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位经济学家亲身经历的一件事。
经济学家罗教授每年春节都要回农村老家,所以每年都要同那些从城市中发散出去的中巴车打交道。每条运营线路的中巴数量、运行班次都是相对固定的,每辆中巴都是承包经营的,大都是夫妻搭档,男的开车,女的收钱。
前几年的中巴车,首先是拥挤,座位小,空当小,腿伸不直,车主还想方设法多塞人,宁可把自己的车都撑足,也不愿意看到客源流向他人,甚至过道上还摆满小板凳;其次是拉拉扯扯,看见客人来,就上前“帮”你提行李,往自己的车上塞,也常发生车主间为争抢客人而打架的情况。就算上了路,开车是忽快忽慢,车主为了获得更多的公路上招手的客源,所以一般策略是想方设法同前一班次拉开距离,便于积累在公路边的等待人数,同时,还要提防后面班次改变策略——变等待为超车,所以在必要的时候还得飙车,防止与后面班次的差距过小。政府管一管,会好一点,但总体没有什么改善,尤其是在春节期间中巴运营更混乱。
但今年坐车罗教授感觉不一样了,中巴车型都换成宽畅的中巴车了,而且,往年的种种恶劣现象也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罗教授很奇怪,就在吃饭的时候和司机谈起来。原来中巴车主老是争抢客源,结果是谁都没有占到好处,反而开得很累,所以他们自行协商,采取了一种新的自我管理机制:承包时每辆车都有一对搭档——开车的和收钱的,这两个人不是夫妻就是亲戚。现在,把这两个人拆开,开车的还是开自己那辆车,但收钱的不许到自己那辆车上收钱,而跟随其他车收钱,而且,收钱的不固定,每天早上准时到岗,随机随车收钱。然后每天晚上把全天的收入清算,大家摊分,每辆车的修理、汽油等费用还是各自承担。每天营业收入前三名的奖励分别为30元、20元和10元,这些钱分别从营业收入后三名的收入中扣除。
这一改变达到了什么样的效果呢?我们可以假设这一路线每天只有两辆中巴,每天有240位乘客,再假设每个乘客在时间上等时排列,每位乘客票价相同,每辆中巴“拉”客能力相同。采用“拉”客方式,由于“拉”客、等客等时间所费,每天只可以跑两次,那么每辆车每次有乘客60位,每天总乘客120位。若采用后一种非“拉”客方式,那么,由于省去了“拉客”、等客等时间,每辆车每天可以跑三次,每次有乘客40位,总量也是120位。所以大家都采用“拉”客方式和非“拉”客方式,每辆车每天的总收入不变。由于乘客在时间上非等时排列,而是随机的,但对于每辆车而言,只要经营的时间足够长,这随机的影响对每辆车都是同样的,与客人等时排列同效。同样,我们上述的假设——每位乘客票价相同,在现实中并非如此,这一影响也可以作相同解释。这样,每辆车,每天的收入只与他们的“拉”客能力有关,由于在实际生活中每辆车的“拉”客能力也相差无几,因此,采用上述“拉”客方式,既辛苦了乘客,浪费了他们的时间,还要由他们承担飙车的风险,又辛苦了拉客的人和那位司机,但车主和收钱人的收入并没有提高,这就是“原来中巴车主老是争抢客源,结果是谁都没有占到好处,反而开得很累”的原因。若后一种非“拉”客方式也是一种“纳什均衡”,那么这一经营方式的改变就是一次“帕累托改善”。
在后一种运作方式下,若有的中巴车仍不按大家协议的方式——非“拉”客方式开车,偷偷地再用前一种以最大客运量(其实也就是收入最大化)为目的方式经营,那么,他们一天的收入(平均收入加奖励)比一般中巴车主的平均收入最多高30元,他们的车由于客人多会产生拥挤、车子磨损更大等问题,而且,车的保养、维修等费用要车主承担,加上拉拉扯扯、为争抢客人、等车、超车、飙车等等所花的成本和承担的风险,这30元钱对一般的中巴车主激励不大。而且,由于“拉”客、“抢”客、等车等花了时间,会影响到来回出车的次数,他们每天的客运量并不一定是前三名的。再说让那位随机的收钱人去拉客,她也没有这种动力,因为后一种方式下她只能得到平均收入,她的收入不会因为多“拉”客而提高。
还有一种可能,车主和收钱的人可以串谋起来,把多拉客人所得的收入隐瞒不报,而私下在他们俩之间分配,但由于收钱的人已不是老婆或亲戚,而换成了“生”人,串谋的成本会高许多,加上收钱的“生”人并不固定,而是每天随机指定的,这样两人串谋的成本会更高。
综上所述,后一种经营方式会成为一个“纳什均衡”,而且,由于经营方式的转变,形成了一次“帕累托”改进。这就是农村中巴车竞争与合作背后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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