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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新千禧年世界最大的挑战（第1页）

u0004宗教有一条重要的训诫，这就是要减轻穷人的痛苦，而原教旨主义者常常对此置若罔闻。《旅居者》杂志编辑吉姆·沃利斯报道说，他和一群神学院的学生仔细查阅《圣经》的每一个小节，寻找提到“财富”和“贫穷”的段落。使他们印象深刻的是，《新约》中每16个小节、《路加福音》每7个小节、其它三福音书每10小节，就有一次提到钱财或穷人。《希伯来圣经》则更多地提到“偶像崇拜”问题，而不是“贫富关系”问题。

当我们朗诵《主祷文》、祈祷上帝的天国降临人间时，我们是在呼吁凡尘俗世的政权结束政治和经济的不公正现象。实际上，一切重要的宗教信仰都是由预言性质的训诫形成的。这些训诫包括行公义、好怜悯、保护和照顾孤儿寡母、以身作则、弘扬上帝对穷人和受害者的同情等。显然，善待穷人应该成为美国政策制定者的头等大事。实际上，如何对待穷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界定衡量贫富的标准，使那些承认拥护我们国家基本的道德价值的人能够直接向穷人表示同情。

2000年来临之际，我应邀为一个大型论坛做演说，论题是：“新千禧年世界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话题，我毫不迟疑地给出了答案：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地球上富人和穷人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贫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而且这一差距还在不断扩大。上一世纪初，全球最富裕的10个国家比最穷的国家富9倍。1960年，两者之间的悬殊达到30:1。本世纪初，世界20个最富裕的国家人均收入为27，591美元，而最穷的国家人均收入仅为211美元，比率是131:1。

我们颇感自豪的一个因素是，美国家庭每年的平均收入是55，000美元。但是，我们必须记住，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人每天得生活费用不足两美元，还有12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到一美元。试想，如果我们每天只有一美元维持自己的衣食住行，会是什么样的情景？显然，我们不会有任何结余来保证自己有医疗保险和教育的机会，保持自尊和对美好未来的希望则更无从谈起了。

我的美国读者和我自己的家庭几乎都属于收入丰厚的人，可我们当中了解穷人困境的人寥寥无几。在过去的20年里，我和妻子代表卡特中心去过120多个国家，了解那些国家的人民及其生活状况，寻求帮助他们生存的最佳办法。目前，我们在65个国家实施扶贫项目。毫不奇怪，其中的35个国家位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我们时刻牢记《世界人权宣言》，而这一宣言的保证之一就是，人人都应该享有满足自己和家人健康和幸福的生活标准。

我在新千禧年来临之际的演说中，列举了一些满足这一生活标准的建议：无条件地增加发展援助项目；免去最贫困的国家的外债；当和平面临明显的威胁时寻求和平的解决方式；逐渐认识穷人；给人们独立自主的权利和责任；加强捐赠者之间的合作；认识极端贫困的后果-它将不可避免地对人权和暴力产生影响，也容易使人接受招募，从事暴力活动。

我们中心的项目表明，即使资源有限，只要合理使用，极端贫困的人也能展现非凡的才智、创造力及效率。卡特中心的工作人员只有150名工作人员，包括园工、接待员及分布在非洲村庄里的专家。因此，我们必须依靠其他人的参与，以提高我们工作的效益。对于大多数项目，我都提前与项目实施国的高层领导人谈判，并签订协议。我们通常能达成这样的协议：卡特中心只派一个外籍专家；经过我们培训的当地公民必须承担必要的任务，工资由他们的政府支付。我们发现这些人工作很投入，也很能干。

为了教非洲农民如何生产更多的粮食（主要是玉米、小麦、高粱或谷子），我们举办培训班。在过去的20个耕作季节里，每一个国家参加培训的人数通常只有60，000个家庭左右，每个家庭的牌逊成本不到10美元。这样的培训使这些家庭掌握了如何选择适合他们当地高度和纬度的最佳种子，学到了如何按行种地、管理禾苗、在最佳的时节收获、保存收获的粮食、合理施肥保持土壤肥沃等方法。他们依然使用简单的手工工具和体力劳动，却使产量翻了一番或两番。

我们还决定帮助治愈一种使人致残的疾病，即基尼蠕虫病（麦地那龙线虫病），该病自有历史记载以来使人深受其苦。当地村民靠池塘在雨季积存的水生活，饮用了含虫卵的死水。一年后，虫卵在体内长成30英寸长的蠕虫，开始蛰皮肤内壁，导致大片溃烂和肌肉组织破坏，给患者带来剧痛，并使其丧失劳动能力。虫卵在一个月内受压从人体皮肤释放。村民为了减轻痛苦，涉入池塘用水冲洗伤口时，大量的虫卵即刻进入水中。

我和罗莎琳在加纳的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里第一次见到蠕虫的肆虐。在那里，三分之二的村民都有蠕虫从他们身体里释放出来。有些人痛苦至极，难以拖着身子从他们的小屋走到村公所，与我们打声招呼。有一位漂亮的年轻妇女的乳头向外释放蠕虫，后来从她身体的不同部位又发现了11条蠕虫。这是令我终身难忘的病例。

我们在印度、巴基斯坦、也门和撒哈拉以南非洲18个国家的23，700个村庄发现了350万个蠕虫病案，并开始有条不紊的防治工作。我们在每一个受到感染的村庄举办讲座，指导人们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自己。他们可以过滤饮用水（使用杜邦公司捐赠的特殊布料），用杀虫剂灭杀池塘的蠕虫卵，或者从深井里取水。如果每个村民如此坚持一年，病患者远离池塘积水，池塘再也得不到新的虫卵，不能孕育病菌，循环的链条则被永远斩断。我们的努力取得了辉煌的成果，现在蠕虫病患者不到0。5％，我们将集中力量防治剩余几个受到感染的村庄。

