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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慎独克欲曾国藩的修心养性之路（第3页）

这年秋冬季，曾国藩病情更加严重，“脚肿愈甚，常服之袜已不能人，肥而复硬，且似已肿过膝上者。大约作文及看生书，俱嫌用心太过，有损于血，而气不能运化，故至于此，以后当不做文，不看生书”。在这则日记中，我们既可看到他身体的状况，也可看到他在写作和读书时的投入。在此他虽规定自己以后当不做文，不看生书，但无法按规定办事。因为不久，扬州阮家送《许周生集》，这是一部他从未看过的新书，拿到手后便难以放下，读就必须从头到尾读完，读的过程又全神贯注。后来湖南王闿运送近年所著《周易燕说》、《尚书大传补注》、《禹贡笺》、《谷梁申义》、《庄子七篇注》、《湘绮楼文集》，他收到后虽不能一一细看，但每书都较为认真地翻看了几遍。此后他又违背原来规定的不阅读生书的初衷，继续坚持阅读了《居易金箴》，王其淦所送其父著《王霞九文集》，朱彬所纂《札记训纂》，李芋仙寄来的《道蕴编》，日本人所著《新论》，上海新译之书《中外古今年表》，唐义渠所寄之《湖南阳秋》，王霞轩所寄《王少鹤诗》，陶篁村所挹《浙江诗话》，柳兴恩《谷梁大义述》等一批生书。

1872年3月2日，曾国藩的老病之躯已如风中残烛了。这一天，他“病肝风，右足麻木，良久乃愈”。3月5日，前河道总督苏廷魁过金陵，曾国藩出城迎候，出发之前阅《二程全书》，迎接途中，“舆中背诵《四书》，忽手指戈什哈，欲有所言，口噤不能出声”。身体差到如此地步，他还是坚持每日阅读《二程全书》。但他接连在日记中发出感叹：“近年或做诗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也。不能溘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苟活人间，惭悚何极!”“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久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他自知油尽灯枯，将不久于人世，便抓住生命即将息歇时光做自己最喜爱的事——读书。他每天读的书就是《二程全书》，希望在理学的探究和修养上，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

修炼一颗淡定之心

曾国藩语录：若能去忿欲以养体，存倔强以养志，则日进无疆矣。

儒家讲究“入世”，要“了却君王天下事，留得生前身后名”，功名利禄之心极重。但也有一些不为功名利禄所动的品行高洁之土，他们或文字飘逸，或志趣高雅，讲求的是自娱自乐，独善其身，视功名利禄如浮云。

曾国藩一生政务、军务缠身，若说他没有功名利禄之心是不可能的。他在初次进京赶考时，就充满希望。他的好友刘蓉在评价当时的曾国藩时，用了“锐意功名，意气自豪”一语。曾国藩在考中进士时，名列三甲，按照惯例，三甲进士多不能入翰林，曾国藩又羞愧又失望，差一点就回家了。后来，由于几个好友的尽力规劝，年轻气盛的曾国藩才留下来，按时参加朝考。

有功名利禄之心，并为此锐意进取，应该说是值得肯定的，但如果把功名利禄看得过重，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追名逐利上，就走向了极端，走进了死胡同。人生丰富多彩，除了功名利禄，还有其他方面的东西可以去尝试，这样才是享受人生乐趣的做法。

曾国藩涉身军务，战争的激烈、残酷，人事上的相互猜忌、争权夺利，时时刻刻让他处于紧张焦虑之中。为此，曾国藩常常身心疲惫之极，描述自己身体状况的言语时常载于他的日记和与朋友的书信往来之中，而一旦谈及身体状况，就免不了涉及古人心胸开阔、恬然物外的自怡之趣，对此曾国藩充满了羡慕之情。同治九年（1870）四月八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阅《范文正集》尺牍，《年谱》中有云：“千古圣贤，不能免生死，不能管后事，一身从无中来，却归无中去。谁是亲疏?谁能主宰?既无奈何，即放心逍遥，任委来往。如此断了，既心气渐顺，五脏亦和，药方有效，食方有味也。只如安乐人忽有忧事，便吃食不下，何况久病，更忧生死，更忧身后，乃在大怖中，饮食安可得下?请宽心将息”云云。乃劝其中舍三哥之帖。余近日多忧多虑，正宜读此一段。

心胸宽广，把生死名利置于脑后，这样才会置心物外，身心舒畅。但曾国藩常常做不到这一点，经常为了博得一个好名声而茶饭不思，寝食不安。对此，曾国藩心欲改之而又无可奈何，在日记中可以看到曾国藩矛盾徘徊之复杂心态。如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二十日的日记中就这样写道：

日内不敬不静，常致劳乏，以后须从“心正气顺”四字上体验。谨记谨记!又每日游思，多半要人说好。为人好名，可耻!而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此名心之症结于隐微者深也。何日能拔此根株?

