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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3页）

小屋盖好后，李勉领着曾阿兴到屋前焚香祭拜。母亲搂着女儿说：“囡仔，你以后还叫‘曾恨’吧！”

这是曾阿兴第二次用“曾恨”这个奇怪的名字。

李勉出身于崇武镇霞西村一户殷实家庭，与丈夫早年侨居新加坡，生有三儿一女。李勉43岁得女，起名曾阿兴，是希望小女孩能为家族带来兴旺。然而，曾恨的父亲、哥哥们在日寇侵占新加坡时死于战火。李勉因此为女儿改名“曾恨”，恨战争，恨日寇。

孤儿寡母在新加坡生活无着。1948年，李勉带着12岁的曾恨返回故乡崇武。她变卖了贴身首饰，购置了一间石屋、二亩薄地，就此安身。李勉又称呼女儿阿兴了，希望从此能家族兴旺。

西沙湾的硝烟过后，李勉又一次为女儿改名“曾恨”，恨炸死解放军的国民党反动派。

在“恨”的背后，李勉更教女儿懂得爱。曾恨说，母亲对她教导最多的话，就是“人要有良心，你的命是解放军叔叔救的，你要一辈子念着解放军叔叔的大恩”。

曾恨之爱（2）

从此，每天清晨，母女二人都要到解放军烈士墓前，在小屋中敬上三炷香。清明和除夕，李勉带着女儿曾恨总要来这里修坟守岁。这是崇武当地对亲人最为隆重的悼念形式。

崇武镇还有一个习俗，家家户户都要在正屋中摆放佛龛，佛龛中敬奉佛像、菩萨、关帝、财神、祖先牌位不一而足。而李勉家中佛龛中，敬奉的是一尊解放军塑像——这出自曾恨之手。

她把母亲给她的梳妆盒改成一个小小的神龛；她用泥土塑了一尊解放军像，用笔给泥像画上五官和红五星、领章；她用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纸条贴在泥像的胸前。曾恨对解放军的怀念、对死难烈士的哀思有了一个真实的形象寄托。

佛龛前，香烛不灭。

1955年元旦，18岁的乡村供销社售货员曾恨和海防派出所的干警张荣良喜结连理。亲朋好友都来贺喜。驻地的解放军也来了，部队的张指导员为这一对新人主婚。张荣良是从这支部队退伍不久的一个兵。

曾恨的丈夫老实厚道，不善言辞，得知解放军对曾恨的救命恩情后，和曾恨一样虔诚地感念着解放军。

曾恨婚后育有五女一子，孩子们从小便跟着母亲到海滩上祭奠解放军烈士。她一遍又一遍地讲述关于她的第二次生命的经历。她要后代们记住山高海深的情谊。

香烟缭绕，那是不尽的思念；红烛流淌，那是母女哭泣的泪水；四处纷飞的黑蝴蝶般的纸灰，那是三代人感恩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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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人，你们究竟是谁？（1）

曾恨感恩的信念从未间断，但她感恩的方式却并不为外人所接受，甚至屡屡受到冲击。

解放之后，崇武因与台湾隔海相望而成为军事前沿。1956年这里还发生了著名的崇武海战，解放军海军在这里击沉击伤来犯的美蒋“永泰”、“永昌”号军舰。

很长一段时间，崇武不但驻扎着重兵，而且还有民兵每天在海岸上巡逻，防敌入侵，抓特务。

“我就被民兵当做‘特务’抓起来过。他们把我祭拜解放军当成‘搞情报’、‘特务活动’。”回忆起这段往事，曾恨笑了。

每天，太阳尚未升起，埋葬着解放军烈士的海滩上就会出现一个女子的身影。先在祭奠解放军的小屋前点上三炷香，摆上一杯茶，然后把海潮退去后的沙滩打扫干净。

这个女子的古怪行为引起了民兵的警惕。再一调查，她还是海外归侨，而且恰巧是解放之前回到的当地。

一天早晨，曾恨像往常一样到海滩上祭拜的时候，被几个民兵“设伏抓获”。

随后的“审问”毫无所获。曾恨只说是在纪念解放军，对海滩和曾恨家的搜查又没有找到任何与“情报”、“特务”相关的因素。这反而更增加了民兵的疑惑：纪念解放军也不必每天如此吧？

最后，是曾恨居住的莲西村的村干部为她解了围。他们告诉民兵：曾恨和母亲李勉都有“神经问题”。

“这种解释是不是村干部出于对您的保护？”我询问。

“不是，当时很多人就是这么想的。我在他们看来就是‘神经病’。”已是白发老妪的曾恨淡淡地对我说。

崇武当地的很多人虽然对几年前西沙湾的空袭留有印象，并且感念着解放军不惜暴露自己掩护群众的义举，却没有人了解曾恨获救的详情。母女二人把这段故事深深地埋在了心底。

虽然祖籍崇武，但少小离家的李勉几十年后回到家乡时，已经是举目无亲，在宗族观念浓厚的当地，李勉母女又成了“外乡人”。孤儿寡母处事为人处处谨小慎微。

“有5个解放军叔叔为了救我牺牲了，他们是因我而死的。”曾恨母女的感恩里，始终带着这样一种“是我害了他们”的负罪感。正是这种负罪感，让她们独自感怀着解放军战士的恩情，并以自己的方式默默祭奠着这份恩情，却没有勇气对外界讲述这个故事。

在不了解内情的人看来，一向沉默寡言的曾恨母女每天从村里到两公里外的西沙湾上香祭拜的行为就不可理解。于是，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解读曾恨母女的行为：西沙湾的轰炸让这对母女精神受了刺激，有些不正常。

对外界的这种误解，曾恨母女从来不去解释。不过，被民兵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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