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浪小说

第4辑心情（第1页）

挑水

在我少年时候的印象里，挑水对我们家来说是个很大的负担。

我们院子里住着好几户人家，共用一副水筲。水筲是堂叔家的。谁家需要挑水，把水筲取来，挑起来就走。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水筲是堂叔家的，还以为是我们家的呢。水筲是用柏木做成的，上下打着好几道铁箍，筲口穿着铁系子。加上水筲每天都湿漉漉的，水分很足，所以水筲本身就很重，一副水筲恐怕有几十斤。水筲里盛满了水就更重，一担水至少要超过百斤，没有一把子力气是挑不动的。

挑水的担子是特制的，两端镶有固定的铁链子和铁钩儿，它不叫扁担，叫钩担。用钩担和水筲挑水，对人的身高也有要求，如果达不到一定的高度，就不能把水筲挑离地面。

我们家离水井也不近，水井在村南，我们家在村北，挑一担水要来回穿过整个村街。

水是必需品。做饭，刷锅，喂猪，都用水。洗菜，洗衣，洗脸，也离不开水。我们家每天都要用一担到两担水。

父亲活着时，我们家用水都是父亲挑。父亲挑水当然不成问题。父亲挑着空水筲往院子外面走时，水筲的铁系子咿呀咿呀响。父亲挑了重水筲回家，铁系子就不响了，变成了父亲的脚响。父亲的大脚踩在地上嚓嚓的，节奏感很强，像是在给忽闪忽闪的钩担和水筲打拍子。父亲逝世后，我母亲接过了挑水的担子，母亲挑水就不那么轻松，每次挑水回来，母亲都直喘粗气。后来生产队为了照顾我们家，就让母亲参加男劳力干活，以多挣工分。繁重的劳动每天都把我们的母亲累得筋疲力尽。有时母亲还要出河工，吃住在挖河的工地。家里还有年迈的祖父，还有我们姐弟六人，日子还得过下去。于是就轮到我大姐试着挑起了挑水的担子。

那时大姐不过十三四岁，身子还很单薄，那样大的水筲对大姐来说是显得过于沉重了。可我们家没钱买小铁桶，瓦罐子又太容易破碎，只能用水筲挑水。我们那里把钩担两端的铁链子和铁钩儿叫成钩担穗子。钩担的穗子长，大姐的个子低，大姐挑不起水筲怎么办呢？大姐就把钩担穗子挽起来，把铁钩倒扣在钩担上，这样大姐才能勉强把一对水筲挑起来。用钩担把水筲系进井里打水也不容易，技术上要求很高，需要把水筲在水面上方左右摆动，待筲口倾斜向水面，猛地把水筲扣下，才能打到水。这全靠手上的寸劲儿，摆得幅度不够，水筲就只能漂在水面。摆动太大，或往下放松太多，铁钩会脱离水筲的铁系子，致使水筲沉入井底。那样麻烦就大了。大姐第一次去挑水，我担心她不会摆水，担心她会把水筲丢进井里。还好，大姐总算把水挑回来了。大姐走一阵，停下来歇歇，再走。水挑子压力太大，大姐绷着劲，绷得满脸通红。大姐把前后水筲的平衡掌握得不是太好，前面碰一下地，后面碰一下地。水筲每碰一下地，水就洒出一些。等大姐把水挑进灶屋，满筲水只剩上半筲了。

干天干地还好一些，遇上下雨下雪，大姐去挑水就更困难。我们那里是黏土地，见点水地就变得稀烂，泥巴深得拽脚，大姐每走一步都要付出加倍的力气。在这种情况下，大姐仍要去挑水。在雨季，我常常看见大姐赤着脚把水挑回来，身上的衣服也湿透了。而在雪天，大姐出门就是一身雪，水挑回来时，连水筲里都漂着雪块子。按说可以在好天好地时把水储存下一些，可我们家惟一的一口水缸盛粮食用了，我们家用水都是随用随挑。有时挑来的水还没用完，邻家又要用水筲去挑水，大姐就把剩余的水倒进一只和面用的瓦盆里。瓦盆不大，容积很有限。

