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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东兴事后回忆说：“当时，叶帅对我个别交代，特别要保密。

每次都是他来找我，不要我和国锋同志到他那里去，不要暴露秘密，他很谨慎、很细致……”“图穷匕首现”。

这时“四人帮”磨刀霍霍，举行武装暴乱的部署已经就绪。

他们的“稳住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反革命策略正在步入实施，无数人头就要落地。

还有一个迹象，“四人帮”经过策划，阴谋调换北京郊区某装甲兵部的参谋长，准备随时指挥坦克兵从东面、西北面开进北京城，造成倚角夹攻之势。

“四人帮”与在上海的党羽一直保持着“一级战备水平的联系”。

从1月以来，上海党羽与王洪文“热线联系”（电话）达102次之多。

国庆节前夕，“四人帮”开了一大批名单，指名要叶剑英等老同志与“工人群众”见面，加紧“批邓”。

叶剑英识破了他们的阴谋，接到某人打来的电话，回告说：我身体不好，你是知道的。

我哪里也不能去！他断然拒绝参加这一活动，并通知汪东兴，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不要去。

国庆节那天，江青跑到清华大学讲话，继续诬陷邓小平，并要年轻人宣誓“坚持斗争到底！”准备迎接“盛大的节日”。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七篇（18）

她还到处游说，跑到景山公园里，站在几棵苹果树下，搔首弄姿，摆着摘苹果的姿态，拍了十几张半身照。

王洪文也让新华社记者照了标准像。

10月3日，他跑到平谷县叫嚷：睁大眼睛，唐小平、王小平要发动进攻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扯着嗓子高喊：“打倒！”……拥戴“四人帮”的一些人纷纷向江青“劝进”、“表忠”，一封封“效忠信”连连飞来。

“四人帮”已内定国务院部长以上人选，并准备好告人民书，待政变成功后，立即向全中国全世界广播。

与此同时，“四人帮”一伙还散布10月7、8、9日有“特大喜讯”。

在上海商店，出现抢购鞭炮和大红纸，“准备庆祝”。

消息传到北京，叶剑英察觉“四人帮”就要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种种迹象，断定“这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先兆”。

见而不发，人将先发；发而不敏，人将先收。

不能再等待了。

否则，不是我们解决他们，而是他们解决我们了。

10月4日，《光明日报》头版发表了署名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反党文章，公然发出了要篡夺最高领导权的信号。

叶剑英看后，立即分别去找华国锋、汪东兴紧急磋商。

他说，《光明日报》下了夺权动员令，不能再等了，6日至7日下决心，“一破一立除四害”，要先发制人，“以快打慢”。

经过紧急磋商，根据情况的变化，果断决定按原方案提前采取行动。

谋成于秘，败于泄。

对“四人帮”采取重大的政治行动，必须严密组织，妥善安排，做起来，人不宜过多，越少越好，要绝对可靠。

否则，稍有疏漏，一着不慎，全盘皆输。

在这方面，叶剑英是有切身体验的，这位国内外知名的足智多谋的“叶参座”，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曾遇到多起类似的事件，有经验也有教训。

他到中南海南船坞，与汪东兴反复磋商，周密部署，从警卫人员的挑选到“隔离审查”的方式、场地，每个细节都不放过，再三检查，慎重敲定，最后由汪东兴负责具体落实。

为了防止“四人帮”闹事，加强警卫工作，由中央警卫机关部队物色对革命忠实可靠的同志，分别组成几个特殊行动小组，并且对小组成员逐个审查，谈话，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做到精确缜密，万无一失。

同时，叶剑英还和军委总部的领导人杨成武、梁必业、张廷发、萧劲光、苏振华以及北京军区的傅崇碧、吴忠等个别打招呼，一定要加强战备，掌握好总部机关、陆空军和海边防。

他还亲自给空军副司令员吴富善打电话，要提高警惕，听从号令！一切准备就绪。

10月5日下午决定按事先设想的行动方案，于10月6日晚8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主要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商议毛泽东中南海故居的安排等事宜。

按照组织原则，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只能有华国锋、叶剑英和王洪文、张春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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