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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抗议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他得到了剧组寄来的九百元稿酬，至于著作的完整权、修改权问题，并没有谁对此承认侵权。

看来，非要上法庭去见面了。曲波感慨地说：“几次上书，大声疾呼，到头来问题得不到完满答复，事情没有了结；在保护著作权方面，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谁知今后还会发生哪些侵权行为呢！”

曲波，你真是为此苦恼极了！

有些侵权问题表面上看是个人行为，实际上则由于使用单位的意志，甚至有更复杂的社会背景。

电影《彭大将军》著作权纠纷掀起轩然大波的时候，人们发现，西安电影制片厂的著名编剧郑重又一次被卷进纠纷的旋涡。

有人将这场纠纷与先前出现的《东陵大盗》、《西安事变》和《少将》这四部电影的著作权纠纷联系起来，指责郑重在这四部电影中都有侵权行为，并指出“这在当今中国电影界乃至中国电影史上也是少见的。”于是，电影界又有人称之为“郑重现象”。

“郑重现象”是一个复杂的现象。但是有的同志把它看得简单，仅仅归咎于郑重本人的道德品质问题，甚至有人发表讽刺性的文章：《如此编剧》。似乎一切都是编剧的责任。

对此，郑重本人实在接受不了，也忍受不了。

他拿着报纸找到陕西省版权处的同志，双手发抖，嘴唇打颤，情绪异常激动：“我都六十多岁了，竟受到这样的侮辱。”

仔细分析一下案情，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郑重其实是在“奉命侵权”。

当初，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导演看到由河北省承德文联副主席苏金星写的书《慈禧墓珍宝失窃案》，决定拍成电影，让作者苏金星本人改编成文学脚本。由苏金星编剧的系列电影《东陵大盗》第一、二集，各方反映较好，卖出五百多个拷贝。西影决定继续拍摄以后的三集，但认为剧本需要作较大修改，电影管理部门也希望通过改编增加爱国主义的内容。

在承德，苏金星紧紧张张地修改剧本。

在西安，西影厂组织了一个班子，同时对同一剧本进行修改。郑重加入了修改小组。

两个修改后的剧本都不理想。拍摄之前，导演李文东根据苏金星的本子和郑重等人的本子进行综合，直接写出了分镜头剧本。

不到一年，后三集拍完。

署名问题怎么办？西影厂自作主张，制作字幕：原著苏金星，改编：苏金星、斗兵、郑重。这样，苏金星成了改编者之一，而失去了他十分珍重的编剧身份。

审片时，苏金星从承德赶到北京表示抗议。随后，他又向版权管理部门提出申诉。

版权管理部门经过调查，认为西影厂的做法是一种侵权行为，应当纠正，并确定了苏金星在《东陵大盗》一至五集中的编剧身份。

电影公映的时候，郑重的名字被去掉。

这对郑重来说，是出力不讨好。辛辛苦苦参加了剧本的修改，名字被人拉下来不说，还惹了一身侵权的骚气。

这种事儿，叫谁都得窝火。干么把矛头对准郑重呢？侵权是事实，但这事实是他一个人造成的吗？他身后有一个小组，有一个厂子。

随后又出现了电影《彭大将军》的著作权纠纷。

这场纠纷有着更复杂的背景。

起初，是当时担任陕西省委书记的马文瑞提出要拍这样一部电影。马文瑞找到彭德怀的夫人蒲安修，说：你在北京组织电影剧本，我在西安负责影片的拍摄。

当时北京已组成了彭德怀传记的写作组。北师大的作者绍武、黄会林到传记组采访，又到西北战场实地考察两个月，花半年时间写出电影剧本《彭德怀在西线》交给了西影。

西影接收剧本后很快组织了摄制组，又以摄制组名义在西北五省筹集资金一千万元。

此时，吴天明就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

吴天明看了剧本《彭德怀在西线》，说：“剧本不行。打来打去像拉洋片。不但要写彭德怀的军事，还应当写政治、品质，写一生。”。　最好的txt下载网

使用者与创作者（4）

但是两位剧本作者不同意修改。他们有自己的主张，不想在政治上担风险，只想把彭德怀写成“中国的巴顿将军”，写纯战争。

吴天明说：“他们不改，我们自己改。”

于是，他找到了郑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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