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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八十六章 治道合一（第1页）

赵新实在搞不懂刘墉怎么会信心满满的说出这样的话，要不是看到对方眼神清明，他准保以为刘墉是精神错乱。

“赵先生，换了旁人会以为我刘某人疯了，可本官所说句句肺腑。”

刘墉摆出一副诚恳的样子，语气半是和蔼半是严厉的继续道：“皇上英明天纵，乃千古少有的雄主，拥天下雄资，麾下生民亿兆。你北海镇有多少人？即便算上那些世代深受皇恩的各部边民，五十万有没有？就算你把倭国的生民尽数掳来，不过也才千万罢了。所谓蚍蜉撼树，说的就是现在双方局面。

眼下你赵先生从雅克萨到宁古塔，大海之东到黑龙江城，看似打下了好大一片土地，可那只是天下小小一点罢了。当年朝廷为了平定大小金川，前前后后打了尽三十年，朝廷调兵数十万。请问你赵先生自比大小莎罗奔和索诺木如何？

就算你的大铁船纵横海上无敌，可你能开上陆地吗？倘若朝廷下了禁海令，你们到哪儿去找粮草补给？我皇仁慈如天，为了沿海百姓，不忍禁海断其生计，这才让你们的大铁船到处钻空子。可你真以为朝廷不敢吗？”

刘墉说完，看到赵新和他身边的曹鹏都是一脸愕然，露出了一副痴呆的模样，心想我这番话算是说到赵贼的心里去了。

他这话的背景是乾隆在上个月发来的一道上谕，里面说实在不行就只能采取招抚策略。事实上乾隆开出的条件远不止于此，他的上限是抬旗升郡王，世袭罔替，择亲王中一女下嫁，代价则是赵新替满清镇守雅克萨，跟罗刹拼个你死我活。

那奇泰目不转睛的盯着赵新，只见对方皱着眉眯着眼，表情要多古怪有多古怪。

此时坐在赵新身旁的曹鹏终于绷不住了，一脸冷笑道：“刘大人，你还记得汉人的衣冠吗？放着好好的人不做，非要给满清鞑子做狗，你刘大人父者，尧之所以授舜也。”

这话说完，在场的其他满清官员中除了刘墉和几个文官顿时面色一变，其他武将都不明白赵新在说什么。

“你！”刘墉目光一凝，眼中顿时射出一道寒光指向赵新，面部的肌肉不自觉的跳动了几下。赵新的话像一记鞭子，狠狠的抽了他一下。

所谓骂人不带脏字，赵新如今深得其中三味。历史上最早明确提出“道统”概念的便是朱熹，而赵新刚才所说的便是其在《中庸章句序》中关于道统的阐述。

自古以来，中国的士子一直秉持着舍我其谁的风骨！孟子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夫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赵新的话是明褒实贬，意思是你刘墉虽是所谓的大儒，父子虽然号称清廉，可你连读书人最重要的道统都没了，扯什么风骨呢？士人的话语权都没了，不是狗腿又是什么？

话说赵新之所以能显得这么“有学问”，其实源于他和汪中的一次深谈。

在汪中看来，自北宋以来，随着“道统观”的形成，天下读书人一直实践着“以道自任”的政治理想，凭借道统话语权与代表治统的皇权相互制衡。

不管是朱熹还是后来的王夫之，他们都认为道统有着独立于治统而存在的优越性，而儒家士大夫必须要有自觉保存“道统”的使命感。在儒者心目中，理尊于势已是共识。宋明以来，儒家士子无不希冀按照“道统”的理想来整饬人间秩序，达到将“政统”纳入“道统”，这便是所谓的“致君尧舜”。

汪中当时问赵新，你以为是文字狱让读书人怂了，怕了，甘愿给满清当奴才吗？

赵新的回答是对啊，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可汪中接下来的话完全刷新了赵新的认识。他说文字狱这种事古来有之，历朝历代屡见不鲜，只不过到了本朝最为残酷暴虐而已，而自乾隆继位以来更是扭曲到了极致。

让很多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宋代，文字狱之多数不胜数。奏邸之狱、乌台诗案、同文馆之狱、车盖亭诗案、胡铨奏疏案、李光《小史》案、《江湖集》案等等，前后大约几十起。

是，刑不上士大夫，皇帝不搞抄家灭门，可他玩流放啊！古人到了烟瘴之地的南方没有不生病的，很少能熬到大赦还乡的。

可是宋明时代即便士大夫们因文字狱屡遭迫害，可他们还是固守道统，用尽各种方法和皇帝分权，为什么到了清朝就玩不转了呢？

汪中告诉赵新，真正的原因不是文字狱，而是“治道合一”！

随着康熙时代皇帝“治道合一”形象的建立，儒家士子所凭借的道统“与君王共治天下”的崇高政治理想终于破灭，士人籍以批判政治的道统权和话语权丧失，由此才会被文字狱拿捏的欲死欲活。

那些担心“道之不行”的在朝理学儒臣在其间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通过“经筵讲习”方式加速了满洲贵族，尤其是清初皇帝的儒学化过程，最终完成了“征服者被征服”的历史性转变。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旗人家庭的规矩比汉人还严还繁琐。你不是说我们是蛮夷吗？我就比你们汉人还要讲规矩，讲礼节！事实上也正是满族权贵的汉化，才加速了“治道合一”的步伐。

其实顺治年间皇帝参与经筵的程度并不高，可是从康熙开始，随着经筵会讲的频率逐步增多，好学的康熙对儒家文化的掌握也有了一定的自信，经筵的性质也就悄然发生了变化；从儒臣向帝王传授汉族文化，转换成了帝王发表自身见解并训示汉人臣子的一种手段，士人“帝王师”的角色逐渐丧失。

学识堪为儒者师的康熙一手以“大一统”重构华夷之辩，另一手以文化认同消解种族之别，到了雍正时期的《大义觉迷录》才瑧于完善，同时再佐以文字狱的政治高压，最终垄断了对“道统”的阐释权。

这可不仅仅是文化解释权，而是“真理”解释权！

在明清封建社会，道统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传统君权受到道统制约的理论失去了存在的理据，皇权意识发展到了极致，皇帝以“天下师”的角色管制平民百姓，任何对清廷统治构成威胁或不合乎帝王治统的思想言论都遭受了严厉打击。

如此一来，读书人也就自觉舍弃了自身本应有的话语批判权。政治理想没了，精神自由也没了，于是士人们便只能在“私”的方面表达个人思考，这也就是清代为什么会兴起“考据学”。

士人们希图在考据中寻求一种义理的表达，从而形成新的话语权，籍着考据的外衣能够在“公意”之外表达个人“私意”的思考。他们借着对儒家经典的考据来间接地批判现实政治，在考据中采取比较隐晦的发表话语权的方式，一方面既可以摆脱文化专制的控制，另一方面仍然关涉着现实政治，扮演辅佐、观察、纠正现实政治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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