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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用大智慧把握大机会（第1页）

有时候，许多机会里蕴藏着让人一败涂地的危机，而许多危机中却酝酿着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绝佳机会。的确，现实生活中的机遇是富有神奇色彩的，有时候是化作另外一种形式呈现在你的面前，你若用能谋善断的智慧识别它、把握它，必能创造辉煌的人生，成就伟大的事业。

深谋善断，绝不坐失良机

缺乏迅速果敢和机动灵活应变能力的人，只能坐失良机。

杰出人的突出特点就是性格果决，多谋善断。决策果断是人格心理的优良品质，它影响到人的行为的成败。缺乏果断品质的人，遇事优柔寡断，在做决定时，往往犹豫不决，而在做出决定之后，又不能坚决执行。

在《三国演义》一书中，关于诸葛亮多谋果断的故事，有很多描述。

西蜀的街亭被司马懿夺走之后，司马懿又率大军50万去夺取诸葛亮驻守的西城。当时城中只有2500名老弱残兵，这是一座空城。面对强大的敌人，战也不能战，守也守不住，又不能逃跑。在这千钧一发的困境中，诸葛亮毫不犹豫地隐匿兵马，城门大开，令少数几个老兵装作平民百姓打扫街道。他自己登上城楼，面对城外而坐，弹琴，饮酒，怡然自得，好一派永庆升平的景象。正是这场“空城计”，使司马懿仓惶逃走，诸葛亮扭转了战局，由败转胜。诸葛亮决策果断，堪称典范。

影响果断品质的因素有多种：

第一，有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谋略与知识是密不可分的，只有知识面广才能足智多谋；孤陋寡闻的人，只能导致智力枯竭。诸葛亮在未出茅庐之时，就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就已经制定了东联孙吴，北拒曹魏，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对抗战略。可见他能果断地制定“空城计”的谋略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果断是经过充分估计客观情况，认真研究和掌握交往对象的各种情况而产生的谋略。曹操率领百万大军进犯江东孙权疆界，东吴朝野上下，主战主降者各执一词，孙权也犹豫不决。

出使东吴的诸葛亮，详细分析了曹操的各种情况。诸葛亮认为，曹操号称百万之师，其实不过四五十万，而且降兵将多，军心不稳，没有战斗力，曹兵皆北方人，不服南方的气候、水土，不习水战，难以致胜。这样的分析，使孙权点头折服，接受了诸葛亮的东吴与西蜀联手抗曹的谋略。这从降到战的转变，正是由于分析和掌握作战对象的情况而制定的。

诸葛亮设计“空城计”，也正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对司马懿心理状态的正确判断。正如诸葛亮后来所说：“此人料吾生平谨慎，必不弄险，见如此模样，疑有伏兵，所以退去，非吾行险，概因不得以而用之。”

第三，对较为复杂的交往活动，为了实现谋略，往往需要同时设想多种方案，以便主体能得以选择最理想的交往谋略去指导交往。

第四，要把握时机，适时地做决定。俗语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交往的谋略要适合一定的机会，一定的谋略总是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在特定条件下才能成功，谋略也是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曾讲述过这样一段故事：保尔·柯察金在途中见到自己的占友朱赫来被敌人的一个士兵押解着。这时，保尔的心狂跳起来，猛然想起自己衣袋里的手枪。于是决定等他们从身边走过时，开枪射死敌士兵，但是一个忧虑的念头又冲击着他：“要是枪法不准，子弹万一射中朱赫来……”就在这一刹那之间，敌士兵已走近面前，在这关键时刻，保尔出其不意地一头扑向那个士兵，抓住了他的枪，死命地往下按……朱赫来终于得救了。

这段故事充分表现了保尔·柯察金的这个决定是果断有力的。

果断不同于冒失或轻率。果断是经过深思熟虑，充分估计客观情况，迅速做出有效的决定；在根据不足，又容许等待时，善于等待，并进行准备；在情况发生变化时，又善于根据新情况，及时做出新决定。

对症下药，在变局中求生存

时势造英雄，机会往往伴随着变局而来。

在变局中求生存，是几千年来中国民间的一种心照不宣的生存哲学，一切都是为了活下去而已。“变”的表现形式千变万化，最令人难以捉摸，有大变，有小变，有全局变，有局部变，有质变，有量变，认识到变化并不是一件难事，难在认识到所面临的变化的性质和特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对症下药，应对变化。

李鸿章的长处正在于此，倾刻地把握了变化的特征，认识到当时的变化是全局性的变化，是质变，是千古未有之奇变，培养了大局观，因为明变，使他引领风潮，成为当时社会最有见识的实力派官员。

