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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窗杂俎（第3页）

过去贫苦人家一般是不会举行祭月仪式的。首先要有庭院，像溥老回忆是在祖母所居寝院，贾府是在嘉荫堂前的月台上，贫民小户住人仅可立锥，何谈祭月场地？另外，置办供品都需破费，仅西瓜一项就是贫家半年粮了。已故的老北京习俗掌故专家邓云乡先生，曾回忆他家的中秋祭月，除葡萄、沙果外，他家非贫民，祭月用的西瓜还只用半个。贫民过中秋节，无非买张月光马儿、兔爷、几块“自来红”“自来白”寓团圆应景。

周作人的《儿童杂事诗》中有吟咏祭月：“红烛高香供月华，如盘月饼供南瓜。”诗后注说，除了水果四色和西瓜，还有南瓜和北瓜。可见江浙习俗，他在《中秋的月亮》中说当年将月神称之为“月光婆婆”，尤有情趣，比“星君”“菩萨”的称呼温情多了。

祭月习俗流传了那么多年，民间的祭月仪式逐渐向赏月、团圆欢聚过渡，仪式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今天只剩下兔爷点缀和团圆宴分食月饼了。当然，今非昔比，人们过中秋节，生活安定，举家团圆，月饼、果品的种类极其丰富，可以望空拜月，寄寓心愿而不必拘泥于旧习俗。

过去中秋团聚，会饮桂花酒、绿豆烧、莲花白，后两种是白酒，今天已绝迹了。也有只饮果酒，金寄水先生记叙的赏月宴就不上白酒。但今时可供选择的酒品更令人目不暇接，那就让人们在月光如水的佳节良辰，沽酒举杯而祝“但愿人长久”吧！

国学分类刍议

被钱锺书誉为“旷世奇才”的饶宗颐先生归道山，各类媒体溢美盖地，“国宝”“国际文化巨擘”“通儒”“国学大师”等，大有炫目之感。“国学大师”的桂冠在启功、季羡林逝世前，皆曾被本人所谢绝。饶先生生前似乎还未曾予以拒绝。

饶先生被弟子和媒介称为“国学大师”和“通儒”，他自己曾归纳其著述可分为八大门类：敦煌学、甲骨学、诗词、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含金石）、书画，几乎涵盖国学的所有领域。果真“涵盖国学的所有领域”乎？

所谓“国学”的含义其实很简单，即中国固有的传统学术。若干大家前辈都有解释，如张岱年先生在《国学丛书序》中说：“中国传统学术包括哲学、经学、史学、政治学、军事学、自然科学以及宗教、艺术等。其中自然科学有天文、算术、地理、农学、水利、医学等，这些都是国学的内容。”张老所说广而泛，他所举其实有些是实用性的科技门类，有些是基础学问。我曾读冯其庸先生撰文谈国学分类，记得大致归为四类：经学、佛学、宋明理学、小学（训诂），我印象很深刻，是纯粹的国学分类，是中国传统学术最集中的精华。我个人较为赞成他的分类。

如果再溯其上，章太炎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讲《国学概论》，认为国学的基本内容是经学、哲学、史学、文学，这其实并不太科学，应是借鉴了从《隋书·经籍志》到清代《四库全书》的“四部”，即“经、史、子、集”的典籍分类。有人亦曾予以考析。包括他晚年所著《国学讲演录》，又将国学的概念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文学五类，依然是“四部”分类的概念。章太炎本人重视小学，后世若干大家都是他的入室弟子，如陆宗达，连鲁迅先生也曾是他的弟子。故而他将“小学”列之于首。其实按古人的概念，小学也是治学方法，只不过后来成了专门的学问。

倘按《汉书·艺文志》的分类，则为六经（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实则也是书籍的分类，比如“方技”中的“房中术”，岂可称“国学”？

从《隋书·经籍志》到《四库全书》，一直贯穿是典籍的分类法，而并非学术意义上的划分。故梁启超先生提出“国学入门书要目”，从“经、史、子、集”中举出四书五经、《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宋、元、明三朝《纪事本》及《楚辞》《文选》，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集等。以上是梁启超认为是最基本“皆须一读”的国学入门典籍，他并未将科技、军事等古籍列入。而且，他只是将上述列为“国学入门”的基本书目，并非定义上述即国学典籍之概念。史、集二部，我认为前者应为治国学的基础，后者是古典文学修养基础的入门。自张之洞至近代学者，亦有每开书目之举，繁简各列，包括鲁迅先生也曾为许寿裳先生之子开过“书目”，其中经、子典籍都是必列的。

