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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这似乎是一个很寻常的傍晚。卢娜一看到卡门就笑开了,她的小脸几乎都笑成两半了,卡门照例拉长了声音喊“卢——娜——”,傻乎乎的表情,学着卢娜的样子趔趄小跑,然后蹲下抱住她。卢娜也非常高兴地回答“妈——妈——”。今天傍晚这一幕比以往更加打动我的心。“嗨,心肝。”卡门站起来时我说,我吻她的唇。我们拥抱,她立刻就哭了起来。再见吧,寻常的傍晚,不寻常了。我紧紧地抱住她,从她的肩头望去,一片空旷。我告诉她最后一切都会好的,就像六个月前那次一样。这是下午以来我所能说出的最好安慰了。

她上床了,我抱紧她。我们开始亲吻,从她的动作我知道,她兴奋了。她从后面抱住我,在我耳边轻声说:“跟我做爱好吗?”然后捂住我的嘴,以免吵醒睡在隔壁的卢娜。

卡门在卧室脱下衣服,我查看她的乳房。第一次见到她裸体时,我张口结舌,直勾勾地看着她的身体。我结结巴巴地说,我从未睡过这么美妙的身体,她大笑,说那天傍晚在罗莎酒馆,她就注意到我眼睛一刻也不离盯着她低胸黑色T恤露出的乳沟。卢娜出生后,她的乳房稍微有点下垂,但我觉得这毫不影响,依然那么迷人。卡门只要脱衣服,露出她那美妙的乳房,就能让我兴奋起来。每晚都是盛宴。与卡门在一起的生活就是盛宴,是身体盛宴,也是精神盛宴。

就在我们激情过后,她又开始哭起来。

“别这样,宝贝。”我低声安慰,轻轻吻了吻她的头发,把脸埋在她的秀发里。

“下星期是你的生日,”后来我关灯时她说,“那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为你庆祝了。”

“后悔”总是来得太迟

Extince;from On the Dance Floor(binnenlandse funk;1998)

5

到三点半了我仍然没有睡着。脑子里一直想着要怎么向家人和朋友再次报告这个坏消息。就跟半年前的情形一样,在检查结果还不明确时,让所有人跟我们一起担忧。切片检查安排在十天后的星期五,虽然卡门希望尽快做手术好确定身体到底有没有问题,但沃尔特斯医生告诉卡门,他们无法早做,他让我们放心,十天反正也没什么关系。今天傍晚我又为这事上火的时候,卡门没好气地说,“那我能说什么呢,丹?说我们自己做切片检查?”此后我就闭嘴不再说了。

沃尔特斯医生。六个月来,我见他的时间一共大概就半个小时,但我能清楚地记得他的脸。约55岁,灰发,斜分,戴着圆框眼镜,白衣。自从半年前卡门去家庭医生巴克医生那里做完检查后,噩梦就开始了。他建议我们去医院检查乳房,说是为保险起见。我们被吓坏了。在圣卢卡斯医院我们见到沃尔特斯医生,他检查了一下,说卡门需做切片检查,这让我们更加害怕。不是因为我们知道切片检查是什么,而是因为如果你去医院,要做你从未听过的检查,这本身就是坏消息了。

切片检查的前一晚,我们躺在余晖照射的卧室,我努力不让卡门注意到我内心在激流汹涌。因为就寝前我从她眼睛里看出来她害怕极了。我真的理解,因为对我们来说,癌症就等于死亡。

沃尔特斯医生的话在我耳边回响,“细胞很活跃,我们还不确定是什么,但不管是什么,它不是恶性的。”我记得他一说完我们都大大松了一口气,只想赶快离开医院,离得远远的,回归我们的快乐生活,我们可以继续快乐地过以后长长的日子,就像我们所计划的那样。我们有的是时间,有的是千年万年的计划。一走出医院,我们紧紧相拥。我们高兴得就像是刚刚拥有了一个健康的婴儿。我高兴地打电话给卡门的妈妈、托马斯和安妮、弗兰克和穆德,告诉他们没事了,卡门很健康。

不是恶性的。难道我们不该向沃尔特斯医生问清楚,这不确定的到底是什么吗?难道我们不该再去另一家医院,听听不同看法吗?说到底,这难道不是我们自己的错吗?难道不是我们自己搪塞了事吗?卡门高兴、放松情有可原,但是难道我不该继续寻求结果,坚持让医生继续检查,直到完全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吗?白痴的是我,不是沃尔特斯医生。毕竟,我才是她的丈夫。难道我不该保护她吗?

也许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我的脑子里浮现了这句话。

这次不会再那样了。如果下星期他再保证没有一切正常,我就要揪住他的医生袍把他从桌子后面给拖出来。我保证说到做到。

微笑,只是一种嘲讽

Rita Hovink;from Laat me alleen(Een rondje van Rita;1976)

6

卡门是在圣卢卡斯医院的肿瘤科做切片检查,我看见推拉门上面的门牌上写着“肿瘤科”。我模模糊糊知道这个词,但我不知道它和癌症有什么关系,它看起来是这么无害,更像是研究猛犸象是怎么灭绝之类的东西。

圣卢卡斯医院。有些人认为那个大型欧帕停车场是阿姆斯特丹最沉闷的建筑,也有人选择荷兰银行,或比玛尔区的高层建筑。我想邀他们来圣卢卡斯医院参观参观。一看到它延伸在A10高架桥旁,我就起一身疙瘩。

卢娜在空中舞动她的玩具人艾莫,那是上星期她得到的生日礼物。卡门坐在床边,她刚称过体重,抽过血。她装着洗漱用品、拖鞋、一件波斯丝绸睡衣(我不知道她还有这个)和一本《嘉人》杂志的那个黑包扔在床上。我挨着她坐下,外套还没脱,拿起我们刚拿到的两本手册,一本绿色的,《癌症患者须知》;一本蓝色的,《认识乳腺癌》。两本手册上都有薇赫明娜女王基金会的标志。我开始浏览蓝色手册,就像在飞机上看免税指南使自己进入状态一样。第一页最上面写着手册目标读者,我看到我和卡门属于目标读者。我不喜欢属于哪种目标群,更别说是这种手册的目标群了。在目录页我看到章节标题,什么是癌症、假体乳房、战胜疼痛。为什么我们要看这种东西?不就是个切片手术吗?我们就不能暂时表现得好像一切正常,也许红肿的乳房上收缩的乳头是由荷尔蒙或什么引起的?这几天乳房更红更大了,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我也能看出来。

现在已经九点了,一位护士走进来。她拿着一份写着卡门名字的病历夹。

“又看到它了。”我对这病历夹点点头说。

卡门笑了,微微的。

“切片手术安排在12点。”护士说。

这位护士50岁左右。她说话时语气尽量客观。有一次她甚至把手放在卡门膝盖上安抚她。卡门很友好,她对每个人都是这样。我感觉很怪,我真正想做的是带卢娜回托儿所,然后尽快去MIU。我不知道这样的一天离开这个医院后还能做什么。

尽量使这一天和往常一样吧,我想。

卡门感觉到我的不安,笑着说,“你走吧,我自己能行。MIU的咖啡可好喝多了。”

“你妻子麻醉醒来后,我们会给你打电话的。”护士说。

我和卢娜拥抱了卡门,我轻声对她说我爱她。在门口我给她做了个飞吻,卢娜挥挥手。

卡门勉强笑了笑。

我把泪水藏在虚假的笑容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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