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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浙江人生意经最具人气的财富制造商（第2页）

工程完工后陈言礼回到家里，他用积攒的一点工钱学起了裁剪，在小镇上开了一家缝纫店，同时兼营纽扣、松紧带等相关用品，生意还算不错。有一天，当他从浙江永康贩回大量纽扣和松紧带时，中途翻了车，车从公路上翻进很深的水沟里。沟里的水有两米多深，幸亏他会游泳，方才死里逃生。纽扣全散落到水里，松紧带也变了质，挣的一些钱全赔进去了!陈言礼没有被失败吓倒，他决定去闯关东。

陈言礼和一位同乡从国内有名的江苏丹阳眼镜市场批发眼镜贩到内蒙，在包头东河区支起了眼镜摊。不过这只是谋生的权宜之计，一直想赚大钱的陈言礼时刻在寻觅新的致富良机。在与蒙族群众的接触中，陈言礼发现，当地居民有爱吃糕点的习惯，几乎家家都喜欢面包、奶酪，而当地食品厂较少，且制作不够精细，陈言礼便动了办食品厂的念头。

恰巧，锡林郭勒盟的一个部队食品厂对外承包，陈言礼东挪西借甚至不惜高利贷，凑齐资金将食品厂承包下来。为了挖掘市场潜力，陈言礼一方面深入调查当地民众和官兵的口味特点，一方面从南方引进先进的糕点制作技术。每天凌晨四五点钟，陈言礼就已经起来和面、醒面、烘烤、外卖。冬天零下40多度的低温使人呵口气就可结成冰花，寒冷彻骨。凭着自己的胆识和智慧，凭着对顾客的优质服务，陈言礼的糕点生意越做越好。第二年底，陈言礼不但还清了所有欠款，还净赚5万元。

由于陈言礼经营有方，在激烈的竞争中，他的食品厂能胜出一筹，效益可观。随着身边同行逐渐增多，效益又都不错，陈言礼萌发了新的念头：既然有这么多人争做糕点，那么卖电烤箱、打蛋机、和面机等食品机械一定畅销。为此，陈言礼果断地退出效益正好的食品厂，南下温州、上海等地和当地食品机械厂取得联系，顺利成立了呼和浩特、通辽、长春三个食品机械销售处。

在竞争中，他逐步发现生产、销售一条龙要比单纯的生产或销售更能赚大钱。为此，他又与人合作在温州老家办起了食品机械厂和包装机械厂。有了自己生产的产品，大大降低了成本，然后陈言礼便开始选择销售市场。最后他选中了东北市场，在东北各大城市的权衡中，他又选中了长春作为总经销处。这不仅因为长春对他来说并不陌生，而且又可作为圆心辐射内蒙、黑龙江、辽宁等省。在长春，他又看中了人流比较集中的火车站，在其附近开办了长春市天池食品包装机械商场。优越的地理位置、低廉的价格、丰富的品种吸引着来自东北各地的客户，每年都以十几万元的利润递增。

浙江人善于动脑筋，相信个人的本事，所以，你经常看到手艺高超的浙江师傅，但你却很少看到可怜巴巴的浙江乞丐。面对生存，浙江人敢打敢拼，事无巨细，都力求做好。这种吃苦耐劳、精明能干的品性，使浙江人在各个行业中都是好手。

3．坚守梦想，滴水穿石

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曾感慨于浙商有着一股不屈不挠、永不满足的拼搏精神。他说：“在浙商眼里，没有办不成的事，而且还喜欢不断地给自己设定新的目标，不等不靠，相信市场，

相信自己，因此浙商的自立性比较强。”对于浙商来说，坚守一个信念，就可以走过万难艰

辛路。

无论是经商，还是为了完成一种心愿、一种事业，“执著”二字总能体现出一种人生态度。在当代，浙江人的思考方式和人生目标是为了更多的钱，立更大的业。“执著的浙江人”已经是人们对浙江人的一个基本共识，想到浙商，就会想到他们的执著。

在浙商群体中，台州人李书福的行为方式就是那种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底的固执，是一种不惜挑战权威、粉身碎骨的坚定。李书福认为，一个人一辈子要干成点什么，不坚持是不行的，什么话都听也是不行的。国家的产业开放政策有一个逐步到位的过程，有些“红灯”只是暂时的，只要是顺应潮流的事业，认准了再困难也要坚持到底，“红灯”虽不能硬闯，但缓行或绕道也是可行的。李书福当年搞装潢业、摩托车业开始有意执著，甚至有些固执，此后又把这份执著寄托于汽车制造。

当初李书福发现装潢材料利润惊人，而国内却无生产市场尚是空白状态，便有意做这个行业。当时有人笑他：“中国人哪搞得了高档东西。”他却拍案而起，倾囊2000万元成立了装潢材料厂，集中当时手下所有技术人员全力攻关，在1990年搞出了国产第一张美铝曲板，各项质量指标均可与进口同类产品媲美，而价格仅是其三分之一，该产品迅速畅销全国。至今装潢材料已是李氏家族企业吉利集团的支柱产业，年产值5个亿，而台州也在李书福的带动下成为国内最大的装潢材料生产基地。

