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想在陈言先生八十岁的时候赶到沈阳一聚,但却把时间错过了。忙碌的建法兄也因种种原因没来得及操办他的生日宴会,据说陈言拒绝了祝寿的安排,不太赞成这样的热闹。事后想起来这些事情,成了朋友们的一大憾事。
现在,农历的新年将到,我在故土的一间小房子里写着关于他的文字,有着难言的感伤。时光悄悄地流逝着,许多熟知的形影隐没在远去的暮霭里,包括那些一个个往事,那是怎样的无奈。想起他,好似失去了一面精神的墙,内心一时是空寂的。
他是辽宁作协老一代的编辑,也是《当代作家评论》的创始人之一。我们现在讲这本杂志,不能不提到他的名字。这本杂志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他与思基先生创业时期,一是林建法主持工作的二十余年。前者时间不长,但很重要,打下了一个基础。后者乃蓬勃发展壮大的时期,洋洋兮有江河气象了。
作为当代文学史的见证,这其间的故事,本身就是一本可深读的书。从陈言到林建法,都保持了格调的一致性,在东北,这本立足于当下、面向世界华文写作与理性思考的园地,一直扮演着文学史重要的角色。
我认识陈言是在1984年左右。省作协召集几个青年写评论的人聚会,于是熟悉了。见面的时候,他的古怪的乡音我几乎没有听懂,靠朋友的翻译才略知其意。那次见面谈得很愉快,才知道他与我的父母是大学同学,这自然成了后来亲近的理由。我们的代沟也因这特殊的关系不再成为什么问题。
他一口江苏盐城的口音,许多沈阳人听不懂他的方言;加之性格孤傲,在作协一定是寂寞的。20世纪40年代,他在新四军从事宣传工作,与许多政要、文人熟悉,但他几乎和那些人没有什么来往。辽宁作协的工作人员有许多来自延安鲁艺,有的乃过去华北大学的学员,还有的像陈言一样有过军旅的经验。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和我的父母都从部队考入大学,后来回到文艺界。在那些人中,他见多识广,年轻的时候就有着沧桑的面容了。我父亲生前谈到这位老同学时,说他清高,在大学时候鲜与人言谈,给人神秘的感觉。不过他的鉴赏力的确高于同班同学,偶言及文学作品,总要有些与众不同的感觉。可惜20世纪50年代的文学讨论,都不太正常,他的许多高见被抑制到冷寂中。那个年代的大学文化很“左”,出身不好的学生常常变成挨整的对象。我的父母在那时都是受到政治监控的人物,日子过得很苦。陈言在支部里很少发言表态,也许是经历很多的缘故,他的低调与远离群体的态度,使他自己反而显得超脱,似乎没有招致什么风。比起我父母后来的落难,他有些幸运。我曾经暗自地想,或许,他有着别人没有的世故,在极度紧张的岁月,有着自保的本领吧。
可是我们接触长了,觉得完全不是这样。他其实很简单,因为资历老,鲜写文章,加之讲话没有几个人能够听懂,才成了作协的局外人。诸多风雨也只是和他擦肩而过。这也是古人所说“无为者”亦有妙处的效应。在那样的时代,真有点不可思议。
他的工作极其认真,一丝不苟,也常常抗上,不通人情。
在一些敏感的时期,他的出格的举动也惹怒了一些上司。可是因他的特殊的身份和资格,只是没有被开除,不过始终做一个普通的编辑而已。而这,对他也并没有什么不好,安于平淡反而拥有了一份尊严。
我知道他一直从事编辑工作,最早接触的他的书籍,是其编辑的《形象思维》。这是本特殊的资料的汇编,很有分量。
理论兴趣和知识的跨度都在此书流露出来。那前后他参与了许多报刊的编辑,对文艺界的情况十分熟悉,可是自己绝不写任何作品。我曾经问过他何以如此,回答很简单,表达的空间太沉闷了。我才知道,我的父辈们,过去“没法写作”,后来是“写作没法”。他们沉默中的苦楚,现在的青年大抵不太知道了。
《形象思维》问世于1979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
此书信息量很大,讨论的都是些文学本体论的东西。那正是文坛拨乱反正的时期,他和同人们在中外文学史料里发现了许多有趣的资料,将其一一钩稽出来。这一本书在当年深深地影响了我,那些文字不都是理论的教条,和流行的观点毕竟有些区别,有相当的深度。书中涉及古希腊的审美话题和文艺复兴的思潮,及五四的思想运动,可谓色彩多样。钱锺书的《管锥编》就有点这样的连缀方式,陈言似乎很喜欢这样的结构,以致他的上百万字的读书笔记,也保持了这个风格,是实在值得注意的现象。
在杂学中思考问题的他,比那时候的许多大学教授要高明许多。他厌恶学院派的教条,对作协系统的赶时髦的风气亦多微词。他在那时候主持《当代作家评论》,实在是最合适的人选。在组稿的时候,一些出格的理念也暗自藏在其间,那也是刊物有虎虎生气的原因。