曾国藩以古人开阔胸怀、淡然物外的生活处世态度为榜样，以此作为自己立足于官场的不传之秘，不仅用它来排解自己心中急急于功名利禄的心思，还将其用于养生、长寿。他对李续宜说：

向每谓沉闷非养生所宜，乃以润帅之轩昂豁达，亦复不登中寿，则知命之修短，事之成败，名之显晦，皆有冥冥者主持。吾辈但求大德不甚逾闲，此外正当委心任运，淡泊相遭。阁下劝我宽怀，仆亦愿阁下旷然自适也。

郁郁不乐是养生之大敌，要想生活过得轻松自如，就要想方设法去掉功名之心，没有了功名之心，政务、军务中的烦恼、不顺也就可以淡然处之。人生中难免会有诸多不如意之事，在追求功名利禄之路上，有成也有败，这些都与个人的运气很有关系，不单纯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什么事都这么想得开，自然就心情舒畅了。就像曾国藩对李鸿裔所说的那样：

凡病在根本者，贵于内外交养。养内之道，第一将此心放在太平地方，久久自有功效。曾国藩深知自己身处军营，要时时谨慎小心；同时，为保持心情舒畅，还要有一颗平常之心，要懂得去寻乐、求乐。

为此，曾国藩曾经作一对联以自励：

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

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

同治十年（1871）正月十七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偶作联语以自箴，云：“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一本《孟子》“夜气”章之意，一本《论语》“疏水曲肱”章之意，以绝去梏亡营扰之私。

一次，曾国藩读苏轼的诗，其中有云：“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曾国藩看后沉思良久，又添上了两句自己的话：“修德不求报，能文不求名。”这四名话中，前面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要靠个人奋斗，后面则是功利上的东西。能够达到这四句话所说的境界，那么就可以算作心胸宽广、懂得乐生之人了。

曾国藩的名利之心比较重，尽管他自己也不愿意这样。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初九，曾国藩在日记中对自己进行了批判：

见好物与人争，若争名争利，如此则为无所不至之小人矣，倘所谓喻利者乎?与人争名争利，则流于小人之列，这是正人君子所不齿的。

曾国藩就是这样在矛盾和不断的自我反省中度过了一生。一方面，功名利禄之心很强，这是他最初踏上仕途的原因和动力。到后来科举成名，志得意满，做出一番事业，垂范于乡党，名列忠臣，更是他孜孜以求的理想。及至后来身至军营，有了施展自己报负的场地，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战争中取得卓著的功勋，这给曾国藩带来了很大荣誉。但另一方面，曾国藩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长时间的车马劳顿，军政要务时刻让他不得安宁，这更给他的身心带来了很大压力。为此曾国藩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缓解，学习古人淡泊名利的心胸是他一直不断追求的。但人的性格一旦生成，往往很难有所更易，何况曾国藩身居高位，政务、军务缠身，要说不计名利是不可能的。他能够践行的就是不断提醒自己，以古人心胸开阔者为学习榜样，读他们的诗作文章，体会他们在其中表达出来的光明磊落之心：

夜与次青（李元度）论古文之法。次青天分高，成就当未可量。是日，思白香山、陆放翁之襟怀澹宕，殊不可及。古文家胸襟虽淡，而笔下难于写出。思一为之，以写淡定之怀，古所谓一卷冰雪文者也。

除了学习这些古人胸怀、体会其胸襟之外，曾国藩比他们更高一筹。别人胸怀虽淡，笔下却难以写出来。曾国藩却可以用笔写淡定之怀。后人读他的诗文，其中自有一股雄浑之气，但细细品味，又有一种闲淡雅致。文如其人，文章的风格，也体现了曾国藩的办事风格。

不断完善自身的修养

曾国藩语录：吾人只人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做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

曾国藩当初也和平常人一样，有着自己的不良的习性，但他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一旦当他意识到其危害之后，为了能他日有所作为，就通过不断自励，严格限制自己的情欲，改掉不良习惯，不断完善自身的修养。

曾国藩到京师的最初几年，也是一个凡夫俗子，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每天应酬特别多，这并不是他官做大了，应酬必不可少，相反倒是“没事找事”，消磨时光。

道光二十年四月，庶吉士散馆，他以第—二等第十九名留在翰林院。中国传统的做官之道是重中央轻地方，虽然中央的俸禄不比地方高，但可以结交朝中大臣，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更重要的是，在中央为官，尤其是翰林院官，属于“天子近臣”，如果一个人的水平可以，很快就会脱颖而出，升迁的机会自然要多得多。做地方官则不然。按过去的体制，任地方官有冲、繁、疲、难的区分，“疲”，说白了就是穷地方，在这个地方很难干出成绩。与曾国藩前后任进士的胡林翼更可以说明问题，他在贵州一干就是九年，后来胡发誓宁愿出外当慕僚起家，也不愿继续留在贵州效力。胡出贵州时只是个道员，而曾国藩已是官居二品的侍郎了。

曾国藩留在翰林院后，“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觉过了四十余天”。此后的一段时间，除了给家里写一封信商议家眷来京之事外，“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每天都是送往迎来，吃酒、读书、闲侃。所以他早期的《日记》每天都在“检讨”，但每天都会故伎重演。显然这种品性，若不能自察自改，是无益于自己的目标，不能成就大事的。

按翰林院的官员，读书养望、切磋交往是“本职工作”，本无可厚非，但每天如此打发日子，终究养不成经世的韬略。二十二年十月的一天，曾国藩读了《易经·损卦》后，即出门拜客，在杜兰溪家吃了中饭，随即又到何子敬处祝贺生日，晚上又在何宅听了昆曲，到了“初更时分”才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家中。当天的日记又充满自责，说，“明知（何子敬生日）尽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随流的意思。总是立志不坚，不能斩断葛根，截然由义，故一引便放逸了”。《日记》中仍不忘“戒之”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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