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我们难免会碰到强大的对手,这时候,你准备如何对付他们呢?是针尖对麦芒以硬碰硬,还是斗智不斗力,不战而屈人之兵呢?我想后一种答案无疑是肯定的。
软绳子捆得住硬柴禾
其实,人生有时候就像砍柴,当一大堆柴禾堆在那里,与其费尽周折把它们都掰成小段,然后拿麻袋装回去,还不如找根儿绳子把它们捆起来背回去,简单而又轻而易举。
楚庄公率部队攻打郑国。郑国的国力弱小,如果与楚国硬拼,无异于以卵击石。坐以待毙更不可取,必然导致国破家亡。聪明的郑国国君采取了一个令人拍案叫绝的对策:他袒胸露臂赤手空拳领着子民们在路上欢迎楚庄王。楚庄王看到这样的场景只好说:“郑国国君,一定会礼贤下士,老百姓们会拥护他,会为他拼死效命。”于是便撤军回去。
这便是《左传》里记载的“肉袒相迎”的故事。在那个时代,两军交战是非常讲求礼节的,尽管是春秋无义战,但人们都极为崇尚礼与道德,如果楚军继续和郑人打仗,即使他们费九牛二虎之力把仗打赢了,也会是在众人面前失礼的,所以郑军以其道义胜过了楚军。
炼铁冶钢,须用柔火才能将钢烧熔。立身处世,也最忌用强。倘若对方跟你以强对强,必然出现杀敌一千自伤八百两败俱伤的局面,要是碰上善于以柔克刚的高手,恐怕更要败个稀里糊涂。
孟获是三国时南方少数民族的首领,率众起兵反叛,诸葛亮奉命率兵去平定。当诸葛亮听说孟获不但作战勇敢,而且在南中各个地区的部族人民中很有威望时,便想到如果把他争取过来,就会使蜀国有一个安定的大后方。于是,下令对孟获只许活捉,不得伤害。
当蜀军和孟获的部队初次交锋时,诸葛亮授意蜀军故意败退,引孟获追赶。孟获仗着人多势众,只顾向前猛冲,结果中了蜀军的埋伏,被打得大败,自己也做了俘虏。当蜀军押着五花大绑的孟获回营时,孟获心知此次必死无疑,刁钻使横,破口大骂。谁知一进蜀军大营,诸葛亮不但立即让人给他松了绑绳,还陪他参观蜀军营寨,好言劝他归降。孟获野性难驯,不但不服气,反而倨傲无礼,说诸葛亮使诈。
诸葛亮也不气恼,放他回去,二人相约再战。
孟获跑回去之后,重整旗鼓,又一次气势汹汹地进攻蜀军,结果又被活捉。诸葛亮劝降不成,又一次把孟获送出大营。孟获也是个犟脾气,回去又率人来攻并同时改变进攻策略,或坚守渡口,或退守山地,却怎么也摆脱不了诸葛亮的控制。一次又一次遭擒,一次又一次被放。到了第七次被擒,诸葛亮还要再放,孟获却不肯走了,他流着泪说:“丞相对我孟获七擒七纵,可以说是仁至义尽,我打心眼里佩服,从今以后,我绝不再提反叛之事。”
孟获回去之后,说服各个叛乱部落全部投降,南中地区重新归属蜀汉控制。自此,蜀国的大后方变得稳定,南方各族人民也得以休养生息,安居乐业。
孟获的硬石头碰到了诸葛亮的软棉花,有劲没处使,除了臣服别无选择。
常言说,事不过三。忍让一次两次都可以,再三再四就有些按捺不住。可是诸葛亮却为了自己后方的稳定而对孟获捉了放,放了捉,耐着性子忍下去,并没有因为孟获的行为而放弃。诸葛亮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以德服人,使孟获心悦诚服,下定决心不再叛乱。这就能够使自己获得一个稳固安定的大后方,使国内人民免于战乱之苦,同时也能逐渐积蓄力量以对付魏、吴的觊觎和侵略。如果诸葛亮对孟获的傲慢失礼和不识时务无法忍耐,抓住之后一刀杀掉,那也就只能出一时之气,反而会激起其他族人的敌忾,竟起效尤,那么他不但会对此疲于应付,而且会因无暇他顾而被曹魏和东吴有机可乘,丢了天下。
学会用软绳子去捆硬柴禾,才能在人生中春风得意,才能在竞争中游刃有余。在行动中,有时候,反其道行之没准是一种最好的选择。
容人之过是一种大智慧
在上位的人不能容忍,动辄发怒,就会遗过于下面的人;如果在下位的人,不顾礼义,却逞强发怒一定会冒犯上位的人;只要有一方不知制怒,而轻易发作的话,后果都是贻害更多的人。这就需要“容过”。
唐太宗贞观二年,河南有个叫李好德的人有精神病,常乱讲一些妖言,皇帝下令大理丞相张蕴古去察访此事。张蕴古察访后上奏折说李好德确实有病,而且有检验结果,不应当抓起来。治书权万纪上书弹劾张蕴古,因为他是相州人,而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是相州刺史,所以说是张蕴古讨好顺从他,考察之情也不会是实事求是。皇帝很生气,下令把张蕴古杀了。后来此事为魏征处理,皇帝暗地里很后悔。
由于自己一时的怒气,不详细核实,不做认真细致的调查,就草菅人命,唐太宗是过于轻率了。这是不忍怒气的后果,人一发怒,出于一时的激愤,做事就有可能过火,等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为时已晚。就在同一年里,又有一次,唐太宗又因为瀛州刺史卢祖尚文武双全、廉直公正,征召他进朝廷,告诉他:“交趾久久没有得到适当的人去管理,现在需你去镇抚。”卢祖尚行礼感谢后出来,不久就感到后悔,他托病推辞。皇上派杜如晦等人宣读诏书,卢祖尚坚决推辞,皇上非常生气,说:“我派人都派不出去,还怎么处理政务?”下令在朝廷上把他杀了,但很快又感到后悔。魏征对他说:“齐文宣帝要任肯州长史姚恺为光州刺史,姚恺不肯去。文宣帝气愤地责备他,他回答说:‘我先任大州的官职,只有功绩并没有犯罪,现在却让我担任小州的官职,所以我不愿意去。’文宣帝就饶了他的死罪。”唐太宗说:“卢祖尚虽然有失臣子的礼仪,我杀了他也太过分,由此看来,我还不如文宣帝呢。”马上命令追复卢祖尚荫庇子孙任官的权利。
