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文版的《中国艺术与服饰》出版后,英国人反过来翻译引进,于1812年出了英文版,并一版、再版、三版地连续发行下去。可见欧洲各国间的文化交流何等频密。
版
英文版的头版目前流通较少,市场上能见到踪迹的是1813年出的第三版(MARTINIERE BRETON; 'JEAN…BAPTISTE…JOSEPH' 。 CHINA,Its Costume; Arts; Manufactures,Edited Principally From The Originals In The Cabinet of The Late M。 Bertin: With Observations Explanatory;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LONDON: Printed for 。 1813)。该书封面为红色摩洛哥皮,有别于法文版的绿皮封面,外形尺寸为×英寸。与法文版一样,英文版也分为两册,但内中只含四部分,有别于法文版的六部分。每部分分别为128页,125页,135页,160页。此外,英文版共有80幅手工着色的插图,比法文版少了20幅。本书展示的《中国艺术与服饰》照片,为1813年出版的英文版第三版。
《中国艺术与服饰》的早期英文版本(第一至第三版)目前市场价一般在2,500美元至6,000美元之间,与法文版的不可同日而语。
Howlett and Brimmer1824年版
版式内容与版完全一致。此处展示的一套,将四册合装为两册,黑色摩洛哥皮面,烫金文字。内页三边烫金。书况完好,目前在英国出售,售价2,000美元。
第六章 领事馆汉学(1)
外交界的汉学风气
十六、十七世纪,做汉学研究的西方人,几乎是清一色的传教士。到了十八世纪,汉学总算登堂入室,进入欧洲高等学府,但唱主角的还是传教士群体。至十九世纪,汉学的面貌才有了稍许改变,因为驻华的西方外交官及供职于清庭的洋员,也开始纷纷著书研究中国各领域。开始时,外交官及洋员们的研究,主要为材料收集及情况汇报,为传教士群体不齿,讥为 “领事馆汉学”。但他们并不以公文写作为满足,许多人深入研究,争相出书,一时也人才辈出。
开外交人员研究中国之先河的,自然是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有《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等一批著作在前,后来的驻华外交官及大清政府里的洋员们,自然要效仿。著书研究中国的西方官员,随便可举出的,便有德庇时(John Francis D*is; 1795~1890)、麦多士(Thomas Taylor Meadows; 1815~1868)、李太郭 (George Tradescant Lay; 1800~1845)、威妥玛(Sir 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麦华陀( Walter Henry Medhurst; 1823…1885)、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梅辉立(William Frederick Mayers; 1831~1878)、宓吉(Michie Alexamder; 1833~1902)、赫德(Rober Hart,1835~1911)、道格拉斯(Robert Kennaway Douglas; 1838~1913)、何天爵(Chester Holbe,1844~1912)、翟理斯(; 1845~1939)、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r ; 1849~1926)、霍普金斯(Lionel Charles Hopkins,1854~1952)、马士(Hosea Ballou Morse; 1855~1934)、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57~1928)、骆任廷(Sir James Haldane Stewart Lockhart; 1858~1937)、礼密臣(James Wheeler D*idson;1872~1933)、庄士敦(Sir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 1874~1938)、辛博森(Bertram Lenox Simpson;1877~1930)等等。其中许多人,是先以传教士身份来华,后来加入外交官或洋员行列,具有双重身份。
对领事馆汉学家的成就,辜鸿铭是以抹杀为主的。但威妥玛和翟理斯等创造并完善了汉语的拉丁化标音法,编撰华英词典,梳理中国历史,翻译中国典籍,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学术成就不见得在辜氏之下。
领事馆汉学家的著作,成就不论,其原文的头版书,包括编著及译著,常有收藏价值。比如,梅辉立编的《中华帝国与列强条约汇编》头版(William Frederick Mayers;editor; Treaties Between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Foreign Powers;Together With the Conduct of Foreign Trade;&c。;&c。; &;J。 Broadhurst Tootal 1877),目前市价为1,300美元。又比如,别发洋行1910年出版的马士著三卷本《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Hosea Ballou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I。 The Period of Conflict; 1834…1860; II。 The Period of Submission; 1861…1893; III。 The Period of Subjection; 1894…1911。 'THREE VOLUMES'。)也可值到1,900 美元。
一、德庇时(Sir John Francis D*is,1795~1890)
德庇时生平
德庇时常被视为领事馆汉学家的先驱。他生于1795年,毕业于牛津大学赫特福德学院,1813年18岁时,便被东印度公司派往广州分行任书记员。在广州时,他的语言天赋充分显露,短短三年便掌握了汉语。他因喜好中国文学,在公司任职期间以翻译中国文字为乐,成为了公司里的“中国通”,受到特别器重。而在这期间,他最热衷的,应该是中国的格言和谚语,因为他的中英对照格言词典《贤文书》,便是广州期间的产物。
第六章 领事馆汉学(2)
1816年,阿美士德勋爵(Lord Amherst)率英国使团往北京谒见嘉庆皇帝,他被选为随员同往。后因中英在礼仪方面的歧见,谒见未成,德庇时便重回广州的工厂。1832年,他被委任为东印度公司广州特别委员会总裁,中国人俗称“大班”,主理公司在华贸易业务。
1833年,英国终止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之专利权,新设立驻华商务总监,改向政府负责,德庇时于是成了东印度公司在华的末任大班。随后,首任驻华商务总监律劳卑勋爵于1834年委任德庇时为副总监。不久,律劳卑擅闯广州,触发“律劳卑事件”,同年10月11日病逝澳门。于是驻华商务总监一职由德庇时接替。由于他在对华贸易政策上的看法与英商冲突,饱受种种压力,上任仅百余日,便在1835年1月宣布辞职,返回英格兰。
1844年,德庇时被任命为香港殖民地第二任总督兼驻军总司令。他在香港总督任上呆了四年,至1848年离任。
德庇时在港督任内以疯狂抽税闻名,为了达到收支平衡,德庇时除了以卖地作为政府收入外,又大肆征税,税项可谓名目繁多。他除了透过订立《土地登记条例》、《公众法饮肆及售酒领照营业条例》和《售盐鸦片当押业拍卖商营业牌照条例》等条例,对土地、烟草、酒精、拍卖品、婚姻和墓碑等等征收税款外,更在1845年向*收取“妓捐”。
另外,德庇时又曾在1844年8月透过订立《人口登记法例》,设置总登记官(Registrar General)和总登记官署(1913年改称“安抚华民政务司署”),对全岛进行首次人口普查和户口登记,结果录得全岛人口共23;988人。于是,他无论华洋,一律开征人头税,事件引致大批华人搬离香港岛,而随后各界停工罢市,人头税方才暂缓执行。德庇时之重税政策招致香港民怨沸腾,无论华裔居民还是英国商家,个个对他恨之入骨。他对待下属态度粗暴,因此也不讨周边人喜欢。而不少人更联名去信伦敦投诉,成为他下台的一大导火线。
为讨好在香港的英资,德庇时任内开始定期举行赛马活动,他本人亦曾表示愿意捐出200元,设立一个“公使杯”,作为在赛事中胜出马匹的奖金,不过却因为英商马主们的杯葛,没有马匹参赛,“公使杯”被迫取消。由此可知,德庇时任内声望之差。以上种种,使德庇时被后来媒体冠以史上最不受欢迎港督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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