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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德国历史学派（第2页）

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罗雪尔认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如同生物界一样，要经历四个发展时期，即幼年期、青年期（开花期）、成年期（成熟期）和老年期（衰老期）。在他看来，国民经济的“成熟期可以认为是最完善的形态；较早的形态不成熟，较晚的则又属于衰落的年代”。鉴于国民经济发展具有生物进化的特征，所以，罗雪尔认为任何国家都应当尽一切努力，“促进国家最富足和最多样化发展的时期提早到来”。

罗雪尔接受了萨伊的生产三要素创造效用的理论，认为国民经济在其所有的发展阶段都要受到三种主要的经济因素的支配，即自然、劳动和资本。他根据自然、劳动和资本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把社会分为三个时期：一是自然占绝对优势、几乎能自发地供应稀少人口的食物时期；二是劳动力这个要素提高到有利于城市、市场等生产与发展的时期；三是资本突出了，每件事物都可以嗅到资本气味的时期。换言之，在较低的文化阶段，自然要素占支配地位；到了中等文化阶段，劳动的地位逐渐增长；发展到了高级文化阶段，资本开始占优势地位。因此，在罗雪尔看来，资本在人类社会的幼年时期就已存在，只不过是那时自然占据了重要地位。在成年时期，即中世纪中期以后，劳动在各个国家变成了重要因素，劳动有利于城市，市场及行会制度的产生和发展，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劳动逐渐地从属于资本，于是在封建领主和奴隶主之间出现了一个中间阶级。到了老年时期，资本的要素则居绝对优势。土地的价值因投人大量资本而大大增加了。在工业中，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国民财富也大大增长。但是，由于这个时期，中等阶级的人数减少了，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富人手中，于是，少数有产者与大多数贫苦劳动者的对立状态就出现了。据此，罗雪尔主张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使国民经济健康地发展。这种干预包括：第一，如果自然的痊愈力太弱，就加强它；第二，如果自然的冲击力太强，就缓和它；第三，如果它的方向不对，就纠正它。

生产理论

在生产理论方面，罗雪尔指出，所谓“生产”，“就它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我们指的是产出新的财货——新的效用的发现，已经存在的财货的改造或变形并使之具有新的效用，”“就所产出的财货比在生产本身中使用的财货满足更大的人类欲望这一点而论，生产便是资源的增加”。在罗雪尔看来，任何生产“都要求这三种要素，即外部自然、劳动和资本的合作”，而且这些生产要素同时又“构成生产成本”，降低生产成本的主要途径是技术进步。罗雪尔认为，最初进行技术改进的创新者可获取降低生产成本的利益，随之而来的是同一行业中所有生产者对新的改进加以模仿，由此促成由于技术进步带来的利益变成为整个国家的“公益”。其结果将是一国国民拥有资源的使用价值的增加，其交换价值则因生产成本的下跌而下降。

国民经济发展

在罗雪尔看来，一国资源禀赋可以分为直接可以消费的部分和促进生产用的部分。一国的资源禀赋，“不管是极端过剩或是极端贫乏，都会妨碍文化的发展（例如热带地方、两极地方）”。在资源匮乏的国家，其国民不可能富裕地维持其生活。显然他强调自然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但并没有陷入地理决定论的泥淖，他指出，一国文明的发展反过来也能减弱自然界对该国经济的影响。

罗雪尔认为，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农业受自然条件的影响最大。罗雪尔将劳动分类及其素质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他认为劳动可以分为“发明发现、对自然产物的直接占有、新原料的生产、粗制品的加工、对使用者进行的贮藏品的分配、服务性劳役等”。

罗雪尔接受了古典学派关于作为劳动力资源的人口增长同经济发展关系的见解。他认为，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里多半伴随着人口愈益稠密的趋向。稠密的人口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因为这些人口使劳动分工和协作变得更为容易，而且也是一种备用资源和利用其他生产要素力量的推进器。他并不否认人口过剩的可能性，但他认为，“人口过剩存在于人口和生活资料二者之间比例失调的时候，”对其医治的办法，或是增加国内的生活资料，或是向国外移民。

罗雪尔还认为，各国劳动力存在着素质上的差异，其原因在于各国在自然禀赋，价值观念、道德水准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差异所致。他正确地指出：“一国人民的智力是他们最重要的素质。”为此，他极力倡导实行“对任何人都开放的”技术教育制度。