秋季的一天，下着小雨。大姐去挑水时，小雨把钩担淋湿了。钩担经过长期使用，本来就很滑手，一淋了雨，钩担就更滑，简直像涂了一层油。大姐在水井里把水筲淹满了水，却提不上来了。连着两三次，大姐把水筲提到井筒半腰，手一滑，水筲又出溜下去。最后一次，大姐半蹲着身子，咬紧牙关，终于把水筲提出了井口。就是那一次，大姐由于用力太过，感到了身体不适。那天把水挑回去后，大姐哭了。她想到了她的今后，伤心伤得很远。从那以后，大姐每次去挑水都很畏难。特别是一到雨天，大姐更不愿去挑水。

好在我二姐顶上来了，二姐身体比较结实，人也争强，二姐把挑水的事承担下来。

随着我逐渐长大，似乎该由我挑水了，因为我是我们家的长子。可是，母亲一直不让我挑水。母亲明确说过，她怕我挑水太早，压得长不高，以后不好找对象。母亲怕我长不高，难道就不怕大姐二姐长不高吗？母亲不让我挑水，显然是出于对我的偏心。我注意到，我的大姐二姐也从来不攀着我挑水。她们都有不想挑水的时候，为挑水的事，她们之间有时还闹点小小的矛盾，但她们从来没提过该轮到我去挑水了。

想来主要是我不够自觉，也比较懒，反正我挑水挑得极少。

关于挑水的一些事情，我当时并不完全知情，一些细节是后来听母亲和大姐二姐说到的。她们是以回忆的口气说过去的事，说明她们早就不必挑水了，早就把担子从肩上卸下来了。可我听得心里一沉，像是重新把挑水的担子挑了起来。我想把担子卸下来就不那么容易。

我的向往

我初中毕业回乡当农民期间，只给县里广播站写过几篇稿子，从没有给《河南日报》写过稿子。我当时觉得自己的写作水平还不行，写了报纸也不会登。

我们公社有一个通讯员，倒是给《河南日报》写了不少稿子。可他写了一篇又一篇，就是不见发表。他有些着急，也是不服气，就从报上抄了一篇稿子，投给了《河南日报》，看看报纸给不给登。您猜怎么着，他抄的那一篇很快在报上登了出来。为处理这件抄袭的事，报社还专门派记者到我们公社调查，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它让我懂得，报纸用稿是有标准的，达到标准，人家自然会用，达不到标准，万不可急功近利，投机取巧。

我第一次给《河南日报》写稿子是1973年春天。其时我已经到新密煤矿参加工作两三年了，还从基层调到矿务局宣传组，当上了专事写新闻报道的通讯员。说来真够幸运的，我写的稿子是一篇，发出来却是两篇。怎么说呢，那年青年节前夕，我到裴沟矿经过采访，写的是一篇记述青年矿工扎根煤海志不移的通讯。

通讯分三段，每段写一个青年矿工的事迹。编辑大概认为其中两段中的两个人物写得还可以，就作为两篇独立的小故事发了出来。稿子的发表，使我给《河南日报》写稿子的信心提高不少。那时写稿子都不许署名，只署加了括号的本报通讯员，当然也没有稿费。但我心里仍美滋滋的，觉得自己这块料子还行。

还有一次，宣传组的组长派我们几个通讯员分头采访，要求我们每人写两个小故事，组长本人也写了两个小故事。加在一起，一共是八个小故事，组成了一篇长篇通讯。这样写稿子的办法类似于考试，主考官是报社的编辑。我们都明白，这么长的通讯报纸不可能全文发表，编辑肯定会有所取舍，“八段锦”能发个“四季财”就算不错。稿子寄出后，我们心里都有些打鼓，吃不准谁写的故事能上榜，谁写的故事会落榜。几天之后，通讯发了出来。我拿过报纸一看，八个小故事被编者删去了五个，只发了三个。这三个小故事中，有两个是我写的。而组长写的两个小故事一个都没被采用。看到这个结果，我内心的高兴半点儿都不敢表露，赶紧“夹起尾巴”躲到一边去了。

