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浪小说

古道西风（第2页）

按鲁迅的性格，大学里的教授能被看上眼的不是很多。摆架子者和绅士态的作秀乃读书人固有的毛病，这一些徐炳昶均无，自然能保持良好的关系。徐炳昶在现代史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学问的深且不说，就《猛进》杂志的创刊而言，他的功劳不浅，《猛进》几乎和《语丝》同时诞生，风格不同，思想却是锐利的。文学史上一般不太谈及《猛进》杂志，对徐氏亦是语焉不详。其实若翻看这一个旧刊，引人的地方很多。有的文章甚至比《语丝》更具有爆发力，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论坛。就当时讨论问题的特点而言，与鲁迅等人实在是相近的。

青年时代的徐炳昶热力四溅，在北大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其实按那时的学问程度，他本可以成为很好的哲学教授，在学理上有自己的独特建树。但他偏偏愿干预现实，喜欢写一些时评的文字，看《猛进》上的文章，抨击当局者为数不少，见解常常在别人之上。比如攻击段祺瑞政府的杂感，讽刺章士钊、陈西滢、杨荫榆的短章，几乎与鲁迅相同。难怪鲁迅的一些杂感也发表于《猛进》，他在这位主编身上看到的是绅士阶级没有的东西。民国初，留学欧美的学者有一些染有贵族之态，与国民与社会是有隔膜的。然而徐氏身上没有这些，你看他看人看己的态度，都本乎自然，明于常理，毫无依附他人的奴相。他对西欧哲学的本质，以及东方哲学的把握，可谓一针见血，由此而反诘自我，拷问汉文化传统所没有的东西。徐氏文章常有妙论，往往单刀直入，切入实质，给人以惊喜的论断。比如他说中国哲学无论哪一派，全都带有历史的性质；欧西的哲学无论哪一派，全带有数理的性质。因为数理的缺乏，科学不得畅达，故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十本书的目录时，他列举了六种几何学，四种伦理学，并以为中国人如不经过严格的逻辑训练，文化则会停滞不前的。

我在徐氏的墨迹里几乎看不到自我的陶醉。学问不过是为人生的，且为改良人生而献力的。每每见其言说伦理与历史，便隐含着深深的忧患感。他讥刺当下政客与学人几乎都有阿Q态，语气绝无宽容的地方。重要的一面是，文章甚至也鞭笞着自己，那清醒的警语，是唯有健全的智者才有的。1925年7月，他在《我国知识阶级真太不负责任了》中写道：说话以前，有两句话预先要声明：一、我个人就是这一阶级的人，该骂的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二、我这句话同丁文江说的一样，但丁文江骂知识阶级，是因为他们太唱高调，不负责任，至于我，我觉得他们不唯没有唱高调，并且没有调之可言，他们的错处——简直可以说是罪恶——就在于无论什么全不做，任群众走到哪里是哪里。

我读到徐氏的这番话，忽地明白了他后来何以走向野外考古之路，将学问从象牙塔里移到了民间，说不定也是为摆脱绅士阶层的鬼气，或是向内心的惰性挑战？中国的学者向来耽于书本的文字游戏，从文本到文本，概念到概念，千百年间玩的不过是那点小游戏。考古学注重的是探险与实物发现，从可移动或不可移动，地上与地下的文物中，寻找历史血脉的触摸点。每一个细小的遗存的出现，都可能改写旧有的记忆，它的不可预测性里闪动着已逝的灵魂的光泽，或许正是那新奇的光泽，把一个被掩埋的历史还原了。

当1927年5月9日徐炳昶乘着火车向大西北进发的时候，他和几个中外学者或许没有想到，此次的行程将改写中国读书人的历史。那一次西征共有28人：10名中国学者，6名瑞典人，11名德国专家，1名丹麦专业人员。这是一支混杂的考古队伍，欧洲队员除了有考古学家、气象学家外，还有电影摄影师、人种学专家、医生等。与徐炳昶同行的中国学者中，袁复礼是清华兼北大教授，系地质学家；黄文弼是北大的考古学家；丁道衡乃北大的地质学家。其余的有博物馆工作人员，有正在北大读气象专业的学生。关于此次的西行，《徐旭生西游日记》有详尽的记载，斯文·赫定、袁复礼、丁道衡等亦写过回忆文章。我在王忱先生的书中，看到了那时的一些照片，心被什么揪住了一般。他们曾怎样地挺进了沙漠深处？旧有的史学观在那一次冒险里改变了吗？

