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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诗歌生命的解读者叶橹（第1页）

庄晓明

诚然，如叶橹先生在发现并评论昌耀的文中所言，真正的诗人是以自己的诗篇作为它生命形式的呈现，而他的生命也就借此留存于他的诗中。同样的，一个真正的诗评家，在解读一首诗的时候，亦是将自己的生命以某种形式赋予了这首诗———那么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种诗歌景观:在一首诗中，两个杰出的生命在静静地对话、交换，并相互注释，从而完成了一起现实中不可能的诗歌事件。在某种意义上，叶橹先生的生命，就是由这样大大小小的诗歌事件编织而成。他的解读诗歌，不仅仅是在解读诗人在诗篇中所展开的生命，同时亦是在解读自己的生命，而他的生命，又赋予了他所解读的诗篇以更为广阔深邃的空间———先生就这般以他的不懈地追求着的文字，完成了他的“生命诗学”。

从一开始，先生便获得了一种坚定而自信的风度，他的发表于《人民文学》1956年2月号的《激情的赞歌》一文，在谈到闻捷时:

一年来，闻捷给我们写出了《吐鲁番的情歌》《博斯腾湖滨》等好多首优美的诗篇，我们有理由这样说:我们的国家又出现了一个有才能的诗人。

在发表在《奔流》1957年7月号的《公刘的近作》一文中，这样评论道:

从诗人近年来所发表的诗篇来看，无论在思想内容的深度和艺术技巧上，都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了一步……而这，正是公刘以往的诗篇所缺少的。当诗人一旦把这种敏锐的艺术感受能力和对生活的深刻观察、思考结合起来的时候，他的诗篇就放射出耀眼的光彩。

写这些评论文字的时候，先生还是大学中文系的一名学生，我们不能不惊讶于他对重要的诗歌和诗人出现时的迅捷的反应、敏锐的判断。自然，这一切应归之于先生的广阔阅读及对自己学识的自信，同时，它亦来自先生对生命赋予自己的一种诗歌使命的确认。今天，我们都已认可闻捷、公刘是那个时代产生的重要诗人，但在先生写出他的极具预见性的文章的时候，一切都还处于不确定之中。而成为一种奇迹的是，这种对诗歌和诗人的敏锐而准确的反应、判断，竟伴随了先生的一生，并在他的对昌耀的发现与推荐，对洛夫《漂木》文本解读中，达到了一个杰出的诗评家所能达到的高度———批评家的评论与诗人的创作一般，发现、创造同样是决定性的。而且，与许多强健的大诗人一般，先生是一个不断发展中的诗评家。

1957年的一阵“奇异的风”，突然将先生卷入了生活的炼狱，中断了他刚刚开始的极具希望的评论家生涯。如何评价随后20年的流放岁月，颇为复杂，因为作为某种补偿，这段遭遇，使得他与另一位几乎同时坠入炼狱，又有着几乎相同的流放时间的诗歌伟人———昌耀的生命产生了一种叠印、共振。甚至他们在流放中的婚姻都是如此的相似———昌耀在荒凉的青藏高原与一位不懂汉语的土伯特女人结婚而安居寂寞;先生则在苏北一偏远的乡村与一位不识字的善良的姑娘成家而艰难度日。今天，人们争着与昌耀这位大诗人攀缘结亲，而他的最早的两三个发现者之一，最深刻有力的诗歌文本解读者———叶橹先生，却默默地坐在一隅，观望着这一幕颇具黑色幽默的场面。谁又能想到，复出后的昌耀先生的诗歌是被当时的主流诗坛目为怪物而拒斥的，80年代的“诗人丛书”曾收入昌耀的诗集，但最终被出版社以“看不懂”

为由打了回票。这位流放青藏高原的诗人直到1986年才出版了他的《昌耀抒情诗集》，在1988年的全国第三届诗集评奖中，先生力荐昌耀诗而未果，愤懑中从此投入了对昌耀诗的研究，完成于1988年5月、载于《诗刊》当年第7期的《杜鹃啼血与精卫填海》一文，对昌耀的诗及诗中展开的生命做了深刻而极具预见性的解读，其中有这样的文字:

读昌耀的诗，你会首先感到，这是一个真正把诗作为自己生命的最高形式来真诚追求的人。尽管他生活在那一片贫瘠荒漠的土地，精神和肉体遭受过残酷的戕害，然而，他的心灵的天地却显示出一种深邃的丰富性。

《慈航》在当代中国诗坛上应当被视为具有像《神曲》那样一种主题构筑的诗。但丁所表现的是中世纪的灵魂的净化和超脱，是结束了一个时代又开辟了一个时代的过渡时期的人对自身灵魂的拷问。而昌耀则是通过20世纪中国大地上发生的逆转，通过特定人物的命运经历来审判历史，剖视人的灵魂的。“慈航”