尽管那时写稿不署名，上面还是有人知道了我会写点儿东西。省里有个工业学大庆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点名要我去那里帮助工作。办公室的工作是推动全省的工矿企业开展学大庆活动，并下基层调查研究，写调研报告。回想起来，我在学大庆办公室帮忙期间的主要表现是不怕写东西，别人推三推四不愿写的东西，我说我来写。我知道有些老同志对我写东西不是很信任，但我就是敢写，就是不怕失败。对我来说，每次写东西都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失败也是学习，或许是更好的学习。也许正是因为我有那样的表现，他们看中了我。我在那里工作几个月后，办公室主任跟我谈话，希望我正式调到办公室工作。能从一个煤矿企业调到省里的机关，不能说不是一个进步，但我没有同意。我说我喜欢写新闻报道，最想去的单位是《河南日报》。现在想想，我那时真是敢想，也真敢说，颇有点儿不知天高地厚的意思。《河南日报》那么一个精英云集的新闻单位，能是一个仅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毛头小子想去就去得了的吗？

机会来了，在我的要求下，《河南日报》驻郑州市记者站的陈迅老师答应让我去记者站学习。机会难得，我暗暗对自己说，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好好学习，多写稿子，争取在记者站里留下来。然而让人失望的是，我所在单位的领导不同意我到记者站学习，领导说我已经会写稿子了，不必再到记者站学习，要学习的话，另派一个同志去吧。我把领导的意见报告给陈迅老师，陈老师说：你要是不能来，别的人谁都不用来了。就这样，我眼睁睁地失去了有可能去向往已久的《河南日报》工作的机会。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刚过罢春节，煤炭工业部所属一个《他们特别能战斗》的杂志社，要借调我到编辑部帮助工作。单位领导还是不想让我去。因为矿务局的一位副书记去煤炭部开会时已答应了杂志社的借用要求，单位领导才没能阻止我。在编辑部帮助工作期间，我就住在办公室里。每天除了早上到地坛公园跑一圈，打一套长拳，就是看稿子，编稿子，写稿子。我没有打算留在北京，没有任何私心杂念，干得异常放松、专注和认真，连一些老编辑编的稿子我都敢提问题，挑毛病。后来我才知道，我帮助工作的过程，也是杂志社考察我的过程。考察了半年之后，他们就决定调我到编辑部工作。让负责跟我谈话的编辑部主任没想到的是，我拒绝了他们的决定。我说出的理由是，我想搞文学创作（当时我已经开始发表小说），想在基层多生活几年。我心里还有一个想法不便说出来，就是还惦着能去《河南日报》工作。

我毅然回到新密矿务局不久，煤炭部就派两个同志到矿务局去了，他们通知矿务局，也是通知我，说经过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煤炭部已下达调令，调我到北京工作。我们全家调到北京后，我编过《他们特别能战斗》、《煤矿工人》，还参与创办了《中国煤炭报》和《中国煤矿文艺》，在编辑岗位一直干了二十多年，到2001年才调到北京作家协会当专业作家。

虽然我没能到《河南日报》工作，但我与家乡的报纸有难以割舍的情缘。我的办法是，每年给《河南日报》写几篇稿子，以表达对《河南日报》的热爱，也是寄托对家乡人民的感情。

2016年5月25日于北京

雪天送稿儿

我在河南新密煤矿当通讯员时，经常到省会郑州的《河南日报》送稿儿。我那时写的多是新闻报道，有一定的时效性。那样的稿子，若是通过邮递方式往报社寄，等编辑收到就过时了，有可能成为废纸。为避免辛辛苦苦所写的稿子成为废纸，我的办法是直接把稿子送到报社去。好在矿务局离郑州不是很远，也就是几十公里，坐上火车或汽车，一两个钟头就到了。