探险队员的姿态绝无今天旅游者的惬意。我在斯文·赫定、徐炳昶的表情里，看到了疲倦的神态，脸色黑黑的，似乎也营养不良。那一群人的表情毫无作态，但你透过每个人的目光，倒可看到升腾的精神，市井里的俗影与书斋里的死气荡然无存。他们的心和古老的沙漠紧贴着，可以感到背景的阔大。几乎就在那背影里，梦一般的诗，被他们写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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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读《徐旭生西游日记》时，才会感到西去的艰难。风沙、烈日、强盗、军阀、迷津，等等，在等待着他们。千百年汉人的书籍很少关注过这些，一切都谜一般隐在大漠深处。徐炳昶等人不是没有心理准备，而探险的过程比预料的还要复杂，一群为学问而来的人，遭遇的却是非学问的风风雨雨。一路上奇遇不断，像一幕幕电影，给人的是未定的、神异的图景。徐氏笔下的西部不仅仅是苍凉，对人的不同境况的描述更让人动情。无数逝去的亡灵带走了种种智慧，在残垣断壁与枯树里，留下的仅是记忆的片段。汉人、蒙古人、维吾尔人交错的遗迹，有着中原文明少有的气象。这是一个让人忘掉世俗的地方。当探险队出现在无人的地方，除了心与天地间的交流外，还有什么呢？徐炳昶说自己对科学很有兴趣，但却是个门外汉。许多考察的常识他并不具备，懂得的只是历史的片段。久在书斋里的人，突然走到蛮荒之地，精神便显得异常别样，种种刺激与想法也联翩而至了。我翻看他的日记，觉得像心史一般，忠实地记录了一路的见闻、思考。这本奇书全无卖弄、做作的痕迹，一下子将人拉到一个寂寞之地。所有的思绪都是切肤的悸动，那里已从学院式的冥想跳到历史的血脉里，每一块石头、古木和铁器，都诉说着被湮没的故事。较之于附庸风雅的士大夫诗文，西北大漠里的旧迹闪着更为动人的词语，每一个随队的团员，在一踏上征途就感到了。

那是一次让后人久久倾怀的跋涉。不仅仅是新奇的记录有珍贵的意义，重要的还在于，东西方学人在此找到了对话的内容。

关于西部秘密的探索，欧洲人的科学手段起了很大作用。放探测气球、画路线图、历史纪年的表述、图像的拍摄等，都是几个洋人帮助完成的。徐炳昶在此遭遇了难以诉说的尴尬。对于一个逝去的文明，我们却缺少发现的目光，而域外思想的参照，成了一种不可或缺的动力。儒学传统在这里显得多么苍白，我们文明中的因子，能提供现代性的警悟吗？中方队员在周旋、摸索与合作里，意识到了数理与人文结合的意义。而过去的史学研究恰恰是缺少这些的。对新石器时代旧物的鉴定，对铁矿的发现，对湖泊的定位，大家完全选用了洋人的办法。斯文·赫定与众人商谈的片段，我很感兴趣。那时候中方队员已与其颇为融洽，仿佛已无国界可言了。但一个中国学者，诸事还要靠外人的援助，那也有点自尊的伤害吧？在有一天的日记中，发现了这样一段记录：续读《希腊之迹象》。书记德人四次到吐鲁番，共运走古物四百三十三箱！披读之下，中心邑邑。我固一非国家主义者，且素主张科学——知识，为人类的公产，然吾家旧物，不能自家保存整理，竟然让外人随便地攫取，譬如一树，枝叶剥尽，老干虽未死，亦凄郁而无色。对此惨象，亦安能不令人愤悒耶！

一方面有民族的自尊，一方面是对西方科学主义的追随，就难免没有内心的冲突。徐炳昶一路上工作、读书，甚至还学习德语，思想在东西方间游荡。片言只语里，也有悲凉的蠕动。这一切都融入冷寂的月夜和炽热的沙浪里。我看他的考察记录，觉得延续了“五四”学人基本的思想，那便是对旧有文明的批判和旧式文人的告别。在兵乱、匪患四起，文人潦倒无知的岁月，科学理性究竟能起到怎样的伟力，那一代人心里清楚。唯有用了科学实证的目光和个性化的思想，才可以开启通往新路的大门。队员们也许没有想过，他们血汗下的小路，已延伸到了那扇精神之门。