这一宗教名词的借用，只有在象征与反讽的意义上来把握和理解，才能真正懂得这首诗的命意所在。

之后，先生又集中对昌耀的长诗《慈航》作了杰出的解读。

《〈慈航〉解读》一文发表在《名作欣赏》1991年第3期，是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先生再次提醒世界:如果我们对这样的诗依然保持沉默而不给以应有的肯定，让岁月的尘垢淹没了它的艺术光彩，或是在若干年之后再让人们重新来发掘它，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应该说是一种批评的失职和审美的失误。

《慈航》之后，对洛夫晚年巨作《漂木》的解读，是先生的另一高峰，是先生于主流诗坛沉默多年后的又一次极具生命力的爆发。长达三千行的《漂木》，是洛夫先生年逾七旬的伟大诗章，是他一生生命的结晶，于2001年出版，虽震惊华语诗坛，但尚未有相匹配的诗歌解读文本来支撑它的伟大———对此，打个不是很妥帖的比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再富有创造性，但如果没有其他杰出科学家的观察实验成果来与之相呼应，就难以成就它的坚实的伟大。2002年11月，似乎已完成了一生使命的洛夫先生，在移居加拿大后，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大陆漫游。11月27日晚，我与岱松等诗友陪洛夫先生游秦淮时，对他提及叶橹先生，于是，通过手机，两位姓莫的老人（洛夫本名莫洛夫;叶橹原名莫绍裘）愉快地交谈起来……次年，叶橹先生长达一万四千余字的《解读〈漂木〉》问世了，发表在极具影响力的《名作欣赏》11期———它至少是大陆著名的诗评家中，第一个对《漂木》文本的权威性的解读，亦完全可看作是两个饱经沧桑，穿越到命运尽头的强健的生命的对话。先生把洛夫的人生归纳为两次“放逐”———第一次是1949年的由大陆去台湾，是历史的被迫的放逐;而晚年的移居加拿大，是又一次放逐，一种自我选择的放逐。其实，在先生为洛夫归纳的两次“放逐”中，又何尝没有自己的影子———一次是自1957年起的长达20年的被迫的放逐，他进入了劳改农场;第二次是自1992年至今的他从浮躁的主流诗坛及商品经济社会的放逐，亦可看作是一次自我的放逐。先生的第一次放逐，众所周知，这里，我想略谈一下先生的第二次“自我放逐”。从20世纪的90年代初，中国经济开足马力走向市场经济，同时亦出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腐败，而作为这种回应，诗歌的精神亦走向全面的溃败。表面上依然热闹的诗坛需要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批评文字呢:或是热衷花拳绣腿，试图博取名声的所谓宏观梳理;或是站在某个圈子的里或外，大唱赞美或大呼反对;或煞有介事地进入诗歌文本，兜了半天圈子，只是为了拿诗歌来验证某个从别处搬来的时髦哲学;更多更坏的则是为了所谓的市场需求而制作的不着边际的赞美———哪儿还能见到生命与生命撞击的火花!先生的那种以生命为“试金石”的文本解读，显然不能适应这个时代的需求，而这个时代喧哗的泡沫，亦经不起这块“试金石”的撞击———这种情况下，先生最好的选择，就是沉默。当然，这种沉默是相对于浮躁的表面诗坛而言，在偏居一隅的扬州，他仍在密切地关注着那些诗人，和他们可能出现的有特色的作品。更多的时候，先生则像潜入深海的大鲸，等待着另一个巨大撞击的到来———这如期到来的撞击，就是洛夫的《漂木》。

先生曾多次说，他把这部三千行的巨著前后读了十余遍。如果没有两个生命的强烈吸引，及撞击的火花的诱惑，是不可能做到的。当别的评论家尚迷恋于“诗魔”洛夫魔术般的语言的时候，先生已穿越了这些，直抵诗人的生命的本质———而只有对诗中展现的诗人的生命的解读，才能真正呈现《漂木》的伟大。在《解读〈漂木〉》一文的开篇中，我们似乎又听到了先生在解读《慈航》时的声音:

洛夫在古稀之年为华文诗坛贡献出的长诗《漂木》，不仅是他个人创作上的一个奇迹，也必将是中国新诗上的一个重大的事件。

仿佛是一种惯性，先生的笔锋很快便探入诗篇的生命:也许正是基于对生命本质的关注，才造成了洛夫对生命存在本身的复杂多元的质地与色彩的包涵与容纳……所以他对生命本身的审视表现出严厉甚至是酷烈的逼视。

对着《漂木》第一章的结尾:

如是我闻

木头说，确曾离开过

走得很远

现在又回到这个旧的磁场

院子里满地的白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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