我在20世纪80年代的许多想法,都受到了他的影响。读研究生时我的外语并不好,却也试着搞一点俄文翻译,他看到我选择的对象,持反对的态度,以为问题很多,价值不大,并说有些斯大林时代的印记,我便放弃了。他自己属于左翼出身的人,但对内中的问题看得很清。我们在一起谈论最多的是左翼作家的悖论,涉及茅盾、丁玲等人的难题,王实味之死,等等。从创造社开始讲起,对郭沫若、阿英等人的谈论很热烈。
自然,我们的看法不太一致,可是我自己思想的转向的确是从与他的谈话开始的。我那时候便决心研究鲁迅的文本,可是因为学识浅薄,一直不敢落笔。是他鼓励了我,我才有了到鲁迅博物馆工作的选择。
他在20世纪80年代多次强调,要走出文坛的误区,必须从梳理创造社、太阳社的文学观念开始,对左联和解放区的文艺也要深入地检讨。涉猎此类话题时,并非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而是拷问文艺上的排他主义何以形成,文艺的表达为何单一化了。这些让我眼界一开,似乎发现了自己的知识结构的问题。陈言在那时候主张对黑格尔和康德对读,也并非没有道理。我知道他对哲学有兴趣,不大看得起流行的批评家。他也说,自己那些关于哲学的话题,都是皮毛的东西,不成规格。
可是他主张寻找黑格尔与康德的差异,在学术理念上意义很大。李泽厚、王元化当时也考虑到相关的问题,我相信这两个人对陈言的启发也不可小视的。后来一些人对中国文化的问题归结于五四新文化运动,陈言大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五四的价值不可低估,而五四的问题属于后来的政治文化的对其叙述的投影过多所致,而真正的问题,要从1927年开始。这个想法,他多次讲过,我以为是对的。
虽然他搞的是当代文学批评的编辑工作,可是却那么钟情于现代文学。后来又移情于晚清思想运动,精神是活跃的。他在20世纪80年代的选择,在我看来都有一种价值的自觉。他认为要恢复的是五四的语境,如果还在泛意识形态的话语里讨论问题,是大有问题的。理解中国近代以来思想的变迁与艺术的变迁,要清理晚清的一些现象之谜。自然,也要讨论五四的基本精神何以中断的问题。泛道德话语是对五四传统的背叛,批评应当有另一种话语。在他看来,从事文学批评的人,要勇于回到五四的基点才是对的。黑格尔式的三段式与斯大林时代以来的理论逻辑,都要重新审视,文学一旦进入教条之境,那就存在一种内在的危险。
1986年他和《上海文学》的周介人一起发起“新时期文学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地点在旅顺。那一次来了许多人,王晓明、吴亮、朱大可、李庆西、南帆、程德培、李劼、刘齐、李黎、贺绍俊、李兆忠等,会议很热闹,争论亦多。我记得在会上他和周介人表现出宽容大度的气质,对青年批评家的奇思异想是欣赏的态度。而且《当代作家评论》在那时已经展现出锐意来,对新出现的作品和思潮的追踪,是与那时候的《文学评论》《当代文艺思潮》难分伯仲的。《当代作家评论》喜欢刊登有挑战性的文章,作者以海派居多,文风鲜活而有趣,时常是给人刺激的话题。翻看那时候的杂志,有诸多动人的文章,20世纪80年代批评的佳作大多刊登在这个园地里。难忘的是那些灵动的文字。刘再复主编的《文学评论》趋于理论的构建,陈言主持的《当代作家评论》则多文本的解析,不同的风格,对批评文风的改变,都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他很大胆,不拘小节。那时候关于朦胧诗,关于探索小说,比如先锋派、言情派的作品,争论很大,他都积极支持刊登讨论的文字,态度是包容的。对于新出现的学者作家,鼓励的时候居多。比如刘再复的理论引起争论的时候,他就组织文章予以支持。辽宁那时候冒出了孙慧芬,他找我来谈,能否写一篇述评,于是便把作者推到讨论的平台上。我的印象他是个很会设计杂志的人,和北京、上海的朋友一起策划了许多选题。林建法到沈阳后,编辑部更为活跃,他才慢慢退居二线。
直到退休前几年,都亲自跑印刷厂,沉甸甸的杂志就这样一本本印出来了。
那时候我上学的地方与他只一墙之隔,便常常到他那里去,于是成了他家的常客。
我们谈天的时候,从来是随意的,没有老少区别。他对我的文章从来苛刻,挑毛病的时候多,有时干脆毙掉。记得他说我的评论太温吞,没有棱角,这个毛病今天还存在着,是没有办法的。对我的硕士论文的选题,他谈了许多看法,把偏激的思路校正过来。我记得他说过,现代文学的问题很多,一定不要用仰视的眼光看待前人。新文学是在问题里一点点走过来的。而且这些基本的问题,一直没有真正地解决过。