唐太宗认识到了自己做事因怒不忍,过于急躁,连杀了两位臣子,悔恨之意溢于言表。尽管他知错能改,但毕竟有些事情是无法补救的。正是由于怒能造成严重的危害,所以古今中外许多人都下工夫去研究制怒的办法。很多人发现制怒的唯一良方是忍。在一般的情况下,人们应该抑制愤怒情绪的发作,以利自身健康,以利团结他人,以利相安和谐,以利事业发展。在极特殊的情况下,也完全可以以怒为计,震慑敌人,激怒敌人,以便战胜敌人。
所谓“容过”,就是容许别人犯过失,也容许别人改正错误。不要因为某人一有某种过失,便忽视他,或一棍子打死,或从此以某种眼光去看待对方,“一过定终身”。这也是一种“忍”的形式。
孰人无过呢?谁都可能犯过失。这样说,可能大家理解起来比较容易。但“容过”讲的则是这样一种“过”,它给自己带来了一定的损失,或在某种程度上与自己有关。例如,自己的下属有了过错自己的合作者有了过错,或者是自己的家人有了什么过错,等等。在这种情形下,能否有一种宽容的态度对待这种“过”,当然是衡量人的素质的一个方面。“容过”这种忍就是要压制或克服自己内心对于当事人的歧视,尽管自己心里并不快乐,感到懊丧,但却应该设身处地地为当事人着想,想一下自己如果在这种场合下会如何做,在做错了某事之后又有何种想法,当然,这里需要“容”,需要“忍”的是对于当事人本人,而对于具体的事情本身则应该讲明白,该批评的必须批评。
由此可见,“容过”这种“忍”的形式主要体现了人们的一种宽厚、平和人格。很明显,能够“容过”的人,往往能够建立起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群众基础。同时,也能够得到人们的赞赏和认可。
容人之过,不是一味退让,不是无能懦弱,而是一种宽广博大的胸怀,包容一切的气概。
有的时候要暂时妥协
暂时妥协是人生的一大策略,暂时交出或放弃,是在这一过程中等待时机,创造条件,以求扭转乾坤以图东山再起。
“妥协”就其词义来说,是用让步的方法避免冲突或争执。从词性上看,妥协并无褒贬之分。近日得闲,翻阅史传、小说,顿生感悟:原来,暂时的或者说必要的妥协.,乃是人生一大策略。
《老子》上有这样几句话:“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去之,必固与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后人把老子的这一思想概括为“取予之计”。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成为我国古代军事上的一种暂作妥协、待机索取的常用策略。
东周时期,在著名的“三家分晋”之战中,魏国国君等就成功地运用了这一策略。当时正值春秋末期,晋国的命运掌握在智、韩、赵、魏“四家”手中,其中智伯最强。他不满四家共享的局面,而欲独占晋国。于是,智伯打着加强公室的幌子,要三家各拿出一部分土地和庶民给晋君,实则是扩充自己的地盘。他先去威逼韩国国君康子。
康子本想拒绝,宰相段规说:“智伯贪得无厌,假君命以削吾地,若用兵,是抗君也,彼将借以罪我,不如与之。”
段规建议,接受智伯的要求,割地后见机而行。
智伯又袭用逼韩之法,向魏国索要土地。魏君桓子认为他欺人太甚,欲加拒绝,宰相任章劝说道:“君予之地,智伯必骄而轻敌,邻邦必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国,则智伯之命不长矣。”
结果正如任章所料,智伯终被韩、魏、赵三家所灭。
战争中往往有这种情况:在条件不具备时,要想夺取或保存某种东西,必须暂时交出‘或放弃它,在“交出”或“放弃”的过程中,等待时机,创造条件,最后把它再夺回来。这种“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屡被后代兵家所推崇。
历史小说《袁崇焕》中,谈及“取予之道”,给人启发,也令人感叹。袁崇焕是明末著名军事家,官至兵部尚书。他屡次击退清军的进攻,战功卓著,结果却是含冤被杀。小说中说,辽东战役时袁崇焕曾想以暂时的妥协换取准备的时间。他认为,当军事上准备没有充分之时,暂时与外敌议和以争取时间,历史上不乏先例。汉高祖刘邦曾与匈奴议和,争取时间来恢复、蓄养国力、兵力,等到汉武帝强盛时才大举反击;唐太宗李世民曾代父皇李渊做主,与突厥议和,等到兵马齐备,军队训练有素时,才派李靖北伐,大杀突厥犯敌。(顺便提及,二战史上,外国政治家、军事家因某种需要而暂时妥协者也有实例。)同是妥协议和,秦桧与前金的议和,同诸葛亮与孙权周瑜的议和,有着天壤之别,前者是屈膝投降,而后者是暂时退让,这种妥协是为将来的进攻做策略上的准备,不可同日而语。然而,袁崇焕当时的委曲求全的妥协策略;难以让人理解,其为社稷计忍辱负重、行举世嫌疑之事,实属不易,此不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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