徐炳昶知道自己在读一本无字之书。所到处与所感处，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他一路上读王国维遗著，看蒙古史，翻阅洋人杂著，体味固然多多，然而风尘里的考察所得，已非书本的东西那么简单。他甚至发现了王国维的失误、洋人的漏洞。

这些都是先前所未料的。感染徐氏的是科考的过程，这对他完全是陌生的领域。他也于此触摸到了西学中重要的优长，一日的日记有这样的文字：

夜中颇暖，最低温度零上二度八。早餐后看赫定先生同哈士纶上船。赫定先生量船长，量水流速度（岸上量一个底线，掷一物于水中，看它走几秒钟，做三四次后始定）后始上船。哈士纶则赤足裸四肢，只着一毛背心，一短裤，俨然一水手，在后持棹管船。此时颇有风，落叶飘飘，黄流滚滚。二人乃乘一叶扁舟沉没于河湾林中，这是什么样的境地！并且对于这事件，他们还有很可佩服的地方，就是他们不管到什么地方，于万无可设法之中，总要自己设种种法子，去达到目的；一次两次不成功，能试验到五次六次；别人不能帮助，就自己亲身下去！他们一定要用船游额济纳河的计划，我们中国人现在还有笑他们的，然后知中外人的局度器识果不易相及也！再者他们这一次的游，在科学上也有大的关系，因为从前的人永远没有在船上作一幅额济纳河的详图，赫定先生此次所作图还是一种新东西。大家总是觉得治科学的人的生活太嫌枯燥，缺乏美感，我从前对于这一类的意思就不很相信。今天的感觉就是科学家的生活与美术完全相合，因为他们的目标全是自然界也。

文中透露出的，是唯有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者才有的心绪。徐氏对洋人的敬佩，毫无媚气。忧患深深的人，一旦看到摆脱旧路的新径，如果选择了它，则会有满沐春风的冲动。西行的路上，他们吃了无法想象的苦头，疾病、险境、饥渴在徐氏笔下均轻描淡写地一过。他特别爱写内心的学术体悟。比如西北的高校如何建立，少数民族与宗教信仰问题，教育中不惬人意的偏文轻理的现象，国民性的弱点应如何克服，等等。这完全是精神的独语，一个人面对亘古的荒凉，在孤寂里想到的竟是这些，那是有哲学家的冲动的。我第一次读到他的这册旧书，一是感到学识的丰厚，古人的与洋人的遗产，都有涉猎，有的见解颇深；二是发现他是一个有文学天赋的人，内心像海洋般涌动，一望无涯，偶尔闪动的诗句，如夜空里的月光，散着迷人的色泽。徐炳昶的墨迹多年只在考古界被流传着，文坛却并不知道。我以为现代史上，日记体的文学显得过于单薄，内涵简约，而《徐旭生西游日记》却容纳着那么深广的内蕴。哲学的、史学的、地理学的、民俗学的、文学的东西都有。那是一个闪着智慧的世界，在精神的维度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我尤为惊异的是，作者朗然的、从容而悲壮的语态，滚动着中国知识分子金子般的智性。远离高贵、荣誉、世俗，甘心沉入远古，沉入无人的荒漠之地。而那一颗心，却与我们的世界贴得那么近。大的哀痛，是以洗刷自我方能解脱的。徐炳昶与中国的学人在一次死亡的挑战里，获得了精神的涅槃。试比较一下上海滩上无病呻吟的诗句，北平胡同里悠然的琴声戏文，中国考古队足下写就的却是惊鬼泣神的生命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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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让我更为感动的，还有袁复礼先生的西行笔记。

第一次读到“流沙坠简”的字样，就暗自想象过西部神奇的过去，这四个字，仿佛将久违了的历史还原了。王国维与罗振玉当年选择它为书名，是饱含着对西部文明的敬意，直到后来，高尔泰这一代人在西北的敦煌苦苦劳作的时候，还喜欢用这一类意象来回忆自己的经历。我留心前人的文字，觉得文人笔下的沙漠与田野考古者笔下的荒野，在质感上有很大的区别。诗人喜欢引申题旨。秦汉的云烟与己身的苦楚集于一体，浩叹是深广的。高尔泰写其初入敦煌时的感受，就悲气淋漓，有着久久的诗韵。但对比那些科考队的科学家的考察笔记，另一种色调便出现了。人生的经验被一种理性的目光照耀着，兴奋点却在自然结构的透视上。科学家置身于无人之地，是与地质里的遗迹对话、交流，内心呈现的是另外一种色泽。1927年那次西部考察，留下了诸多文献，那多出于自然科学家之手，阅之亦有快感。那样的书写全不同于散文家的滥情，是一些透明闪光的智性。沙漠枯河间的记述里，是有着现代人才有的精神逻辑的。

