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月亮什么的终究还是假的,虚晃一枪,真正的下酒之物,最后还是得结结实实地落实在肉上。
红黄清白浊,不管你好的是哪一口,无可否认的是,最高雅和最通俗的下酒菜,都是肉。吃香喝辣,辣的未必是酒,香的一定是肉。在这一层的关系里面,肉就是肉,而酒则是吃喝之“灵”,灵肉结合之际,酣畅之境便油然而至矣。
知识分子如此,粗人概莫能外。两者即使彼此看不顺眼,至少还能做成酒肉朋友。当然后者如梁山泊好汉者,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一旦发起火来,就免不了要换换口味改以人肉下酒,正如知识分子一旦来了灵感,也会《 汉书 》下酒,花月下酒,胡天胡地一番。《 水浒传 》第40回里宋江智取无为军张顺活捉黄文炳:“晁盖道:‘说得是。’教:‘取把尖刀来,就讨盆炭火来,细细地割这厮,烧来下酒与我贤弟消这怨气!’李逵拿起尖刀,看着黄文炳,笑道:‘你这厮在蔡九知府后堂且会说黄道黑,拨置害人,无中生有,掇撺他!今日你要快死,老爷却要你慢死!’便把尖刀先从腿上割起。拣好的,就当面炭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下 酒(2)
“炙”就是烧烤,这种下酒之物,李白肯定也是好的。不过与李白相比,李逵显然是粗人中之粗人,但是于喝酒吃肉之道,虽不晓得举杯邀月这等细活,却也堪称粗中有细。就连以人肉下酒,分明也讲究个对内脏和肌肉部分做分别处理:“无片时,割了黄文炳,李逵方把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好汉看醒酒汤。”
就下酒而言,腿肉和心肝似乎各有各的功效。这大概也可以算是一种另类的灵肉结合。
对酒当歌
这是成都“诗人大厨”二毛为他的“川东老家”饭馆所撰之广告诗:
鸡杂下酒,
嘈杂下酒,
人气旺盛下酒,
白帽子厨师下酒,
青春期小姐下酒,
卤过的女朋友下酒。
鸡杂或者嘈杂,诗人的下酒之物实在是够杂的了。事实上,在中国男人的传统境界里,最高等级的下酒之物,既不是食物,也不是另一种酒,而是另一个人。就实际情况来看并且以二毛的广告诗为例,那个人通常都属于该诗的最后两行所提到的那种——当然,这里的“以人下酒”指的并不是真的把人剁巴剁巴煮煮吃了。例如,林语堂在文章里曾经以达利的风格描绘这样一幅“鲁迅饮酒图”:“故鲁迅所杀,猛士劲敌有之,僧丐无赖,鸡狗牛蛇亦有之。鲁迅终不以天下英雄死尽,宝剑无用武之地而悲。路见疯犬、癞犬及守家犬,挥剑一砍,提狗头归,而饮绍兴,名为下酒……然鲁迅亦有一副大心肠。狗头煮熟,饮酒烂醉,鲁迅乃独坐灯下而兴叹。”
鲁迅之“狗头下酒”,其实就是“人头下酒”;而这里的“人头”其实就是人的一种模拟。与鲁壮士的“人头”相比,台湾诗人夏宇珍藏的下酒之物则显得比较淡寡飘忽,犹如斋菜:
把你的影子加点盐
腌起来
风干
老的时候
下酒
(《 甜蜜的复仇 》)
卤过的女朋友也好,腌过的倩影也罢,文化人的下酒菜,似乎都不脱咸亨酒家的风格。境界至高同时成本至低的下酒之物,既不是食物,也不是另一种酒,更不是另一个人,而是文字。据《 稗史汇编 》卷三十六记载:“苏子美豪放,欲酒无算。在妇翁杜正献家,每观书以一斗为率。正献深疑,使子弟密察之。闻读《 汉书·张子房传 》,至良与客狙击秦皇,误中副车,抚案曰:惜乎市之不中,遂满引一大白……正献公知之,大笑曰:有如此下酒物,一斗诚不为多。”
比“《 汉书 》下酒”更牛更省钱的,看来就只有听歌了。正所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以音乐下酒,跟往事干杯。古人云,酒为色媒。如果我们大幅度放宽对于“色”的解释范围,就不难发现,酒是媒体,色是信息,而媒体就是信息——也就是说,酒、色同体,人、酒难分。“酒不醉人人自醉”的意思可能是:人不仅就是他自己最好的那壶酒,同时也正是他自己最香的那盘下酒菜。
世界上唯一不太适合下酒的东西,剩下大概也只有另一种酒了。生前以善饮著称的古龙先生有言道:“会喝酒的人都知道,一个人若想快醉,最好的法子就是用酒来下酒,用黄酒来下白干。”就“快醉”而言,用黄酒来下白干,功效上其实跟以白干来下黄酒或者用威士忌来下葡萄酒并无二致,以酒下酒,以暴易暴,不是“若想快醉”,就是但求速死。所以古龙另附了一则说明如下:“只不过这种法子虽然人人都知道,却很少有人用,因为一份人心里若没有很深的痛苦,总希望自己醉得越慢越好。”
美味训诂
“《 考吃 》这本书是1997年由中国书店出版的……中国书店的第一版只印了三千册,但很快卖完。”( 摘自人民大学出版社《 考吃 》,作者朱伟自序 )
当年“只印了三千册”并且“很快卖完”的《 考吃 》第一版,其中就有一本是被我买走的,时间是1998年末,地点是广州北京路古籍书店。当时,我正准备在《 南方周末 》开始写名叫“写食主义”的专栏。1999年6月,朱伟到广州约稿,我带上了这本书,于是作者就留下了“沈宏菲先生雅正”七个大字。至于我的“雅正”之法,却多少有些不雅,因为我把它当成了“写食主义”的常备工具书。
现在可以这样讲,如果不是《 南方周末 》的编辑很偶然地约当时百无聊赖的我写写吃喝,后来若不是昏暗的广州古籍书店里的那一排挤满了线装书的书架上偶然买到了《 考吃 》,就不会有后来的“写食主义”,那就像做菜没有了盐。而任何人以任何文字任何风格写中国饮食如果不参考《 考吃 》,就像明明有盐却忘了放。
“写食主义”和《 考吃 》的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属于“白话文笔记”,都是考据性的。不过,前者是假装的考据,纯属文字游戏,而“伪考据”之所以能够得逞于一时,实在要归功于后者的“真考据”。对于“写食主义”和它的作者来说,《 考吃 》的好处不仅是资料之丰富,尤在于取材之繁杂。也就是说,朱伟从各种典籍里一句一段地抠出来的那些盐,一旦用之于“写食主义”这口七荤八素的大锅里,作为一个偷懒而又爱面子的厨师,我就不必每一次都注明“此乃援引自朱伟之《 考吃 》”,我可以忽而《 周礼 》、《 天工开物 》、《 梦溪笔谈 》、《 本草纲目 》、《 随园食单 》;忽而《 滇海虞衡志 》、《 仪征岁时记 》、《 水族加恩簿 》,指点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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