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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部分(第1页)

的派遣,给部队送去一些过冬物资。在工农革命军驻地,廖汉生看到原先几千人的队伍只剩下不足百人,天已下雪,部队还穿着单衣,贺龙的脚上套着一双烂草鞋;招待他们吃饭,端上来的只有一碗苞谷糊糊……

但是贺龙没有退缩,他继续坚持斗争。工农革命军历经考验,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终于发展为一支坚强的红军队伍。

1929年春,贺龙率领红军相继解放了湖北鹤峰和湖南桑植两座县城,建立了湘鄂边苏区。

廖汉生受命回乡组织农民协会,后被推举为代表,参加了县农会,那年秋天,廖汉生已满18岁。尽管他早在两年前就参加过农民运动,然而,他一直把这一年看做是参加革命的起点。如火如荼的工农武装斗争使他选择了人生的道路,轰轰烈烈的苏维埃工作给了他思想的启蒙,而叱咤风云的贺龙更是对他走向革命产生了直接的深刻的影响。

从1928年春参加贺龙发动的工农武装斗争时起,廖汉生就一直渴望成为一名正规的红军战士,渴望能够跟着贺龙痛痛快快地打胜仗。

以后,廖汉生看到往日的同学、一道参加革命的游击队员。同在桑植县苏维埃工作的红小鬼,进了红军主力部队后进步很快,短短两三年间已经成为师、团指挥员,而自己却还是一个普通的游击队员。他有些不服气,为此三番五次要求离开贺民英的游击队,到红军主力去。然而,每一次都受到贺家姐妹的坚决挽留,受到贺龙的耐心劝说,因此没能实现。他只好一直跟在贺民英身边,继续当一个游击队员。

后来,贺民英为了满足他的好胜心,“提拔”他为游击队文书,掌管贺民英的名章。每次有事需要与外界进行信件联络,由他根据贺民英的口述写个便条,盖上章子,作为游击队的公文。

贺民英游击队的主要成员是贺家几姐妹及其亲属、旧部,领头的是贺民英,年纪最大的有五六十岁,最小的仅七八岁,男女老幼加起来有二三十人。这支队伍虽然人数不多,没有正规编制和正式番号,但在湘鄂边乃至整个湘鄂西苏区名气很大。红军指战员按照贺龙对贺民英的称谓,尊敬地称它“贺大姐的队伍”;老百姓根据贺民英的乳名“香姑”,习惯地叫它“香大姐的队伍”;国民党反动当局则骂它是“女共匪贺仙姑的队伍”。

就是这样一支小小的游击队,长期坚持在湘鄂边苏区。

1930年春,贺龙率领湘鄂边红4军东下洪湖地区,与周逸群、段德昌领导的红6军会合,组建红2军团,创建了以洪湖为中心、规模宏大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廖汉生跟随贺民英送走贺龙以后,登上鹤峰与桑植交界的四门岩山区,在那里建立了游击队的基本营地。

他们在四门岩山区与敌人反复周旋。湖南的敌军来了,他们就跑到鹤峰一侧;湖北的敌军来了,他们就跑到桑植一侧;两省敌军一齐来了,他们就往更高的山上攀,那里敌军大队人马上不去,小股爬上去不是挨打就是被牵着满山转圈子。敌情紧张时,湘鄂边特委和苏维埃的干部也从鹤峰县城撤上山,敌军退走了再回去。一些红军伤病员和家属也在这里休养、隐蔽。

在山上,不分男女老幼,人人一手拿枪一手荷锄,一边游击一边生产,在岩缝中种些苞谷、南瓜。几个未成年的小孩子,不能光跟着舞刀弄枪,还要学文化,廖汉生就成了他们的文化教员,每天闲暇时教他们认字、唱歌。

1932年下半年,中共湘鄂边特委和独立团转往洪湖,会合红军主力去了,湘鄂边只剩下零星几支游击武装。苏区被敌军全部占领,陷入反革命白色恐怖之中,敌人大肆屠杀,四处烧屋,长期围山“清剿”,斗争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到了冬天,风雪交加,饥寒交迫,敌人的围困却不见缓和,扬言要把游击队困死。饿死、冻死在山上。