罗雪尔同样重视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对资本所下的一般定义是“为了扩大生产目的而储备的所有产品”。他还根据资本的利用方式，将资本定义为生产资本和使用资本。前者对原料施加影响，后者有助于个人财货的形成。从使用资本的构成来看，罗雪尔主要是指消费品等个人财货。在他看来，几乎所有的使用资本都可以转换为生产资本。值得提到的是，罗雪尔还使用了“无形资本”的概念。这类资本包括人们的劳动能力、在科学研究中获得的机敏和灵巧、通过长期实验而树立的更大的信心，甚至还包括信誉好的厂商的名声和国家。他认为这类资本中的大部分是用之不竭的。从当代发展经济学的眼光来看，他所说的人们的“劳动能力”和“机敏和灵巧”显然属于人力资本的范畴；至于国家，他写道：“国家本身就是每一个民族的最重要的无形资本，因为它对经济生产来说，显然是不可失缺的，或至少是间接地起作用的”。

罗雪尔在分析外部自然同经济发展的关系时，提出了自然力的“三形态说”。在他的早期著作中，罗雪尔把自然力区分成三种形态（１）动物自然力，即野兽和家畜的生殖力；（２）化学自然力，如土壤的肥力等；（３）机械自然力，如水力、风力和蒸汽力等。在他的后期著作中，他又把动物自然力改为有机自然力，并认为有机自然力的一部分应归入化学自然力，另一部分则应归入机械自然力。他还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和人类对驾驭自然的能力的提高，机械自然力和化学自然力之间的界定不再是那么严格了。

大师小传

威廉·罗雪尔（WilhelmRoscher，1817—1894）是19世纪中叶德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旧历史学派的创始人。他出生于德国汉诺威的一个高级法官家庭。

罗雪尔曾在哥廷根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历史和政治学。1840年他成为哥廷根大学历史学及国家科学的讲师，1843年升任副教授，次年成为教授。从1848年起，罗雪尔应聘莱比锡大学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并在此任教达46年之久。罗雪尔作为旧历史学派的创始人，最早提出了所谓“国民经济学的生理学方法”，即历史方法，第一次把19世纪德国著名法学家萨维民在法学研究中应用的历史方法引入经济学研究领域，从而为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罗雪尔一生著述颇多，主要有《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1843），这是他在哥廷根大学的讲稿，概述了历史学派的研究方法和主要观点，被称为“历史学派的宣言”。此外还有《国民经济学体系》（共五卷，1854—1894）、《十六、十七世纪英国国民经济学说史》（1851—1852）、《德国经济学说史》（1874）等。

社会经济组织都是受伦理道德规范制约的一种秩序——古斯塔夫·施穆勒

关键概念

讲坛社会主义

1873年，以新历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为骨干，在德国成立了“社会政策协会”，发表了《宣言》。施穆勒是协会的发起人之一，并且从1890—1917年连任这个协会的主席。该协会在《宣言》中宣称，他们的目的是“极力反对旨在破坏现行的经济制度，使资本主义消灭，而代之以共产主义社会的那种社会主义”。施穆勒和其他新历史学派的代表都是大学教授，他们利用教授的地位和大学的讲坛宣传改良主义的经济政策主张，鼓吹他们的社会主义是精神的社会主义，因而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

施穆勒的经济发展阶段论

新旧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几乎都有各自的对经济发展阶段的论述。施穆勒将社会经济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家庭经济时期、都市经济时期、领地经济时期、国民经济时期和世界经济时期。

经典理论

主张用历史归纳法，反对运用抽象法

施穆勒反对运用抽象法，主张用历史归纳法作为研究社会经济的根本方法，并将自己的方法称作“历史统计法”。他依赖历史和统计这两个工具，建立起一种经验主义的经济学方法论。他认为运用这种方法可以为政治经济学的具体理论建立起牢固的基础。施穆勒指出：“国民经济学这门科学，要求认清国民经济的整个图景，要求根据时间和空间以及根据尺度和历史次序来揭发和解释国民经济的现象；为达到这个目的，需要把感性的认识置于理性的比较和检验之下，需要把感性认识到的东西加以验证，以及把正确观察到的东西根据它们的同一性和不同性整理成一个概念体系，然后把整理出来的结果就着它的典型的规律性和普遍的因果关系加以充分的把握。严格的科学之主要任务因此就是这样：第一是正确地观察；第二是善于树立界说和分类；第三是找出典型的范例并从因果的关系上加以说明。”在他看来，科学任务的第一点就是对事物的观察必须具有客观的有效性、透彻的准确性以及广泛的完整性；第二点、第三点是属于“阐述”或“表述”问题，而“一切表述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求得归纳的论断，而所谓归纳就是从个别的论断里边去找出根本的法则；可是，表述本身不等于归纳，表述也得依据演绎，并反复地拿去和实际相验证”。

强调各国各民族经济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否定客观经济规律

施穆勒对客观经济规律基本持否定态度，特别是否定人类社会发展中存在有普遍适用的客观经济规律，主张研究各民族经济发展的特殊道路。他说：“企图找出国民经济中力量作用的一个最终的统一的法则，那到底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的。”在他看来，国民经济由多种因素构成，既有自然的技术因素，又有精神的道德因素。这些因素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是错综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并且各个时代和各个民族的国民经济各有其特殊的发展道路，因此，不可能存在普遍适用的客观经济规律。