让我最难忘的一次送稿儿，是在20世纪1977年的大年初一。当时全国到处喊缺煤，煤炭是紧俏物资。在那种情况下，矿工连过春节都不放假，照样头顶矿灯下井挖煤。工人不放假，矿务局的机关干部当然也不能放假，须分散到局属各矿，跟工人一起过所谓革命化、战斗化春节。初一一大早，我还在睡觉，听见矿务局一位管政工的副书记在楼下大声喊我，让我跟他一块儿去王庄矿下井。副书记乘坐的吉普车没有熄火，我听见副书记的口气颇有些不耐烦。我不敢稍有怠慢，匆匆穿上衣服，跑着下楼去了。来到矿上，阴沉的天空飘起了雪花。副书记去和矿上的领导接头，慰问，我换上工作服，领了矿灯，到井下的一个掘进窝头和工人们一起干活儿。我明白，我的任务不是单纯干活，从井下出来还要写一篇稿子。为了能使稿子有些内容，我就留心观察工人们干活儿的情况，并和掘进队的带班队长谈了几句。井下无短途，等我黑头黑脸地从井下出来，洗了澡，时间已是半下午。雪还在下，井口的煤堆上已覆盖了一层薄雪，使黑色的矿山变成了白色的矿山。此时，那位副书记和小车司机已先期回家去了，把我一个人丢在了矿上。我也想回家，跟妻子、女儿一块儿过春节，可不能啊，我的主要任务还没有完成。我搭了一辆运煤的卡车，向郑州赶去。雪越下越大，师傅不敢把车开得太快。我住进《河南日报》招待所时，天已完全黑了下来，吃晚饭的时间都过了。招待所的院子里积了半尺多深的雪，新雪上连一个脚印都没有。招待所是一个方形的大院，院子四周都是平房。平日里，入住招待所的全省各地的通讯员挺多的，差不多能把所有的房间住满。可那天的招待所空旷冷清起来，住招待所的只有我一个人。招待所方面，只有食堂里有一位上岁数的老师傅值班。我问老师傅有什么吃的？老师傅说：今天是大年初一呀，你怎么不在家过年哩！我说矿上不放假，我还得写稿子。老师傅见我冻得有些哆嗦，问我想吃什么，他给我做。我说随便吃点什么都行。老师傅说：那我给你煮饺子吧。

吃了两碗热气腾腾的水饺儿，我就趴在招待所的床铺上开始写稿子。望一眼窗外纷纷扬扬的大雪，我记得我写下的第一句话是：大年初一，新密煤矿井上冰天雪地，井下热火朝天。第二天早上，我踏着一踩一个脚窝的积雪，去报社的编辑部送稿子。报社的地方挺大的，有南门还有北门。我从北门进去，向编辑部所在的那栋大楼走去。报社的大院子里不见一个人影，偶尔有个别喜鹊在雪树间飞来飞去，蹬落一些散雪。我来到报社编辑部的值班室，见报社的总编辑在那里值班。我参加过报社在洛阳召开的城市通讯员工作会议，认识总编辑，我对总编说，我写了一篇煤矿工人节日期间坚守生产岗位的稿子，问总编需要不需要？总编的回答让我欣喜，他说当然需要，报纸正等这样的稿子呢！

把稿子交给总编，我就向长途汽车站赶去，准备回家。让我没想到的是，因大雪封山，雪阻路断，开往矿区的长途汽车停运了。汽车停运了，火车总不会停吧，我又向火车站赶去。下午只有一趟开往矿区的列车，我应该能赶上。然而因为同样的原因，火车也停开了。没办法，我只好返回《河南日报》的招待所住下。在中国人很看重的春节，别人大都和家人一起团聚，过年，我那年却被大雪生生困在了郑州。我在大年初一的早上就去矿上下井，一去就是好几天无消息，我想我妻子一定很着急，很担心。可那时家里没电话，更谈不上用手机，我只能等雪停路通才能回去，才能跟妻子解释未能按时回家的原因。