李鸿章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剧烈动荡和社会性质发生变异的特殊时期。空前强大的外国侵略者，威胁着清廷的生存。这些侵略者不仅只用少数兵力就直捣中国的京城，迫使咸丰皇帝俯首求和，而且，其侵略触角还广泛地伸向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多领域，引起中国政治格局和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异。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国门刚被打开，一些有识之士就已察觉到，中国正面临着“千古之变局”，甚至发出了“此华洋之变局，亦千古之创局”的惊呼。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后果更令人触目惊心，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如冯桂芬、薛福成、王韬等，或著文，或上书，痛陈列强侵略深入的现状，论证中国正在经历着“千古变局”。

19世纪50年代初，李鸿章投身镇压太平天国。在与外国侵略者的军事合作中，李鸿章获得了许多对西方的感性认识，开扩了视野，因而较快地接受了“变局”的观点，并结合切身的体验，形成了自己的时局观。

同治三年（1864年）秋，李鸿章在致友僚的信中，就以“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狎处辇毂之下，外则布满江海之间”来描述西方列强深入侵略的状况。1865年，他又在一封私人的信函中，以“千古变局”来概括时势。同治十一年（1872年）六月，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他分别写了两份奏疏，全面论述了时局的特点。在第一份奏疏中，他写道：

“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审。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中国向用之弓矛小枪土炮，不敌彼后门进子来福枪炮；向用之帆蓬舟楫艇船炮划，不敌彼轮机兵船，是以受制于西人”。

在第二封奏疏中，他写道：

“历代各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造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惑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市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李鸿章对王韬等人的观点作了进一步发挥，使“变局”观的论据更全面，更充实，在朝中产生了较大影响，引起了较广泛的共鸣。

李鸿章对时局的认识，首先在于承认“变”，并且十分重视这个“变”。这代表了清廷内外一部分较能正视现实并想努力加以挽救的官僚士大夫的思想，而与另一些闭目塞听的顽固派相区别。他常用这种变局观批驳那些不识时务者，抨击许多“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以唤起人们的民族忧患意识。

他不止一次提醒清政府：“自古用兵未有不知己知彼而能决胜者，若彼之所长，己之所短尚未探讨明白，但欲逞意气于孤注之掷，岂非视国事如儿戏耶？”希望清廷能从固步自封妄自尊大的密封圈中摆脱出来，关注宫墙外世界的变化，承认数千年来雄踞东方的央央上国已成为列强欺凌宰割对象的现状，承认敌强我弱的事实，认清形势，设法力挽大厦将倾。

变局观是李鸿章政治主张的出发点，也是他推行洋务运动及考虑各项对内对外政策的主要客观依据。他迫切要求改变这种现状，并且，还发出了“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的豪言壮语、并认定只要“内外臣工，同心同等、以图自治自强之要，则敌国外患未必非中国振兴之资，是在一转瞬间而已”。

李鸿章较早地感触到了中外关系和客观环境的巨变，认识到中国与西方在武器和科学技术上存在的巨大差距，从而吁请清政府适应形势，学习西方的长处，力图自强，其思想具有开明性、进步性。同时，正因为他准确地把握了当时的局势，使得他成为晚清政府离不开的人物。基于变局的认识，李鸿章推动深化洋务运动，利用自己的实力和影响，将中国引上近代化的道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主动出击，抢前一步抓机会

好机会天天都有，坐在家里等不来，还要自己费心去寻找。

现代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机会的竞争，机会是至为宝贵的。因此，一个优秀的人在机会来临的时候，是绝不会放过机会的。

不要认为那些成功者有什么过人之处，如果说他们与常人有什么不同之处，那就是当机会来到他们身边的时候，立即付诸行动，决不迟疑，这就是他们的成功秘诀。

上帝是公平的，他赐予每个人以相同的机会遇。但是有的人成功了，一跃成为商业巨人、上层名流。而有的人终日庸庸碌碌，一事无成。原因就在于有人抓住了机遇办成了事，有的人却让机会轻易溜走。

机会不是一种经过驯化的动物，它也有反咬一口的能力。一个发财的机会，处置得宜，则财源滚滚；处理失当，也可能使自己蒙受重大损失。这就是很多人在机会降临时却畏缩不前的原因。能否成为大商人，不仅是能力问题，也要看你有没有一决胜负的魄力。

很多人把自己无所成就的原因归结于没有遇到好机会。也许确实如此。但没有遇到好机会不等于没有好机会。你有真知灼见，藏在心里，别人就不知晓；你有盖世才华，从不显露出来，别人怎么会重用你？只有努力展示自己，才可能获得更好的机会。有时候，还需要跳起来，去争取那些好像不属于自己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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