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浪小说

第14章 崇拜和平之君还是先发制人的战争（第1页）

01年，可怕的恐怖袭击之后的数个月里，美国人民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政府高层官员洪水泛滥般的断言：我们正面临着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隐藏在国内的一个庞大的、组织严密的恐怖团体毁灭性的威胁。然而，正如我们的盟国和自己的情报机构主要成员不断强调的那样，对美国来说，并不存在来自巴格达的任何危险。显然，随着联合国对伊拉克的制裁和对其武器制造业的严格检查，以及占绝对优势的美国军事实力的震慑，萨达姆·侯赛因对邻国的任何挑衅举动、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公开展示，或者与恐怖组织分享武器技术的任何行为，对伊拉克来说都无异于自杀。在美国发动战争摧毁伊拉克武器之前，伊拉克的武器制造项目早已被削减到力不从心的地步。

如果萨达姆真的拥有庞大的核武器或生化武器库，美国的入侵会导致成千上万的伤亡，美军部队的伤亡也将不在少数。没有证据显示，美国或英国的领导人确实预料到或准备付出这样的牺牲。我们不能忽视任何敌对国家或组织可能发展这些武器，但是，根据错误的或蓄意歪曲的情报，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绝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早在孩提时代，我的志向就是去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上学，当一名海军军官，在世界各地为保卫我的国家及其价值观而奋斗终身。1943年，我离开海军预备军官训练团，来到安纳波利斯后，一直在军队供职，直到1953年，我才辞去军职。除艾森豪威尔总统以外，我在军队供职的时间比任何一位总统都要长，包括那些曾在美国内战中当过将军的总统。作为海军军官，如有必要，我随时准备献出生命。尽管如此，我和其他军官及士兵都普遍相信，美国显而易见的强大和稳定对战争是一种威慑，我们军人就是维护和平的人。我从未感到我投身军职违反了我对和平之君-耶稣的信仰。

后来，在与苏联的冷战期间，作为总统，我面临真正令人敬畏的职责：保卫我的国家及其全球的利益。我意识到，在地球上无处不在的自由与共产主义的激烈竞争中，我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我的一个小小的失误将酿成巨大的核灾难。除了部署远程炸弹和效力惊人、由陆地发射的洲际导弹以外，我们成立了一支游弋于海水下的潜艇舰队，可以对付苏联发起的任何一场先发制人的攻击。我们只用一艘舰艇上装备的核弹头，就可以摧毁全苏联的每一个重要城市。

我在担任总统的第一天不得不接受的一个现实是，敌人的核弹头一旦发射，只需要26分钟即可到达华盛顿、纽约及其它的美国目标。在这短暂的瞬间内，我作为总司令的唯一责任就是决定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有效的办法摧毁来袭的导弹，核武器国家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明确反对建立这样的预防体系。在当时的条件下，唯一的选择是发起反击，或者被动挨打。我的选择显然是力图避免这种情形的发生。这就是人人皆知的MAD（确保相互摧毁、两败俱伤）战略，通过它使苏联人相信我们反击的能力和决心，再通过有效的外交努力，维护和平，保护美国人的利益。

我珍藏着一块牌匾，是一位内阁成员在我离任时送的，牌匾上引用了托马斯·杰斐逊的一句话：

在我的政府执政期间，没有一个公民因战争之剑而流一滴血。想到这里，我感到欣慰。

正如前一章所述，美国目前的政策威胁以往所有的总统不遗余力签订的国际协议的有效性。特别令人不安的是，美国采取前所未有的先发制人的战争策略，对维护全球稳定构成威胁。目前的决策不仅彻底背离了美国的历史性政策，而且违背了我们发誓要维护的国际法。《联合国宪章》赋予主权国家固有的单独或集体自卫权，但这一权利只有在遭遇武装袭击时使用。我们的总统甚至无视我们最亲密的盟国，背弃“战争作为最后手段”的原则，宣布美国将单独采取行动，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攻击，并把它视为一条法律。

1837年，丹尼尔·韦伯斯特（四年后被任命为国务卿）曾经说过，应该有“一种自卫的必要手段……迅速，猛烈，没有选择方式的余地或深思熟虑的时间”。一向是共和党政府的坚强支持者的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也承认，先发制人的战争政策是革命性的，“对国际秩序构成挑战”。

使用“邪恶轴心国”标签，不仅将其它国家明确列为潜在的目标，而且关闭了通常采用的以外交途径解决双边争端的大门。人们目前更为严重的担忧之一是，这种激进政策的实施枉费了2001年恐怖袭击以后人们对我们异口同声的同情和支持，使我们在遏制和减少恐怖威胁这一长期而艰苦的斗争中处于相对孤立的境地。

