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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曾国藩的冲淡平远之境（第1页）

b淡泊以明志，平静以致远。一个人如果对世事不能看得平淡；那么他的心境就会被外物所扰乱，精神就会受到牵累，常因一些不愉快之事而耿耿于怀，就会直接影响到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好坏成败。因此，人要有平淡的心境求得舒解。曾国藩一生忙碌不堪，却以恬淡养生，以冷淡处世，以平淡为官，以远淡治学，胸中自有一片淡定，得人生之极乐。

淡定之怀不可少

儒家讲究“入世”，要“了却君王天下事，留得生前身后名”，功名利禄之心极重。但也有一些不为功名利禄所动的品行高洁之土，他们或文字飘逸，或志趣高雅，讲求的是自娱自乐，独善其身，视功名利禄如浮云。

曾国藩一生政务、军务缠身，若说他没有功名利禄之心是不可能的。他在初次进京赶考时，就充满希望。他的好友刘蓉在评价当时的曾国藩时，用了“锐意功名，意气自豪”一语。曾国藩在考中进士时，名列三甲，按照惯例，三甲进士多不能入翰林，曾国藩又羞愧又失望，差一点就回家了。后来，由于几个好友的尽力规劝，年轻气盛的曾国藩才留下来，按时参加朝考。

有功名利禄之心，并为此锐意进取，应该说是值得肯定的，但如果把功名利禄看得过重，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追名逐利上，就走向了极端，走进了死胡同。人生丰富多彩，除了功名利禄，还有其他方面的东西可以去尝试，这样才是享受人生乐趣的做法。

曾国藩涉身军务，战争的激烈、残酷，人事上的相互猜忌、争权夺利，时时刻刻让他处于紧张焦虑之中。为此，曾国藩常常身心疲惫之极，描述自己身体状况的言语时常载于他的日记和与朋友的书信往来之中，而一旦谈及身体状况，就免不了涉及古人心胸开阔、恬然物外的自怡之趣，对此曾国藩充满了羡慕之情。同治九年（1870）四月八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阅《范文正集》尺牍，《年谱》中有云：“千古圣贤，不能免生死，不能管后事，一身从无中来，却归无中去。谁是亲疏?谁能主宰?既无奈何，即放心逍遥，任委来往。如此断了，既心气渐顺，五脏亦和，药方有效，食方有味也。只如安乐人忽有忧事，便吃食不下，何况久病，更忧生死，更忧身后，乃在大怖中，饮食安可得下?请宽心将息”云云。乃劝其中舍三哥之帖。余近日多忧多虑，正宜读此一段。

心胸宽广，把生死名利置于脑后，这样才会置心物外，身心舒畅。但曾国藩常常做不到这一点，经常为了博得一个好名声而茶饭不思，寝食不安。对此，曾国藩心欲改之而又无可奈何，在日记中可以看到曾国藩矛盾徘徊之复杂心态。如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二十日的日记中就这样写道：

日内不敬不静，常致劳乏，以后须从“心正气顺”四字上体验。谨记谨记!又每日游思，多半要人说好。为人好名，可耻!而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此名心之症结于隐微者深也。何日能拔此根株?

曾国藩以古人开阔胸怀、淡然物外的生活处世态度为榜样，以此作为自己立足于官场的不传之秘，不仅用它来排解自己心中急急于功名利禄的心思，还将其用于养生、长寿。他对李续宜说：

向每谓沉闷非养生所宜，乃以润帅之轩昂豁达，亦复不登中寿，则知命之修短，事之成败，名之显晦，皆有冥冥者主持。吾辈但求大德不甚逾闲，此外正当委心任运，淡泊相遭。阁下劝我宽怀，仆亦愿阁下旷然自适也。

郁郁不乐是养生之大敌，要想生活过得轻松自如，就要想方设法去掉功名之心，没有了功名之心，政务、军务中的烦恼、不顺也就可以淡然处之。人生中难免会有诸多不如意之事，在追求功名利禄之路上，有成也有败，这些都与个人的运气很有关系，不单纯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什么事都这么想得开，自然就心情舒畅了。就像曾国藩对李鸿裔所说的那样：

凡病在根本者，贵于内外交养。养内之道，第一将此心放在太平地方，久久自有功效。曾国藩深知自己身处军营，要时时谨慎小心；同时，为保持心情舒畅，还要有一颗平常之心，要懂得去寻乐、求乐。

为此，曾国藩曾经作一对联以自励：

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

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

同治十年（1871）正月十七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偶作联语以自箴，云：“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一本《孟子》“夜气”章之意，一本《论语》“疏水曲肱”章之意，以绝去梏亡营扰之私。

一次，曾国藩读苏轼的诗，其中有云：“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曾国藩看后沉思良久，又添上了两句自己的话：“修德不求报，能文不求名。”这四名话中，前面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要靠个人奋斗，后面则是功利上的东西。能够达到这四句话所说的境界，那么就可以算作心胸宽广、懂得乐生之人了。

曾国藩的名利之心比较重，尽管他自己也不愿意这样。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初九，曾国藩在日记中对自己进行了批判：

