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浪小说

解读（第2页）

“孩——子？这事情已经结束了，正在送往火葬场的路上。您知道，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很多事情是没有可能重新来过的。”

于是，我的私家版《个人的体验》至此骤然终结。我喜欢用会话结束小说的方法，这样感觉很爽。

在公开发行版，婴儿安全无恙地被鸟取回，年轻的父亲把他送到医院做了手术。经过手术得知，婴儿的病不是脑疝，只不过是头盖骨上生出的肿块。婴儿的智能指数可能会很低，但至少能够像一个正常婴儿那样开始他的新生活。鸟夫妇站在众多婴儿床中间那个宛如巨大虫笼的白色床前。鸟重新接受了“忍耐”这一生活主题，失去了充满孩子气的“鸟”的外号。

（对公开发行版的结尾，愚蠢或轻易的大团圆之类的指责，已经成了有关我的小说的定评。这再一次告诉我，在现代文学领域，大团圆是怎样被视为应该憎恶的敌人。但我并不认为，鸟夫妇抚育智能指数可能很低的孩子，必须不断地忍耐下去的生活，是包孕在幸福的光芒之中的。我个人从来没有想到把公开发行版的结尾叫作大团圆。）

那么，这两个版本的《个人的体验》，哪一个更为成功呢？我自己很想支持公开发行版，但觉得也许私家版会得到肯定评价，至少，公开版已经遭到为数不少的非难，而私家版则具备尚未被任何人攻击的优势。

于是，对公开版的发行负有责任的我必须重新站出来为其辩护。我的自我辩护演说是这样的：这部小说所有的意象，直到鸟转向的瞬间，都朝着负的方向、下降的方向倾斜，小说是沿着否定性的下坡一路展开的。

因此，鸟做出决断以后的三页零四行的分量，必须呈现出能够使倾斜而下的小说充分逆转到正面的方向、上升的方向去的趋势；必须加重朝着肯定方向上升的砝码，直到足以恢复小说力学的平衡。在这样的意义上，我觉得公开版比私家版更为安定。

在我的私家版里，只有鸟坐在朝着医院疾驰的出租车上的昂扬情绪，还有朝着堕胎医生鸟说出的一句台词里，具有正面要素，仅只这样的分量，让人觉得还不具备把这部小说巨大的负面倾斜扳转到平衡状态的力量。基于这样的理由，即使我能够获得这部小说改版的机会，也不会考虑把私家版作为第二个公开发行版。

也就是说，制作这样一本私家版，这么一个自我辩护味道浓厚的结局，不过是一个没有多大意义的游戏而已。

人文主义传统的重建

也许细心的读者已经注意到，在上引大江的自我辩解文章里说到，恰恰是因为“多年来热心阅读存在主义小说”，使他坚信“鸟”的“戏剧性的心理转变”是理所当然的。这提示我们，大江对存在主义文学的共鸣并不限于否定性的一面，至少在写作《个人的体验》期间，他已经转而从中发现了肯定性的资源。

非常有意思的是，大江的这种转变，和后期萨特自己努力摆脱存在主义的否定性思维，实现立场转变的路向是很接近的。首先，如前所述，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本来就是在抵抗纳粹运动的经验中产生的，在作品里展现人之生存的无奈，从另一面说也是在召唤反抗既存现实的积极行动。其次，“二战”结束不久萨特发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1946），已经开始从积极的意义上重新解释存在主义，而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萨特不仅积极提倡“介入的文学”，更直接投身政治抗议，站在弱势民众一边反抗国家强权，猛烈抨击法国的殖民主义政策，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就像马尔库塞所分析的那样，本来存在主义的思想逻辑很容易导致和既存现实的妥协，但萨特本人选取的思想方向却是“彻底对抗的道路”，这就使“哲学变为政治学”，而正是“在这种政治化了的哲学中，基本的存在主义概念经由向这种现实的宣战意识而被拯救出来”。30

从这样的意义上说，青年大江的精神状态和萨特是颇为近似的。他早期的小说大都以诉说人生的荒谬和无奈为主题，但在同一时期，他又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大江大学毕业，正当日本以岸信介为首的右翼政府强行批准《日美新安保条约》、各界民众掀起大规模抗议的时候，他积极参加了群众的游行集会，并发表了《民主主义的愤怒》等文章，批判政府践踏民意的暴行。同时，大江的视野还扩展到国际，对在冷战格局中被封锁的社会主义国家表示了关注的热情。1960年6月，他参加日本文学家第三次访华代表团，来到和日本还没有外交关系的中国。回国以后，大江参加了一些讨论安保斗争的集会，与多数热衷评价斗争胜负的学者、理论家不同，大江把关心的重点放在这场斗争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留下的痕迹。他认为，斗争不会一直以运动的方式继续发展，生活将恢复平静，但安保斗争的影响，也不会因为右翼政府的强压而消失。

这年秋天，大江参加了亚非作家东京会议，一位非洲记者问道：“通过安保斗争，从最低限度看，获得了什么？”这使大江想起了日本明治时期著名诗人石川啄木的名言。当时，石川感慨社会的浑浊和民众的蒙昧，曾愤激地说：“我们日本的青年人，至今还不曾和强权势力发生争执。”在引用了石川的话后，大江说：“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说，日本的青年已经和强权势力发生了争执。我认为，这种叛逆精神、抵抗精神，已经化成了我们的血肉。”31