1993年，李书福去一家大型国营摩托车企业参观，羡慕不已，向该企业提出代做车轮钢圈的配套。对方表现得很轻狂：“这东西不是你们民营厂能做的，该干啥干啥去吧。”李书福这一气非同小可，他下决心不仅生产摩托配件，还要生产摩托整车。好心人也劝他：搞摩托车，弄不好是会把企业做死的。李书福偏不信邪，仅用了7个月时间，就攻克了曾取笑过他的那个国营大厂没有攻克的难关，率先开发出了国内同行一直没有解决的摩托车覆盖件模具，成功研制出四冲程踏板式发动机，生产出国内第一辆踏板式摩托车。

但进入摩托车行业，还是要经过一番波折的，最严重的障碍就是体制的“红灯”。汽车摩托车行业从前一直是国家垄断性生产，是民营企业不能涉足的禁区。李书福想到了绕道而行，于是，一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厂就这么建立了起来，而这个厂要走向市场靠的是“借船出海”的策略。回到浙江后，李书福找到了濒临倒闭的国有企业浙江临海邮政摩托车厂，借他们的招牌生产吉利摩托车。当时这家厂已经停产，李书福便花钱购买他们的许可证，每生产一台吉利摩托车给该厂几百块钱，就这么一转弯，绕过了政策障碍。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了五六年，直到1998年，原机械部才在李书福兼并台州一家负债国企后，正式批准了吉利摩托车的生产权。

李书福搞装饰板和摩托车开发成功后，并没有坐下来歇口气，而是做出了更惊人的决策：生产小汽车。造轿车是李书福自小即有的最大的梦想，多年来他一直在琢磨：作为国民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中国汽车业应该有更大的文章可做，而老百姓买得起的轿车在市场上还没有。国有汽车制造业一直忽视低端市场的开发，使汽车成为普通百姓不敢奢求的产品。中国人渴望拥有自己的小轿车却买不起，潜在的需求巨大得惊人。所以，早在吉利摩托车产业仍在“地下”运营之时，李书福就决定要着手研制汽车。

早在1998年，国务院就发布了《关于严格限制轿车生产点的通知》，明确规定：除长春、十堰、上海、天津、广州外，全国范围内不再安排新的轿车生产点上马。这一规定令想要进入轿车生产领域的李书福一筹莫展，眼瞅着跨国汽车巨头越来越广泛而深刻地进入中国市场，李书福心急如焚，他的眼里闪着焦灼的光芒，他的语言开始变得急促。

“我们要做的事很多，也很有意义，但国家的一些行业政策还没有对民营企业开放。所以我就想请国家有关行业管理部门允许我尝试。”“我最大的梦想就是造小轿车，尽管这条路很艰难。”李书福到省里找到相关部门，要求生产汽车。主管官员立刻瞪大了眼睛，看着这名台州人好像在看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疯子。尽管得不到主管部门的许可，固执的李书福还是在临海征地850亩，打着摩托车的牌子，筹建吉利豪情汽车工业园区。

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次次到北京奔走呼号，辗转于各管理部门，李书福学会了委婉，语气也柔了许多，情真意切地恳求：“请允许民营企业大胆尝试，允许民营企业做轿车梦，几十亿元的投资我们不要国家一分钱，也不向银行贷一分钱，一切代价民营企业自负，不要国家承担风险。请国家给我们一次失败的机会。”

从1997年到2001年，李书福一直在为许可证奔跑，忧心如焚，头发掉了不少。迫不得已，李书福只好再次实施自己的“绕路”计划：司法部下属一家生产小客车的四川企业濒临倒闭，经过多方努力，李书福与该企业达成了合作协议，对方以目录、产权、部分设备等折价入股，吉利集团方面投入1400万元，以“四川吉利波音汽车制造公司”冠名的企业由此成立。李书福再一次借船出海，拿到了小客车、面包车的生产权，迈出了渐进式生产的第一步。

1998年底，第一辆两厢“吉利豪情”家用轿车也从临海工业生产线下线，李书福搞了个“下线仪式”，将“吉利豪情”的市场定在4。49万元，成为当时国内最便宜的“电喷车”，其优越的性能价格得到了众多家庭购车者的关注，市场需求逐渐上升。国产家用轿车市场被李书福唤醒了，跃跃欲动。在这一方面，李书福不但走在了国产轿车企业前面，也走在了上海通用、天津丰田等技术合作企业之前。

现在李书福正将自己的梦想一步步地变为现实，生产的吉利车系因价格低质量好受到老百姓的青睐，吉利集团也已经成为上市公司。无论时空如何转换、环境如何变迁，这位中国民营汽车业的先驱人物，都像大多数中国富豪一样，在创富历程中坚守着自己的梦想，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在浙商的梦想上面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李书福所代表的浙商精神告诉我们：人生在世，做事不容易。万事开头难，开创事业，举步维艰，如果没有坚忍的毅力，恐怕会半途而废。只要经受得住考验，志坚不变，一定能够把事做成功，永远不停息地走下去，直至进入最为理想的人生境界。