经、子二部应为国学的核心，连同佛学（道学）、宋明理学，后二类对中国的文化（民国以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国学的主要内容应大致如此，这也是前人所基本公认的。至于史学、文学，则不过钻之弥深而成“家”或“大家”而已。研究国学，史学应是除文学之外，最基础的知识。如有所研究著述，则为专家可矣。文学包括诗赋，在古代并非学术主流，小说戏曲之类尤等而下。在今天，也只是作为文学史、戏曲艺术史来研究，可以成为专家，但似并不能称之为“国学”。

综上刍议，饶先生自己的分类并非完全符合“国学”范畴。

诗词、书画是小道，在古人只是一种修养，诗赋、“试帖诗”也仅是开科取士中的一种考试科目。不客气地讲，旧时代凡上过几年私塾者，皆可写旧体诗，只不过有优劣之分而已。古人书画的最高成就无非位列皇家“待诏”“供奉”。若其以诗词、书画类称“国学”，那中国的“国学大师”真可以车载斗量如过江之鲫。目录学是一种近代才出现的书籍分类学科，甲骨文、敦煌遗书出世较晚，衍为一类学问；考古是近代才出现的专业，曹魏时倒是有“摸金校尉”之类官职及所属机构之建，但那非“考古”，虽有“技术”，而是供掘墓充饷之用。所以今人若精于考古专业，至多称考古学家足矣。金石则应归于古文字或鉴赏类，楚辞学如同研究诗经、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似不应归入国学。文怀沙先生号称“述而不作”，早年出过一本关于楚辞的小册子，后被捧为“国学大师”，招致李辉先生在《北京晚报》整版文章批驳。可见仅出版过一本介绍楚辞之书，并不足以被认同为“国学大师”。又如季羡林先生，他是公认的吐火罗文、梵文专家，有翻译著述，晚年写了一本关于制糖史的书，他有自知之明，所以生前婉拒对他“国宝”“国学大师”的溢美。启功先生主要以鉴赏、书法知名，也有帖学（书法）、音韵学、校注方面的著述，还点校过《清史稿》，他也是屡拒“国宝”“国学大师”的称谓。

至于“通儒”之谓，恕我鄙陋，我似乎还极罕见历朝那些大儒有此称谓。所谓“通”者，应对起码四书五经领域的研究皆有考疏、校注、传承、著述，甚至一家之言，开宗立派，方可实至名归，否则，何谓“通”之也欤？

学问广泛而且皆有著述，称专家或大师皆无疑义，固然“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但国学大师真是不可虚冠。我对饶先生无不敬之意，但若称“通儒”“旷世奇才”，姑不论宋明硕儒，清初大儒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或读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所列，更不胜枚举，那章太炎、王国维、梁漱溟、熊十力等，包括陈寅恪等该用何等称谓好呢？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世人无有异议。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前三位称之为“国学导师”当之无愧。即便赵元任，也不仅仅写《教我如何不想她》，其于音韵、方言等领域，也是极有研究的。现在提起赵元任先生，则冠以语言学家，此称谓真是贴切精准。可见国学大师或导师，必得之于世所公认而无异议。

还有一个小问题与国学分类无关。我读各报关于饶先生的报道，连篇累牍，学术成就、编纂经历不惜笔墨，但其在抗战八年中的履历鲜见提及，与启功老先生抗战中在北京的八年一样，其学术建树履迹不得而知。过去，对季羡林先生在抗战八年，知者极少，后来季老自己写了《留德十年》，才知他远离烽火，避之于异域。

而对饶先生的报道，真是欠缺了一个重要的人生履历，所谓“知人论世”，对于了解饶先生的一生完整学术成就的脉络分期，不仅是阙如，更是遗憾。

观摩崖石刻记

临入仙居县的天姥山神仙居景区之前，遥望群峰，不禁神驰，想起“云霓明灭或可睹”这句诗，心里思忖：千万勿效颦一些景区，在岩崖上乱刻当代名人达贵墨迹，不乏丑陋，不忍卒观，且将好端端的山色弄得遍体鳞伤。古人有摩崖刻石的风雅，也有官员赋诗题句，但古时官员大多是进士出身，翰墨俱可，不似今人胡乱涂抹，胆子大得很。记得当年韩复榘主政山东时，曾大修泰山古迹，完工后特颁令“除奉令准刊外，无论何人不准题字题诗”。其实韩复榘自己的书法颇有功底，完全不似相声《关公战秦琼》所讥讽是大草包。泰山官宦之流的刻石过多，其实是对自然风光的肆意破坏。