陈言的文学观与理论观都有针对性,他是现当代文学史的在场者。一面亲临这个话语场,一面不属于它,能够比较超脱地凝视那个世界。他默默无闻地参与到新时期文学的思考与争论中,为一些自由的精神鼓气,那是当年许多从事批评的人都感受到的。
20世纪80年代对我是一个成长的年月,那十年我有一多半时间是在沈阳度过的。那个启蒙时期美好憧憬的建立,除了大学的校园的赐予外,多与他的鼓励有关。这是一个纯粹的人,在他忧郁的目光里我读到了我们文化史别样的风采。是他启示了我要告别当时的话语方式,在他看来,不从凝固的教条走出来,可能依然看不清我们的问题。
1989年年初他到北京来,在鲁迅博物馆与我有过一次深谈。主要是鲁迅研究的问题。那时候文坛的交锋激烈,他很忧虑。说他们那代人基本过时了,主要是知识结构的问题。而要出离困境,需要有非意识形态化的理念。他劝我多了解鲁迅的知识结构的生成,了解章太炎以来的知识群落的差异,要潜下心来面对历史。我被他的真诚所打动。可是那时候年轻气盛,喜欢时髦,一些劝告没有都消化。现在想来,这个较真的老人所说都是对的。
后来我从北京偶尔回到沈阳,见到他是最大的快乐。他和我聊的多是晚清的事情。他看的书籍很多,几乎被晚清与民国的史料淹没了。他是个带着问题读书的老人,而且写下了几十本读书笔记,他去世后,我和张洪兄到他的书房,发现了那么多的笔记本,不禁感慨万端。那是要整理发表么?还是自娱自乐?好像都不是。笔记本的字迹工整,条理很清。有点像郑逸梅式的史料钩沉,亦如文载道的小品,都是一种精神的漫游,可谓博矣深矣。我无法分清哪些是他摘录的,哪些是自己的心得,就那么浑然地交织在一起。思考,无功利的思考是一种快乐。他在简朴的书本上的涂涂抹抹,乃一种内心欲求的释放。
与无数远逝的灵魂纠葛在一起,亦可洗刷自己的灵魂。我在他的遗墨里,读出了他内心最本然的存在。
一个从炮火里走出来的老战士,晚年竟变成一个孤独的思想者,且保持了精神的圣洁性,这对我们这些书斋里的人,都是一面镜子。那些久住象牙塔的人,当虚无地面对历史,或者奴态地解释历史的时候,和陈言这样的人生比,自然苍白了许多。他知道近代革命的必然,也深味内中的问题。而文化不是都要论述必然性,重要的是直面问题。离开了问题而谈论历史的逻辑,大概是个歧路。我自己没有解决好它,现在还被困惑着。问题是我们怎样出离这样的困惑,陈言没有找到,我们这代人找到了么?想起来也未必乐观的。
陈言的选择不是一个极端之例。那个年代从革命中走出来的人,有的晚年走的是类似的路。江苏的辛丰年、山东的侯井天、北京的冯学惠都有类似的特点。这些人或苦苦著译,或默默独思,把本可以有的官的气味都洗刷掉了。我记得张中行晚年身边有几个有趣的朋友,都是部队资深的干部,他们的思想却是五四的自由精神。联想起南京大学的老校长董健、人民大学的老校长谢韬、中组部的老部长李锐,都没有官僚气,保持了一种精神的纯洁。这个现象值得研究,那些年月,从革命的激流中走过的人的生命体验,如果还有真与善的光泽的话,一定是美的。这要比那些书斋里的盲目涂改历史的人要更真实和动人。他们写的是无言的诗文,在转变的时代里歌唱了自由。
仅此,就使那些酸腐的文人失去了分量。
罗素说:“一个蠢人复述一个聪明人所说的话时,总是不会精确的,因为他会无意中把他听到的话翻译成他能理解的语言。”我自己在回忆陈言的时候,不免有这样的尴尬,误读的地方也是有的。我们这个世界表演的人太多,而真的人却沉默着。那些寡言者的世界,我们知道了多少呢?沉默也是一种述说,我们精神生活中原本的存在,大概在那个世界里。在这个物欲的世上,还有他这样的人,便让人感到人间的暖意。在暗淡的夜幕下,每每提起笔,偶忆及年轻时代听到的那难辨的盐城话,便有着一种激励,警惕自己不要麻木地活着。世间上最美的存在,有时候不在漂亮的言辞里,活出来的境界乃有看不见的诗文,它构成了思想史的另一种美。文化史中动人的篇什,有时也在这无词的言语中。孔子、苏格拉底都没有留下自写的文字,却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自然,陈言不是大人物,亦非高深的思想家,而他在我一生的师长中,却那么地有分量。
这不仅对青年时代的我,对《当代作家评论》及评论界的许多人,都是难以抹去的记忆。
2011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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