一个雪夜,廖汉生随贺民英下山去摸情况,找粮食。他们来到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子,发现村里驻扎着敌军。他们进不了村,就悄悄来到村边一户独立人家,请主人家向乡亲们找了一些南瓜和黄豆。回山时,为了不在雪地上留下脚印,以防敌人追踪而来,廖汉生跟着贺民英沿着山中的雨裂沟,赤脚趟着冰冷的溪水向上走,遇到沟边核权横生的地方直不起身,只好伏下身子在冰雪上爬行,手脚被划出一道道血口子,浑身快被冻僵了。

他们带上山的那些黄豆成了游击队的救命粮。黄豆吃完了,大家就四处采野菜,捡野果,挖蕨根。蕨根里面含有淀粉,是老百姓度灾荒的代食品,游击队员们把它挖来当饭吃。

冬夜漫长,游击队只能住在阴冷潮湿的岩洞里。廖汉生用火镰引燃一堆火,大家围坐着取暖。火烤胸前暖,一风吹背后寒,只好胸前背后转着烤。

游击队员们渴饮山泉,饥食野果,昼伏密林,夜宿岩洞,过着原始人般的生活,苦苦坚持着,不动摇,不屈服,一直坚持到贺龙率领红军回到湘鄂边。

1933年初,敌军的“围剿”有些松懈。贺民英把廖汉生叫到面前,交代说:“我们这样总在山上呆着也不行,你下山去看看,找些粮食,也找一找出路。”

廖汉生接连翻过几座大山,走了上百里山路,一路走一路打听,听说山下的茅坝坪来了一支队伍,有人说是贺龙率领的红军,有人说是贵州来的“黑军”。廖汉生壮着胆子继续往前走,走到茅坝坪村边上,突然从隐蔽处跃出几个持枪的人,抓住了廖汉生。

廖汉生被哨兵带进村里的连部,他一问,对方果然是红军。他欣喜万分,连忙接着问:“是不是贺龙的队伍?”

“是。”连长回答说。

他又问:“你们师长是谁?”

“师长是朱胜文,政委是谷志标。”

廖汉生一听,这两个人都熟悉呀!就请连长派人把他送到师部。在师部,朱胜文师长招待他吃了一顿饱饭,又派人把他送到军部。廖汉生终于见到了盼望已久的贺龙。

贺龙见到廖汉生,急切地问:“大姐和大家都还安全吧?现在怎么样了?”

“都还安全。”廖汉生回答,接着把红军走后的情况简单报告了一下。贺龙叫他马上回山上去,把贺民英和大家接出来。

廖汉生顾不上休息,当天又匆匆赶了回去,报告了喜讯。贺民英带着大家走出深山,与红军团聚了。

红军这次回来,打下了鹤峰县城,初步恢复了湘鄂边苏区,并向桑植和鄂西一带活动。

转眼间到了5月的插秧时节,赤卫队员们白天各自回家下地插秧,夜晚再集中起来驻防。一连几天下来,每个人都感到疲劳不堪,就连苦了一辈子的贺民英也感到有些吃不消。在大家的要求下,她心软了:说,“这样太累了,大家还是把秧插完再来,晚上就各回各家睡吧!”

贺民英身边只留下十几个人,分开住在洞长湾的两户人家里,贺民英、徐涣然带着两个妹妹的遗孤和几名队员,住在西边人家,贺戊姐带着儿子、么妹贺戎姑,廖汉生带着妻子和两岁的女儿、周岁的儿子,以及在这里养病的红军团长向刚,住在东边的农会委员许横生家。

就在这天晚上,当劳累的人们熟睡之后,农会委员许璜生悄悄溜出屋,向敌人密报了游击队的情况,领着团防大队前来偷袭。

凌晨,敌人从山背后摸下来,放哨的游击队员唐老么刚要报警,被敌人一枪打死了。凄厉的枪声回荡在小小的洞长湾里。当大家惊醒时,敌人已经分别包围了两处木屋。大家抄起枪,向外还击。红军团长向刚背起廖汉生的女儿春莲,说了一声:“我喊赤卫队去!”第一个冲出屋,上了屋后的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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