在防治河盲病（盘尾丝虫病）方面，2004年卡特中心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用默克公司捐增的药品，治愈了1，000多万名患者。尽管此病在非洲根深蒂固，旷日持久，每年需要不断地用药，但我们发现，每年对85％的感染区人口进行两次治疗，此病将从这个半球上销声匿迹。这是我们期望在2007年前实现的目标。

卡特中心实施的健康项目中，防止沙眼项目特别有意思。此病是因眼睛不洁引起的感染，是导致失明的第一病因，但可以防治。从远处看，我们还以为马萨伊或丁卡村落的孩子们戴着眼镜，近距离一看，才发现他们的眼睛周围布满了一圈黑苍蝇，几乎永久地呆在那里汲取水分。感染沙眼后，眼睑内翻，眨眼引起睫毛摩擦角膜，导致失明。我还是小孩的时候就知道这种眼病的几个病例。在佐治亚西南部，我们那些贫困的邻居很少有人像我们家那样，在后院有一个厕所。他们没有室外厕所，致使苍蝇成群。

我们提供一种抗生素片（由辉瑞公司提供），指导他们如何洗脸，教给他们简单的角膜手术，建议村落改善卫生状况，减少苍蝇聚集。这里的人就像很久以前世界其它地方的人一样，养成了在他们家周围大小便的习惯。三年前，我们开始教村民如何建厕所：在地上挖一个坑，用砖头或水泥加固，并把茅坑围起来。

在埃塞俄比亚，人们对这种新型厕所的反应使我们感到惊奇。修建厕所的主要动力来自妇女，原因是男人可以在白天随时随地大小便，但对女性来说这是一个禁忌，除非在晚上。现在，妇女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短时间内，埃塞俄比亚的一个地区就建成了89，500个厕所。

我在这里之所以连篇累牍地讲述这些项目，不过是为了强调：极端贫困的人中有极大的需求；一旦（富人）给予他们小小的的机会，以改善他们的生活，他们会付出极大的热情和效率予以实施。

我们的整个社会日益分裂，这不一定是黑人、白人或西班牙后裔之间的分裂，而主要是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分裂。我们许多人不认识一个穷人。如果我们雇一个女工或干杂活的男工，我们大概不会到他们的家里去拜访，坐在他们的厨房喝一杯咖啡，或者知道他们十来岁的儿子叫什么名字，更不愿意邀请他们到我们的家里做客，带上他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一道去看棒球比赛。就连我们那些信仰宽容的救主耶稣的人都竭力倾向于独自生活，避免与邻居建立密切的关系。我和罗莎琳也受到这一缺点的影响。

距我们家10英里外的“人类栖息地”国际总部提供了一个接近穷苦人最自然的方式。这个组织居然成为离开白宫以来我们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我们所做的不过是签发一些筹款信件，带领自愿者每年用一周的时间到世界各地建房子。20多年来，我们在美国的贫民区、乡镇及一个印第安人保留地和墨西哥、加拿大、朝鲜、菲律宾、匈牙利及南非修建房屋。2006年，我们计划去印度盖房子。

我们与穷人家庭携手努力，实现拥有住房的梦想。人类栖息地住宅项目遵循《圣经》的教诲，按揭售房不收利息。这给我们和许多其他的人提供了愉快而温馨的机会，使我们将宗教信仰付诸实践。在实践中，我们真切地体会到，向穷人伸出援助之手确实难能可贵。

我永远牢记人类栖息地宣传报上的一幅漫画。它是一个村庄的全景图，似乎是从空中的飞机上描绘的：有人在打网球，有人骑者自行车，有人在驾车或教课，或许还有人开着拖拉机耕地。每个人的头上都有一个小圆圈，里面写着这样一句话：“一个人究竟能做什么？”如果渺小的个人奉献出关怀、宽恕和爱心，每一位彼此不同的人齐心协力，我们就能够形成一个方阵、一支力量强大的军队。

尽管美国公民中不乏慷慨大方、仗义疏财之人，但是，我们的政府对穷人的外援额度之小，令人尤为尴尬。可想而知，美国政府的大多数外援都给了友好的国家和军事盟国。华盛顿还限制许多其它形式的援助，附加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条件。看到我们伟大的国家逃避义务，不与地球上赤贫的人分享我们的一大部分财富，令人十分悲伤。

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互相竞争，以援助为诱饵，力图把世界上最穷的国家拉拢到各自的政治和军事轨道上来。冷战结束以来，对人道主义的需要麻木不仁，是美国两党的一大失败。

2002年3月，我代表卡特中心参加联合国在墨西哥蒙特雷召开的关于极端贫困与儿童死亡问题的国际大会。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一大批国家高层领导人亲自与会，并发誓大幅度增加经费，迎接“新千禧年的挑战”。对于这些承诺，我们许多人激动不已。但是，现在大家对美国的实际表现普遍感到失望。

与那些不应该遭受饥饿和痛苦的人分享财富，是衡量一个国家道德价值的一个准则，而我们国家的现状有些奇怪，令人颇感不安。美国人愿意慷慨地帮助别人，他们相信自己的政府将联邦预算的15％用于对外援助。但是，在所有的工业化国家中，我们实际上是最吝啬的国家。我们的外援拨款仅为众人相信的数额的三十分之一。我们的国民总收入大约为11万亿美元，其中与穷国分享的钱仅为每100美元的16美分。如果加上民间的基金会和私人渠道的捐款，我们外援的总额也仅是每100美元国民收入的22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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