山,希望他迅速发表合作宣言,对日勿疑。至于阎及家属的安危,日方将照武士道精神,尽力保护。次日,日第1军头目约见阎锡山驻太原的联络员,就双方首脑会见问题,面交正式书面通知,提出不论同意与否,限于4月4日前答复,并口头声称,过期不至,以往所签订的协定概予作废。
3月25日,日军发动第二次攻击。这次主攻方向为对黄河渡口之中央军进行炮击。这时,阎锡山被迫派赵承绶二次赴太原,与日方虚以周旋。
赵承绶领命偕续志仁,随同梁上椿取道河津,乘飞机于3月27日到达太原。
3月28日,阎日双方在太原重开谈判,由于赵承绶仓促赴会,未带任何具体条件。日方据此断定“阎未下合作之决心,惟恐受日军进攻派赵行缓兵之计”,“所以军部仍照既定日程表行事”。花谷正不仅不与赵为谈判对手,而且态度蛮横地对赵说:“你来了,好!你能代表了阎锡山吗?我看代表不了他。阎锡山诡诈多端,把中国人骗遍了,还想骗我们日本人吗?我看你还是回去的好,叫阎锡山亲自来吧,我们非和他亲自谈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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