袁复礼是那一次西征队伍里的最有学术实力的中方科学家。

由于他的存在，整个活动有了实质性的成果。80余年过去了，读着他留下的字迹，不由得颇生敬意。一个很有成就的科学家，亦有很高妙的文学造诣，这在那个时代是常见的。不知道为什么今人就很少有此类的复合人才。查袁复礼的史料，都是学术式的描述，几乎看不出什么风风雨雨。但你细细品味，却有着一串串的故事。1893年在北京出生；1912年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1913年入清华学堂高等科学习；1915年到美国布朗大学读书，开始接触地质学理论；两年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地质学专业；1921年回国开始了自己的专业实践。那一年他随几个洋人去了河南渑池县仰韶村，绘制了一幅《仰韶村遗址地形图》。据一些专家说，这是民国间中国的第一幅田野考古作品，也奠定了袁氏在考古界的地位。1937年春他的油印本《蒙新五年行程纪》在学界流行，让人略窥1927年的那次西部考古的实绩。这是一本与《徐旭生西游日记》同样重要的文献，考古界对这一册小书的评价一直很高。如果要了解考古思想史，我们是不得不翻阅这一册札记的。

以地质学为己任，且终身献身于此，袁复礼给后人留下了说不完的话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几代地质探险者，都受到了他梦幻般的召唤，一些传奇的经历像火种般点燃了后人的热情。气象学家李宪之在《袁老是一位令人敬仰的地学家》中写道：1927年5月9日，我们4个学生和中外考察团成员，由中方团长徐炳昶教授和瑞典方面的团长斯文·赫定带领，从西直门车站出发赴包头，袁老师因事晚走两天。搭考察团专车去包头的还有北大李四光教授和5名地质系学生（黄汲清、朱森、李春昱、杨曾威及1名日本学生）。在火车上，李先生给我们讲这讲那，但我们听不太懂。在北大校园里，我们常在路上碰到李先生，这次和我们同吃同住，同学们都非常兴奋。5月10日晚，大队到达包头，袁老师13日到。

去新疆的路上，在包头的北边工作了两个多月，我同袁老师常在一起，考察团分为南队、北队和中队3个分队，我在中队，袁老师在南队，我们的工作有分有合。我随德国气象学家赫德（Haude）到哈密筹建气象台，当地政府误认为我们是冯玉祥派来攻打新疆的军队，多方拦截，并把我们从哈密送往乌鲁木齐。后来到若羌建立了气象台。一年后回到乌鲁木齐，又和袁老师在一起工作和学习。袁老师性格稳重，遇事不慌不忙，既有耐性，又很灵活，什么事情都处理得很好。他主动帮助徐炳昶团长做了好多事情，出了许多主意。和当地人打交道，也常由袁老师出面。他英语好，在同外国团员交往中，他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他跟年轻人也处得很好，生活上照顾我们很周到，吃西餐时教我们如何使刀子、叉子；工作之余，教我们唱英文歌，跟我们一起跳舞，他还爱给大家讲笑话。袁老师是个乐观主义者，和他在一起，就不觉得苦，就不感到累。他知识面很广，我们问他什么问题都能回答。给我们几个搞气象的年轻人指出研究方向，他说：气象、气候、海洋、大气物理、海洋学这些方面都是地球科学研究的问题，国内还没有人研究，还有地震、地磁也没有人研究，你们都可以研究。对我们在工作中注意多方面收集资料，为后来选定研究方向有很大的启发。

