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士奇,原名“杨寓”,大明王朝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时期文臣,官至内阁首辅,后世将杨士奇与杨荣、杨溥并称“三杨”,时人称其为“西杨”。
杨士奇是“三杨”中出身最低,也最有传奇性的一个人物,他出身在江西泰和的一户贫苦家庭,他幼年丧父,后来跟随改嫁的母亲到了德安县的一户官宦人家,不过好景不长,他的继父因为得罪了权贵,被发配放到了边关戍边,不久也去世,杨士奇只能继续和母亲二人相依为,尽管少年孤苦,但杨士奇始终勤于学习,读书不殆。成年后,杨士奇也曾参加过科举,但却连乡试也没通过。此后,他游学各地,靠着到富贵人家当私塾先生挣些钱财,聊以度日。
杨士奇虽然科举不顺,但是他志向依旧奇高,期待着自己能够有机会,施展治国安邦之能,据传,杨士奇年轻时曾和陈孟洁同乡结伴参加科举,在出发之前,他们一起去拜访了泰和县名士刘伯川,这个刘伯川善长相面之术,他略考问了杨士奇和陈孟洁一些问题后,便对二人的前途做出了一番推测。刘伯川认为,陈孟洁这次科举必定能高中进士,但他生性风流,将来也断然难成大事,而刘伯川认为,杨士奇的文章侧重表达实际,缺乏风流飘逸的风格,这次科举肯定不会顺利,但他性格坚韧、为人宽容、做事严谨,将来必定是可以治国安邦能当大用之人,而后来杨士奇和陈孟洁二人的命运轨迹,果然就如刘伯川的推断一样。
在杨士奇三十四岁那一年,随着朱允炆继位称帝,杨士奇的命运也迎来了一次转折,朱允位一上位就开始提拔重用了方孝孺。正巧,方孝孺的一位至交好友王叔英是德安县人,而杨士奇的继父就是德安县人,杨士奇少年时期在德安县就很有才名,也和王叔英颇有交集。因此,在王叔英的举荐下,杨士奇以一介布衣书生的身份进入了翰林院,成为了修撰《明太祖实录》的其中一名编纂官。在建文帝一朝的四年时间里,尽管杨士奇做事兢兢业业,他的出色表现也引起了朝中一些大臣的注意,但是他在仕途上,却始终没有得到更进一步受重用的机会。
靖难之役后,朱棣做了皇帝,当时朝廷中如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一些位高权重的文臣宁死不屈,还有一些见建文帝时期的旧臣虽然屈服,但是朱棣却对他们并不信任。这时候,一些原本在建文帝时期,不受重用的文臣反而迎来了机会,这其中就包括杨士奇。在朱棣称帝的第一年,就把杨士奇提拔进了内阁,虽然那时候的内阁权利还没后来那么大,但是内阁官员跟皇帝的接触比其他官员都要多,杨士奇很快就凭借着他的出众能力,得到了朱棣的肯定,被朱棣派到朱高炽的身边辅佐朱高炽。此后,每当朱棣御驾北伐,都会特意下旨命杨士奇辅佐太子朱高炽监国。
杨士奇能力出众,再加上他和朱高炽性格相投,也很快得到了朱高炽的信任,成了当时公认的“太子党”成员。在永乐中期,朱棣曾动过换太子的想法,一心想当太子的朱高煦借机向朱棣进谗言,诬告“太子党”一众官员有谋反意图。朱棣为此还将亲近朱高炽的一众官员治罪下狱,然而最为众所周知的太子铁杆拥护者杨士奇仅仅只被关押了十天,就被朱棣下旨释放,并依旧重用他。由此可见,朱棣对杨士奇的能力有多么认可。
等到朱棣驾崩,朱高炽坐上皇位,作为昔日的太子党,杨士奇自然更受重用。也就是在朱高炽当皇帝的几个月时间里,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辅佐朱高炽完成了科举以及朝廷官僚系统的系统化、正规化改造。经过这次官僚体系的改造,内阁权利、文臣地位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奠定了大明往后二百多年的文治基础。朱高炽驾崩后,杨士奇又先后辅佐了朱瞻基、朱祁镇两代帝王,在他和另外二杨的用心辅佐下,大明国力蒸蒸日上、天下局势稳定、百姓生活安康,可以说,从永乐中后期直到土木堡之变前,是整个大明王朝最繁荣的一段时期。
然而,杨士奇虽然治国有功,但是治家不严,杨士奇晚年,他的儿子杨稷为人骄横,因为一点小事而犯下杀人之罪。杨士奇也因此受到政敌的弹劾,无奈只能告老还乡,不久后这位历经明初五代帝王的老臣,忧郁而亡,终年八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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