显而易见，2000年总统选举后不久，我们一些新的政治领导人执意要打击伊拉克。“9。11”之后，他们以错误和歪曲的断言，误导美国国会和公众相信：萨达姆·侯赛因不知何故应该为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遭遇的恐怖袭击负责；伊拉克正在发展核武器和其它大规模杀伤性装置，对美国的安全构成直接的威胁。

虽然这些断言的欺骗性后来得到揭穿，但木已成舟，我们大多数公民信以为真，支持战争。子虚乌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将造成灾难这种夸大其辞的宣传，使人感到活生生的恐惧。副总统迪克·切尼不断地发表错误的声明：“在仅仅一天的战争中，我们可能失去的不是数千人，而是数万人，甚至数十万人的生命。”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以蘑菇云笼罩美国城市的恐怖情景，支持切尼的断言。国务卿科林·鲍威尔赴联合国游说，发表了一大堆含义模糊的声明。后来，政府宣布这些信息是错误的，但情报部门没有受到处罚，反而获得嘉奖。

难怪至少在几个月内，惶惶不可终日的美国公民和国会议员支持这场不必要的战争，尽管它不符合我们国家历来采取的通过外交途径而不是武力冲突解决争端的政策，也不符合基督教徒对和平之君耶稣的信念。对我个人和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信奉和平和外交途径并不意味着盲目或全面的和平主义。有正当理由采取战争手段时，战争是必要的；几百年来，关于战争的道德标准早就被慎重地确定出来了。

我们的领导人打击伊拉克的趋势日益明显的时候，我决定为《纽约时报》写一篇文章，提出采取战争手段的起码要求。其实，至少1，600年以来，基督教领袖（如公元400年的圣奥古斯丁和13世纪的圣托马斯·阿奎那）以《新约》为依据，清楚地阐述了他们对战争的看法。我采用了他们用过的基本论据。

2003年3月3日，我在《纽约时报》意见与评论栏目发表如下文字。当时，我还没有认识到美国和英国高层领导人几乎在一年前就已经决定入侵伊拉克。

正义的战争还是非正义的战争？

美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彻底改变了两个多世纪以来两党共同坚持、并为我们国家赢得伟大声誉的承诺。这是建立在基本的宗教信仰和对国际法及国际联盟的尊重之上的承诺，国际联盟有助于产生明智的决策和相互的约束。我们显然要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的决心并没有得到国际支持，违反了这些承诺的前提条件。

作为一个基督教徒和曾经深受国际危机挑衅的总统，我非常熟悉正义之战的原则。一场基本上由单方面决定的对伊拉克的攻击，显然不符合这些原则，这几乎是所有宗教领导人普遍坚守的信念。当然，南方浸礼会的几位发言人是特殊的例外，他们的信念建立在末世论神学之上，含有对以色列的偏爱。

衡量正义的战争的突出标准是，这场战争只能是在所有非暴力的手段用尽之后，不得已而为之的战争。显然，解决问题的明确途径确实存在，如我们自己的领导人以前提议、联合国批准实施的方案。但是现在，在我们的国家安全尚未受到直接威胁，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和政府坚决反对的情况下，美国似乎执意要实施军事和外交行动。这在文明国家的历史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事。我们这场世人皆知的战争计划的第一阶段，是在入侵的几小时内，发射3，000枚炸弹和导弹，攻击相对而言没有防御能力的伊拉克人，目的是挫败伊拉克人民的士气，使他们揭竿而起，推翻自己可恶的领袖，而领袖很有可能躲藏起来，安然无恙，避开大规模的轰炸。

战争使用的武器必须区别目标：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大规模的空中轰炸，即使精准度再高，也总是导致大范围的“周边设施的破坏”。美军伊拉克战区司令弗兰克斯将军早就抱怨，许多军事目标都在医院、学校、清真寺及民宅附近。

战争使用的暴力程度必须与所遭受的损失相匹配。尽管萨达姆犯下其它严重的罪行，但美国人试图把他与“9。11”联系起来，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攻击者必须获得公开代表攻击者的社会所批准的合法授权。联合国安理会几乎全票通过的消除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方案应该继续受到尊重，可我们现在宣布的目标是改变伊拉克的政权，或许还要占领这个种族分裂的国家达10年之久。对于这些目标，我们并没有获得国际授权。目前，安理会的其它成员国顶住了来自华盛顿的巨大经济和政治压力。我们面临的可能性是，不能获得安理会的表决通过，或者遭到俄罗斯、法国及中国的否决。虽然土耳其可能由于巨大的经费补偿、部分控制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及石油资源方面的诱惑支持我们，但其民选的议会至少也会像世界各国一样，对这样的入侵表示忧虑。

https://www.cwzww.com https://www.du8.org https://www.shuhuangxs.com www.baquge.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