在报社招待所待着也有好处，能够及时看到报纸。我初二把稿子送到报社，看到初三的《河南日报》就把稿子登了出来。稿子不仅发在头版，还是头条位置。

2016年元月5日于北京和平里

怀念翟墨

翟墨是我国独树一帜的美学家，他离开我们已经7年了。每当看到美术、美学、美育以至水墨、笔墨这样的字眼，我都会油然想起他。他长我10岁，生前见面时我都是称他老兄，他则叫我庆邦弟，我们两个有着兄弟般的情谊。

我认识翟墨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那时他还没有使用翟墨这个笔名，发表作品时的署名是翟葆艺。其时他在郑州市委宣传部当新闻干事，我在郑州下属的新密矿务局宣传部也是当新闻干事，我们因上下级工作关系而认识。至于他写过哪些新闻作品，说来惭愧，我一篇都记不起了。而他在《河南日报》发表的一首诗，让我一下子记住了翟葆艺这个名字。那是一首写麦收的诗，其中两句恐怕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诗句是：“镰刀挥舞推浪去，草帽起伏荡舟来。”须知当时报纸上充斥的多是一些诸如斗争、批判、打倒、专政等生硬的东西，翟葆艺的诗从金色的大地取材，从火热的劳动生活中获得创作灵感，呈现的是图画般美丽动人的情景。在今天看来，这样的诗句也许算不上多么出类拔萃，但在“文化革命”的气候里，她就不大一般，显示的是难能可贵的艺术性质，并崭露出作者独立的审美趣味。

我很快就知道了，翟葆艺是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当过中学老师，晚报记者，业余时间一直在写诗。对于有文学才华的人，我似乎天生有一种辨识能力，不知不觉间就被对方的才华所吸引，愿意和“腹有诗书”的人接近，以表达我的敬意。除了欣赏翟葆艺的才华，我还注意到了他葆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什么样的气质呢？是羞涩的气质。几个人在一块儿闲谈，说笑话，话题或许跟他有关，或许与他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有人或许看了他一眼，或许没看，几乎没什么来由，他的脸却一下子就红了。他的皮肤比较白净，加上他常年戴的是一副黑框眼镜，对比之下，他的脸红不但有些不可掩饰，反而显得更加突出。他也许不想让自己脸红，但这是血液的事，是骨子里的事，他自己也管不住自己。真的，我这样说对葆艺兄没有半点儿不恭，他羞涩的天性真像是一个女孩子啊！后来读到一些哲学家关于人性的论述我才明白了，因羞涩而脸红，关乎一个人的敏感、善良、自尊、爱心，以及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温柔的感情，这正是一个优秀艺术家的心灵性和气质性特征。

1978年，我和翟葆艺同一年到了北京，我是到一家杂志社当编辑，他是考进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系研究生部，在我国著名美学家王朝闻先生亲自指导下读研。在读研期间，我到研究院看望过他。我知道考研是一件难事，除了考专业课，还要考外语。我问他考的是什么外语，他说是日语。我又问他以前学过日语吗？他说没有，是临时自学的，因日语里有不少汉字，连学带蒙，就蒙了过去。他自谦地边说边笑，脸上又红了一阵。我心想，要是让我临时学外语，恐怕无论如何都难以过关。他在短时间内就能把一门外语拿下，其聪明程度可见一斑。

我们家在北京没有亲戚，就把葆艺家当成亲戚走。1989年春节，我带妻子到他家拜年，他送给我他所出的第一本署名翟墨的书，《美丑的纠缠与裂变》。读朋友的书，除了感到亲切，更容易从中学到东西。我自知艺术理论功底浅，这本书正是我所需要的。这是一本谈美说艺的短论结集，所论涉及文学、绘画、书法、音乐、戏剧等多个艺术门类。他的论述深入浅出，用比较简单的语言说明复杂的道理，用含情的笔墨探触理性珠奥秘，读来让我很是受益。比如谈及书法之道时，他借用古人的理论，阐明初学者求的是平正，接着追求险绝，而后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读到这样的论述，我联想到自己的小说创作，似乎正处在追求险绝的阶段，要达到“通会”的境界，尚需继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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