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反正决不是联邦调查局干的。”布齐用权威的口气说。
“谢啦。”
我们付了账,走回事务所。布齐又把电话机检查了一遍,纯粹是为了找点刺激。他找出了几个一模一样的圆圆的小玩意。
现在问题是:谁在窃听?
我走进我的办公室,锁上门,一边等布齐走开,一边琢磨着一个绝妙的计谋。戴克最后终于过来敲门,敲得很轻,以我能刚刚听见为准。
我们对我的小计划进行了讨论后,戴克转身开车去法院。半小时后,他打来电话,就几位虚构的委托人的情况,向我做了最新的报告。顺便问一问,他说,我需不需要从城里带什么东西?
我们杂七杂八地聊了几分钟,然后我说:“你猜猜现在谁想结案?”
“谁呀?”
“多特·布莱克。”
“多特·布莱克?”他问,口气又惊又疑。戴克还真有那么点儿表演的才能。
“是呀。今儿上午我带了一只水果蛋糕,顺道去看了看她。她说,她的意志不够坚强,开庭审判时那些罪她受不了,她想现在就把案子解决掉。”
“她要多少钱?”
“说是要16万。她一直在考虑要多少才合适。既然对方提出了15万,她想要是他们再多出一点,那她就是打了个小小的胜仗。她认为自己很会谈判。尽管我拼命向她解释,可你知道她有多固执。”
“别那么干,鲁迪。这个案子值老鼻子钱呢。”
“这我明白。基普勒还说我们可以得到一大笔惩罚性赔款呢。可你知道,从职业道德上讲,我必须去找德拉蒙德,设法把案子了结。这是委托人的要求嘛。”
“别干!16万太少啦!”戴克说得很有说服力,我不由得暗自发笑。我听见按计算器的嗒嗒声,他在计算从16万美元中能得到多大的一份。“你看他们会出16万吗?”他问。
“不知道。我得到的印象是,15万算到顶了。不过,我还没有跟他们讨价还价呢。”大利公司既然愿意出15万了结此案,他们自然会朝我们抛出16万。
“等我回来再商议商议吧。”他说。
“行。”我们挂上电话。半小时后,戴克已经坐在我的对面。
第二天上午9点差5分,电话铃响了。戴克一把抓起话筒,接着奔进我的办公室。“是德拉蒙德,”他说。
我们这个小事务所,挥霍掉40美金,从夏克无线电商店买了一台录音机,接在我的电话上。我们但愿这对窃听器不会有什么影响。布齐说他认为毫无问题。
“哈啰。”我说,竭力不露出心中的紧张和不安。
“鲁迪,我是列奥·德拉蒙德呀,”他热情地说。“你好吗?”
按照职业道德,我此刻应该告诉他,录音机已经打开,从而使他心理上有所准备。但由于明显的原因,我和戴克做出了相反的决定。硬是行不通。即使合伙人与合伙人,又有几个真讲道德?
“我很好,德拉蒙德先生,你呢?”
“不坏。听着,我们得商量一下录取科德医生证词的日期。我已经和他的秘书联系过了。12月12日怎么样?当然在他的办公室,上午10点。”
科德将是我们要录取证词的最后一人,我想,除非德拉蒙德还能想出一个与本案稍稍有关的人。不过,他居然不嫌麻烦,事前打电话征求我的意见,这倒有点奇怪。
“我看可以,”我说。戴克伏在我的写字台上,除了紧张,还是紧张。
“好。取证的时间不会太长,我希望不会太长,一小时500美金呢!这太莫名其妙了,是不是?”
我们现在不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吗?我们律师,对他们医生。
“确实是莫名其妙。”
“可不是嘛!嗯,不过,哎,鲁迪,你知道我的当事人现在想什么吗?”
“想什么?”
“嘿,他们不想在审理本案时,在孟菲斯受一个星期的罪。这些人是大经理,你知道,是大把进大把出的人。他们要保护他们强烈的自尊和辉煌的事业。他们想在庭外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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