强调心理、道德、法律因素在经济生活生的选定作用

施穆勒从心理和道德因素优先于物质生产的观点出发，认为社会经济组织都是受伦理道德规范制约的一种秩序。他说：“我们称作‘经济’的是由相互联结的个人所构成的或大或小的集体，构成这种联结的因素是心理的、道德的或者是法律的因素。”在他看来，人们除了物质欲望的满足外，还有高尚的欲望和伦理要求的满足。生产分配、分工和交换等经济问题既是技术范畴，又是道德范畴，因而经济问题只有和伦理道德联系起来才能得到说明和解决。由此出发，他把当时德国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劳资矛盾看作是一种伦理关系，可以通过道德观念的变化加以解决。他认为工资是一种道德范畴，它决定于工人“习俗的稳定性”和“工人保持和发展某些生活需要的倾向”。工资的变化受道德观念变化的影响。因此，消除劳资矛盾，解决工资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强对工人的道德教育，稳定其性格，提高其道德水准。施穆勒还提出价格、股票行市的变化，经济危机的发生等这一切现象都处于习惯和制度的影响之下，都属于伦理和心理范畴。

强调国家在社会经济中的特殊作用

施穆勒认为，国家是人们之间比各个个人和各个阶级的经济关系更为基本的一种道义结合的机构，是一切权利的中心，是国民经济产生和存在的条件。他指出：“没有一个坚强组织的国家权力并具备充分的经济功用，没有一个‘国家经济’构成其余一切经济的中心，那就很难设想有一个高度发展的国民经济。”他认为只要国家干预和控制社会经济生活，就可以创造出必要的国民经济的统一体，建立起社会的和谐。他强调必须扩大资产阶级国家的职能，以增进社会文明和富庶，并鼓吹一切阶级都要信奉一个国家观，都应服从国家的利益，相信超越于一切阶级之上的国家能调节保护社会的利益。

施穆勒的社会改良主义的政策主张集中体现在1872年施穆勒在爱森纳赫举行的“社会政治协会”会议的开幕词中。其改良政策主要包括：工厂立法、劳动保险、工厂监督、劳资纠纷仲裁，实行河流、森林、矿产、铁路和银行等生产企业的国有化，限制土地私有制，改革财政赋税制度等。

大师小传

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vonSehmoller，1838—1917）是德国经济史学家、新历史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他出生于德国威特堡的一个公务员家庭。

1861年施穆勒毕业于托宾根大学，大学毕业后曾从事威特堡的工业调整工作。26岁起他就在各大学任教，1864年进哈勒大学任教，1872年转任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1882年出任柏林大学教授，直到1912年退休。

施穆勒在教学之余，还热心于政治活动，不断为德国的统一提供意见。1884年施穆勒曾任普鲁士枢密院顾问，1887年被选任为普鲁士学士院院士，1897年曾代表柏林大学为普鲁士上院议员，1907年被封为贵族；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德国劳资矛盾尖锐，拉萨尔派活跃，施穆勒在《普鲁士年报》上发表文章以反对拉萨尔的“工资铁律”，主张在劳动力法、劳工保护、住宅政策等方面进行改良。1873年，施穆勒发起创立了“社会政策协会”，并从1890年至1917年连任该协会主席。此外，施穆勒还于1880年创立和主编了《德国立法、行政和经济年鉴》（又称为《施穆勒年鉴》）。施穆勒曾在主持成立“社会政策学会”的大会上，公开接受德国曼彻斯特学派讽刺新历史学派的称号“讲坛社会主义”。他反对工会，反对工人罢工，宣扬一种“合法的强权君主制”，赞同俾斯麦颁布的“反社会党人法”，吹捧俾斯麦。

19世纪末施穆勒曾受到奥地利学派C。门格尔的批判，展开了著名的“方法论论争”，又受到M。韦贝尔的批判，展开了“价值判断论争”。

施穆勒一生著作颇丰，其代表作是两卷本的《一般国民经济学大纲》（分别于1900年和1904年出版）。该书在德国经济学界影响很大，是新历史学派经济理论的集大成。施穆勒因此书的出版而获得极高的声誉。施穆勒的其他著作有《19世纪德意志手工业史》（1870）、《涉及国民经济的根本问题》（1875）、《重商主义及其历史意义》（1884）、《分工与社会阶段构成的本质》（1889）、《企业史的进化》（1890）、《17、18世纪普鲁士国家的状况、行政及经济史的研究》（1898）、《现代社会与工业政策》（1898）、《国民经济、国民经济学及其方法》（191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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