4．老板情结，平民创业

很多浙江人通常没有“找工作”、“就业”的观念，只有“做生意”、“找生意做”的念头

，“宁为鸡首，不为牛后”的思想观念非常明显。自己为自己干，哪怕再小，但它是自己的

，干起来才有兴趣，才会认真努力去做。浙商们往往选择从小事做起，一步一个脚印，一点

一滴的积累，不断地发展，然后跻身于大事业的行列。

浙江人的老板情结自古就有。近代浙商虞洽卿1867年6月19日生于浙江镇海县龙山村，原名和德，字洽卿。父亲虞万丰，做裁缝，后改行经商。12岁时父亲病逝，家道中落，虞辍学在家，做些零活，拣些蛤蜊，以补充家用，与母亲相依为命。

1881年，虞洽卿15岁时，到上海瑞康颜料行当学徒，因脑子灵，会盘算，做事勤快，心细，有眼光，很受老板的赏识。第二年，他由学徒升为跑街，负责联系业务。之后，他出银200两加入瑞康行，成了股东。

虞洽卿时代过后的两个世纪，现代的浙江人前赴后继，将创业精神发扬得淋离尽致。富通集团的老板王建沂原是富阳县邮电局的一名职工，这在当时是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1987年，王建沂用几万元钱在富阳办起了一个作坊工厂——富阳通讯材料厂。当时的厂房是一间用毛竹和油毡搭建的不足40平方米的简易棚屋，共有工人7名。当时正值国内通信器材市场发热之际，中国南方各地已经形成了一支通信企业大军，成立了很多电话来料加工厂、通信设备厂，电话也开始初步进入寻常百姓家。

由于身在邮电系统工作，王建沂比别人早一步觉察到了这里面的商机，所以他不顾亲友的劝阻，硬是把仅有的几万元存款投进去，生产出了铁芯电话线。果然未出他所料，1987年电话机市场狂潮初起，铁芯电话线的需求量爆涨，一些反应及时的企业都赚了大钱，反应迟钝的企业只能追悔不已。王建沂仅凭着铁芯电话线这种技术含量很低的低端产品，当年就创造了50万元的产值。

再往近处看，现在的“天通股份”是中国上市的首家家族企业，它的诞生地是浙江海宁，潘广通和儿子潘建清不靠国家一分钱起家，目前成了国内软磁业最大的企业，号称“中国软磁王”，占有国内35％的市场份额。潘广通做董事长，负责联系企业的改制工作，理顺外部关系；儿子潘建清则主内，出任总经理，集中精力抓企业的经营管理，父子俩分工明确，配合默契。

据有关资料统计，浙江目前约有各类企业近300万个，其中个体工商户约有160万户，私营企业超过30万户。在浙江，平均不到26人就有1个老板，其中温州、台州等地平均4个家庭就有1家投资办厂。他们为浙江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这足以说明浙江人心中有老板情结。能打工就在不家里闲着，能创业就不打工而是要当老板。条件不成熟时打工是为了创业积累资金和经验，一旦机会来了就自己单干，公司开办得再小也是自己的一份事业。凭着精明的头脑，很多浙江人从小到大，一步一步发展起来，成为中国最具实力和影响的企业家。

作为中国平民创业成功的典范，许多浙商却怎么看也不大像是经典教材里给我们指出的“精英人士”。万向集团老板鲁冠球当过铁匠，横店集团老板徐文荣是农民，正泰集团老板南存辉做过修鞋匠，德力西集团老板胡成中曾经是裁缝，人民电器集团老板郑元豹是工人，华立集团老板汪力成曾经是丝厂临时工，001电子集团老板项青松曾是农机工；星星集团老板叶仙玉是农民出身；奥康集团老板王振滔当过木匠……农民商人的扩大，是浙商群体庞大的首要因素。

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中国万向节之王鲁冠球现在是企业家是个长青树，拥有亿万家财，“闻达于诸侯”，名扬海外。如果从创业之初来看，他不过是浙江宁围乡的一个农民。鲁冠球1944年出生于萧山区宁围乡，和杭州市区仅一江之隔。鲁冠球和母亲住在萧山农村，父亲当时在上海一家医药厂工作，工资微薄，一家人生活困苦。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初中刚毕业的鲁冠球不得不背离自己当文学家、科学家的梦想，自己养活自己，15岁时在萧山县铁业社当打铁的小学徒，就在他刚刚学成师满，有望晋升工人时，遇上了三年困难时期，企业、机关精简人员，他家在农村当然被“下放”回家了。

鲁冠球回乡当起了农民，但他的内心却不甘屈服，不承认农民一辈子就该生活在泥土里，艰苦的劳动不仅没使他将意志埋进庄稼地，反而使他发了狠：一定要摆脱泥腿子的宿命，混出个人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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