见好物与人争，若争名争利，如此则为无所不至之小人矣，倘所谓喻利者乎?与人争名争利，则流于小人之列，这是正人君子所不齿的。

曾国藩就是这样在矛盾和不断的自我反省中度过了一生。一方面，功名利禄之心很强，这是他最初踏上仕途的原因和动力。到后来科举成名，志得意满，做出一番事业，垂范于乡党，名列忠臣，更是他孜孜以求的理想。及至后来身至军营，有了施展自己报负的场地，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战争中取得卓著的功勋，这给曾国藩带来了很大荣誉。但另一方面，曾国藩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长时间的车马劳顿，军政要务时刻让他不得安宁，这更给他的身心带来了很大压力。为此曾国藩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缓解，学习古人淡泊名利的心胸是他一直不断追求的。但人的性格一旦生成，往往很难有所更易，何况曾国藩身居高位，政务、军务缠身，要说不计名利是不可能的。他能够践行的就是不断提醒自己，以古人心胸开阔者为学习榜样，读他们的诗作文章，体会他们在其中表达出来的光明磊落之心：

夜与次青（李元度）论古文之法。次青天分高，成就当未可量。是日，思白香山、陆放翁之襟怀澹宕，殊不可及。古文家胸襟虽淡，而笔下难于写出。思一为之，以写淡定之怀，古所谓一卷冰雪文者也。

除了学习这些古人胸怀、体会其胸襟之外，曾国藩比他们更高一筹。别人胸怀虽淡，笔下却难以写出来。曾国藩却可以用笔写淡定之怀。后人读他的诗文，其中自有一股雄浑之气，但细细品味，又有一种闲淡雅致。文如其人，文章的风格，也体现了曾国藩的办事风格。

成大器需自视平淡无奇

曾国藩在鲍超的信中说：致本部堂以四字叮嘱，曰小心大度……大度者，不与人争利，

虽办得掀天揭地事业，而自视常若平淡无奇，则成大器矣。这是曾国藩对自己处世经验的最好总结。

针对自己军务烦忙、心神不宁的具体情况，曾国藩还总结出寻乐之方。同治十年（1871）四月八日，他在日记中说：

近来每苦心绪郁闷，毫无生机，因思寻乐约有三端。勤劳而后憩息，一乐也；至淡以消忮心，二乐也；读书声出金石，三乐也。一乐、三乐是咸丰八年所曾有志行之，载于日记者，二乐则近日搜求病根，迄未拔去者，必须于未死之前拔除净尽，乃稍安耳。

在这里，曾国藩也承认自己的心是很浮躁的，只有”淡以消忮心”才是最好的出路，才能除去病根。

曾国藩学着放弃功名利禄之心，学着看淡军事上的胜败荣辱，最后走到把结果推之于天命的境地。同治九年（1870）二月，曾国藩在回复刘蓉的信中说：

事功之成否，人力居其三，天命居其七。文章之成否，学问居其三，天质居其七。

的确，战争、事功成败，机运好坏有很大关系，所以古人云：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随着涉世渐深，曾国藩越来越认识到有些事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所以他越来越重视“天命”的作用。下面这则日记也流露出曾国藩归之于天命的世界观：

偶思咸丰八年四月葛睾山扶乩，即已预知有是年十月三河之败、温甫之变。天下万事皆有前定，丝毫不能以人力强求。纷纷思虑，亦何补耶?以后每日当从“乐天知命”四字上用功，治事则日有恒课，治心则继任天命。两者兼图，终吾之身而已。

除了自己时时刻刻以古人胸怀宽广为榜样外，曾国藩也常常同亲人、朋友谈起淡泊明志的重要性，以此来相互激励，有的朋友甚至非常真诚地向曾国藩建议，在他身边应该有一个心胸开阔之人，以便时时提醒，不断促之前进。

陈鼐是曾国藩的知心朋友，他向曾国藩建议，应该交几个胸怀宽广主人以激励自己。曾国藩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件事：

酉刻与陈作梅至营外畅谈，言安得一二好友，胸襟旷达，萧然自得者，与之相处，砭吾之短。其次，则博学能文，精通训沽者，亦可助益于我。

自己约束自己往往流于形式，一旦意志不坚就容易在“真我”面前退缩，人人都有这个弱点。而让朋友在身边提醒自己则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但这朋友一定是诤友才行，要敢于提出自己的弱点、缺点，提出改正之策，在自己重犯老毛病时，要及时提醒，否则用处就不大了。陈鼐的这个建议受到曾国藩的重视，几个月之后，曾国藩在日记中再次提及：“夜与作梅久谈，言余身旁须有一胸襟恬淡者，时时伺余之短，以相箴规，不使矜心生于不自觉。”有这样的朋友同自己谈心，认真地提出自己品行、性格之中的弱点，提出改正方法，曾国藩是十分感激的，这些好友的意见对他的影响也很大。从此一点，就可见曾国藩的胸襟了。

从“平”“淡”二字用功

平淡是曾国藩喜尚的人生涵养，他认为：涵养深、有器量的人，品德就高尚，遇事忍耐的人办事才能成功。因为器量大就能原谅他人，有忍耐就会好事多磨。有一点不满意就勃然大怒；有一件小事违背自己的意愿就愤然发作；有一点优于他人的长处就向众人炫耀；听到一句赞颂的话就为之动容，这些都是没有涵养的表现。器量随见识而增长，遇事不喜不惊，才可以担当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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