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隋唐时期,因运河贯穿南北,津门为必经之地,运粮运货,官差出入都需轿夫、脚夫扛抬搬运,于是便逐渐出现了专事搬运的脚夫,这就是津门脚行的起源。
明代以后,津门发展为华北漕运、海运、盐运的中心,脚夫增多,形成了初具规模的搬运队伍。
后来到了清朝,官方以津门的四个城门划定范围,设立了“四口脚行”,从此脚行开始向官府交纳“津贴”,否则不能开业。“四口脚行”后来转包给私人经营,这种大把头勾结官府把持“官脚行”的现象,一直延续到当下。
想做脚行大把头,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的。毕竟这么大一块蛋糕,除了官方,黑道的大佬们怎么可能视若无睹?
脚行大小把头基本都是各个帮会组织的头目,什么洪帮、青帮、忠义社、三同会,只要是个帮派,都想来脚行分一杯羹,因为脚行实在太赚钱了。从一个小小耿良辰就可见一斑。
所以,脚行不是一个单纯的黑帮,更不是什么行业工会,它是一个官商帮派纠结在一起的庞然大物,是一个畸形的复杂组织。
而且脚行内部是有自己完善的体系的,脚行对外的正式称谓叫做津门运输同业公会,理事长是巴延庆,人称巴大爷。
巴大爷手下有四个总把头,分别掌管四门码头。
每个总把头下面又有若干大把头,这些大把头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相当于坐地虎。
大把头手下,有把店、小把头、车把头、先生、站街等各级头目,分别负责不同职权。
比如把店,就相当于是脚行的店长,负责接洽客商揽活;小把头是直接管理力巴的;车把头是专门管车的;先生是管账的;站街是负责监视力巴及客商,不准“私自”搬运的……
这些来自不同势力背景的各级大小头目之所以能紧密地抱成一团,最大的原因当然是利益。
脚行的所有头目,都有自己的股份和特权凭证,这玩意儿叫做“签”,所有大小把头每个月凭签分钱。
没签,就没钱;人不对签在,也没钱。不同的签,分的钱也多少不一。
津门脚行七万多人,有资格拿签分钱的,大概一万多人,剩下的,全是最底层的力巴。
力巴就是被剥削的存在。
如果一件货物的搬运费需要一个大洋,脚行会问客商要两个大洋,经过层层剥削,给到力巴手里的,就只有一毛钱。
就这一毛钱,还要分给脚行7分钱,算作租车费和保护费,力巴真正拿到手的,只有三分钱。
所以力巴是真的苦,但在这年头儿,能有一口饭吃就不错了,就这么苦的力巴,也多的是人抢着干,甚至有人想干都排不上号,想被剥削都挤不进来。
耿良辰身为最底层的力巴,他跟的大把头姓李,名叫李玉坤。这人是王村的一个士绅,家里几代都是从事脚行业的。他的亲叔叔拜了武行龙头郑山傲为师,成为其武馆的真传弟子,凭着这层关系,李家占据了丁字沽这片风水之地,生意甚是兴隆。
老人都知道,津门有“四大难缠”,说的就是津门的四个民间结社组织,分别是“武行、脚行、帮派还有花子”。
武行在“四大难缠”首位,因为武行太能打了,而且这年头儿尚武,武人的地位也很受尊崇。
因此,即使王家三兄弟对丁字沽这片地方垂涎三尺,即使王家三兄弟的靠山是青帮“通”字辈二十二班贾长清,他对李玉坤,也是无可奈何,因为他不敢惹郑山傲的人。
直到几个月前,李玉坤的亲叔叔死了。
而且死得不慎光彩——死于花柳。
一向爱面子的郑山傲为此大为光火,倍觉丢脸,得知此事后直接把李玉坤的叔叔逐出了师门,连入土的时候都没来看一眼,只当没这个徒弟。
李家的靠山一倒,早就打着丁字沽主意的王家三兄弟立刻坐不住了,几番试探,确定郑山傲真的跟李家断了情分,他们再无顾忌,立刻纠结手下三百多小弟,浩浩荡荡直奔李家的脚行而来。
李玉坤虽然失势,但朋友还是有几个的。他在王家三兄弟出发前就得知这个消息,心急如焚,立刻去请上面的总把头来为他做主,却不想吃了个闭门羹。
然后他找了一圈人,结果有分量的一个不来,倒是有个“袍衣混混”自告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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