上述文字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在袁复礼身上好似也看到了与徐炳昶相近的东西。那一代科学家的乐天、果敢、勇于牺牲的一面，其实是嫁接在科学理性的传统上的。袁复礼的谈吐没有口号与道德演绎，实证逻辑与严明的理性散落在周身。他的西行笔记写得干净饱满，文白相间的字句流淌着智慧。我看他的笔记忽地想起“五四”文人，精神是朗照的，没有旧文人的老朽气。文章多是考古实录，看不到渲染己身夸大之词，就那么原原本本地记录着那一次艰难的跋涉。文中写寻觅石器、恐龙化石、植物化石、古人遗址等，亦多文人的诗情，词句古朴劲健，让人想起《梦溪笔谈》《水经注》的气韵。他的叙述不像徐炳昶那样易成幽情，只记过程，趣在文物地貌之中，偶有感叹，也只是轻描淡写，而韵致不凡。《蒙新五年行程纪》勾勒出一行人风餐露宿的悲壮之景，心和远古的苍生，以及茫茫的古道紧贴着，和沙石古物默默对流着。草木荒岭之空漠、死寂被发现旧迹的热情驱走了。在狼群、死海、沙暴之中，却看不到一丝畏缩与忧虑，一颗高贵的心照耀着枯湖野地、沙砾残岩。每每阅其文字，均有身临其境之感，你看他写途中所感，何等深切：二十六日同人随车路西行，至胜金口，余与黄仲良、刘春舫则雇用蒙兵之马匹及汉回引路，由土马窦谷至赛尔吉布图拉。沿沟见石层向北及东北三十度斜倾，斜角约五十度。除附近及黄土沙丘外，岩层分三大层：一为上新统之沙砾层，二为白垩纪及下新生代之泥岩及砂岩，三为侏罗纪之页岩及砂岩，岩石或红或灰互相参间，异常鲜艳。北部有断层二，约为新生代中期之变动作用，其上之洪积统称黄土，均平行无倾斜。此带地区，化石虽少，唯层岩变化甚多，应详加考查。或每寸每分，均能详为分析，则此区之远古天气变化，或能得一确证也。

赛尔吉布图拉有一土塔，其置佛像之龛皆已空空，一无所存。其内部墙梯上之墙泥未脱者，尚有“真元四年日画真俗唐”数字，唐德宗时（西历纪元后七百八十八年）遗墨也。后即沿小山南麓西行，午时至土峪沟，由本地乡约招待，遍视沟东之佛洞。虽历经各国考古学家发掘，亦仍有未动者。余等只就已发掘地点试掘，有随行缠头儿童多人帮助，掘得破碎经片数百张，其中字迹尚多良好。下午二时许即离去，复穿小山北行，值苏巴什之南，再西转，沿小山北麓，至胜金口。此时处小山西端，其西北有贝滋克利克亦唐时佛洞，未经前人掘毕者。以时过晚，未得前去，晚间购得自该地出土之经，一纸背有畏兀尔文。

二月二十七日胜金口处天山南一台上。在西南即下降至吐鲁番盆地，盆地上之土壤，不尽一致。东部为盐质沙壤，多芦草，而无水渠灌溉之利，故不能耕植，多为牲畜饲牧之区。吾人疲驼七只，即寄牧于此。近吐鲁番则为黄土层，然常受山水冲刷，故多沟壑。吐鲁番城东六十里为苏公塔，唯一保存之早年建筑物也。其左近庄村，则皆废圮矣。再前行，皆农地，甚富庶。吐鲁番东关甚长，街道亦宽大，吾人宿邻近东门外之客栈中。

考古探险对学人的刺激，当比书斋里的悠然爬梳刻骨铭心。我们看王国维的《观堂集林》，见其论证西域文字，浩叹其博矣深矣，那是智慧之火，别人是难以发散出来的。而袁复礼的文字，则有血肉之感，学识是从血汗中所得，其中就有了王国维所无的生命的律动。袁氏的著述有史有诗，有古物亦有人生，西去路上的险途恶径，当比《观堂集林》更惊心动魄。袁复礼和徐炳昶在今天显得那样诱人，乃是学识和人生的交融，对于我们这些外行人而言，仅是那种敢于向陌生和极限挑战的一面，那是坐而论道者所不及的。胡适在“五四”前后大讲实证精神，那也只是书本中的实践。而能到荒岭野路里实地勘测，阅读自然和社会这本大书，得到的是未知的东西，那显然是另一个境界。我有时想，像王国维这样的人，晚年在学业上大放光彩，是借助了考古学家的力量的。如不是西方人在西域发现了古物器皿，一些历史的痕迹就更为模糊了。近代以来史学与科学在中国的进步，探险者的考察活动起了不小的作用。民国的拓荒者们，真是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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