就在这一时期，大江尝试把政治斗争题材直接引入小说，在日本左翼进步政党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被右翼少年刺杀之后不久，1961年2月，他创作并发表了小说《政治少年之死》，隐喻地表现了这一事件。日本右翼团体对作家和刊登该作品的《文学界》杂志施加压力，威胁恫吓。最后，《文学界》未征得大江同意，就发表了谢罪声明。大江愤然抗议，却引不起社会反响。以后，几次出版小说集，《政治少年之死》都被出版社拒之集外。这让大江切身体验了所谓自由民主国家言论自由的限度。

大江不仅亲近萨特的作品，也亲近以斗士的姿态介入社会的萨特本人。1961年夏天，大江应保加利亚作家协会邀请到欧洲旅行，从东欧到苏联，年底到达法国，正巧遇到巴黎民众举行反对政府建立秘密军队（OAS）的示威游行。大江挤进工人和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和法国学生手挽着手前进。在游行的人流里，他发现了萨特。第二天下午，在巴黎的一家咖啡店，大江采访了萨特。但根据大江写下的文字看，在采访中两人的话题并不特别投机。其时，大江是日本文坛风头正健的新秀，虽然也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但始终把自己定位在文学家上；而萨特则早已完成了主要的哲学、文学著述，正以一个反抗强权的斗士姿态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关心的重点显然更在政治方面。这次会面，萨特完全没有谈论文学，甚至对曾担任他私人秘书的约翰·考刚刚获得“龚古尔奖”的新作也不置一词，这颇让大江感到遗憾和失望。

在大江的文学道路上，这次和萨特的会面无疑是一个重要事件，标志着他们关系的重建。自此，对于大江来说，萨特不再像以前那样是遥远的经典式存在，跨越漫长的时空，他们走进了同一时代氛围。面对同时代的一些问题，他们的观点明显存在歧异，但大江也确确实实感受到了萨特的特殊思想魅力。32所以，会面以后他仍然关注着萨特的活动和著述。萨特常常成为他做出判断和选择的重要参照，反观自身、自我反思时一根锋利的针。在写于1964年的《面对饥饿垂死的孩子，文学有何效用？》33一文中，大江曾就此做了明确表述。这篇文章介绍了法国《世界报》登载的萨特采访录，以及另外两名作家克洛德·西蒙、依布·贝尔吉对萨特的批评。论争主要围绕文学的目的与功用展开，在回顾自己文学道路和人生道路的时候，萨特反省自己以前把文学绝对化、神圣化的倾向，承认：在饥饿垂死的孩子面前，《恶心》一类的作品是无能为力的。这是萨特的自我批判，也是对所有文学家的工作提出的严峻质疑。而反弹也就由此而发生。另外两名法国作家，特别是依布·贝尔吉，在反驳萨特时明确地主张：所谓文学只能是个人拯救的尝试，他甚至希望因此而能够得到饥饿垂死的孩子的谅解。

大江之所以重视这场围绕萨特展开的论争并专门撰文予以介绍，显然主要不是出自文学理论方面的兴趣，而是和他自己的思想状态有关。这篇介绍文字的发表时间，正好和《个人的体验》的出版时间重合于同一月份，如何面对“垂死的孩子”，对大江本人而言，既是严峻的现实生活主题，也是严峻的文学主题，尽管他已经做出了明确抉择，但诚如《另外一部〈个人的体验〉》所说，大江深知小说的结尾并非一般所谓美满的“大团圆”结局而只是“必须不断地忍耐下去的生活”的开始。

2000年大江健三郎访问北京，在一次面向青年学生的讲演中，他从自己的精神形成史角度对《个人的体验》进行了再阐释。他说，当年面对脑部患疾的婴儿出生这一现实，自己从大学时期所接受的欧美文学知识，特别是以萨特存在主义为主导的精神训练突然显得苍白无力，他重新学习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传统，重新建构自己的精神。《个人的体验》就是他思想中存在主义解体和精神重构过程的产物。34当然，大江在讲演里所说的，是萨特自己后来也反省的那种“否定性”存在主义。

结合大江的整体创作历程看，《个人的体验》无疑是一个转折的标志，那个被称为“大团圆”的结局，其实并不仅仅是写作技巧上的特殊的“反高潮”情节设计，还是大江的思想转变在文学上的表现，凝结着大江对存在主义的反思与扬弃，对人文主义传统的再认识。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史和思想史上，这无疑是一个有意义的事件。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致辞中，大江没有谈自己和存在主义的关系，而是特别强调了自己所受到的人文主义的影响，这是我们理解大江的思想和文学整体轨迹时应该特别重视的一条线索，并且这不限于《个人的体验》，也不限于大江早期的写作，甚至应该包括他那些充满批评的社会活动。按照爱德华·萨义德的说法：人文主义不是固守某种经典；人文主义就是批评，并且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揭露、发现、自我批评和解放的进程。35

2016年12月15日写于北京清华园

https://www.cwzww.com https://www.du8.org https://www.shuhuangxs.com www.baquge.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