迤逦游山，碧翠入眼帘，郁色遍崖青，摩崖石刻几乎绝迹，这很使我欣慰，也可窥见开发者的良苦用心。当然，也有数处石刻墨迹点缀于山崖，如“烟霞第一城”，本是乾隆年间仙居知县何树萼题于县治东岭文昌阁，本意大概是称誉仙居山水绝佳，“烟霞”古人常用，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有“云霓明灭”，也有“烟涛微茫”之句。这五个字被移刻到山中，是否置宜当然仁智各见。但榜书是很难写的，何树萼应是进士出身，书法有功底。明清进士多馆阁体，谈不上优劣之分，但能写擘窠大字还是让人首肯的。置于岩崖，恰如其分。

其实，仙居出过一个元代画史上有地位的柯九思，距“烟霞第一城”崖刻不远，即可见“九思亭”，当是今人为纪念他而建。有亭翼然，杂树掩映，不失为山中一景。记得《历代碑帖法书选》，未收入其书法，大约是柯九思在元代书家中并非一流之故？柯与赵孟頫、鲜于枢、邓文原、康里巎巎、周伯琦、饶介等，风气所至，虽皆师法晋唐，但毕竟柯九思专力画竹、鉴赏，书不列名著，情有可原。因其书作流传稀稀，故坊间似无其书帖印行。《元史》亦无他的传。民国后的《新元史》倒是将他入传，但因撰者柯劭忞是他的后人，后人也考证柯九思只有女儿，抑或族人后裔？其权威性尚存疑。虽然徐世昌以大总统之权势兼与柯劭忞姻亲之情，将《新元史》颁列“二十六史”（含《清史稿》），但终不被后世学界所承认。

柯九思首先是画家，其墨竹有论者谓“文同后一人”，兼擅行楷。与赵孟頫、王铎等类同，以汉人仕元，颇遗后人诟病。柯九思不是正途出仕，“遇文宗皇帝于潜邸，及即位，……特授学士院鉴书博士”，应是御用品鉴侍从。三年后被罢官，被劾“性非纯良，行极矫谲，挟其末枝，趋附权门”，他的受宠引起蒙古贵族集团的厌恶。这也影响了明清文人对柯九思的评价。柯九思对仕途较为热衷不可否认，以至他被罢官之后为他人鉴定字画时还署印“鉴书博士”。晚年绝望始入道教，后人考证他之逝世与服药导致砷中毒有关。

但柯九思在官场并无劣迹，未将他的墨迹摩崖刻石，是源于倪瓒以来对他的贬低？还是因为他只是以鉴赏、绘画知名，其书法未列入元之大家行列？其实封建时代士子求仕途无可指摘，只不过逢到异族入主中原，气节即“人格”便成为千夫所指的标准。我个人认为，譬如在九思亭之侧刻块碑，镌刻他的书画也似无不可，柯九思似乎未写过咏神仙居的诗？可见那时的神仙居大约极少为人所知吧？南宋末年，为避元兵锋焰，文人士子相率南迁，郭沔遁居衡山，“每欲望九嶷，为潇湘之云所蔽”，作琴曲《潇湘水云》以抒故国之思。柯九思不知是否聆听过此曲，曾出仕的他会写出“以寓惓惓之意”的诗吗？

上山时，赫然见到吴昌硕大书“太白梦游处”。吴昌硕是浙江人，逝于1927年，我不知吴昌硕此句是否专为神仙居所题，但他的篆刻、书法、绘画，开宗立派，与任伯年、蒲华、虚谷并列“清末海派四大家”，堪称难以企及的大师，迄今不可望其项背。他的诗词也堪成家，所以被誉为“文人画最后的高峰”“石鼓篆书第一人”。瞻仰他的书法，确令人倍感有雄浑奇崛之气，那种气韵，真是大有“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的嘘拂。尤其令人景仰的是，吴昌硕有古代文人投笔从军、参赞戎幕的遗风。甲午之战爆发，湖南巡抚吴大澂请缨率二十营老湘军出关御倭，并邀孙子吴昌硕出征，协办文书简牍并参佐军机。后兵败，吴大澂以“徒托空言，疏于调度”之罪被革职，吴昌硕也扼腕而归。20年后的1912年，69岁的吴昌硕写诗忆甲午从戎：“昨夜梦中驰铁马，竟凭画笔夺天山。”这样炽烈的爱国之情，怎不令人望其墨迹而肃然起敬？其实，山林之间，偶有佳刻，书镌俱美，融之和谐，也不失为一种精神愉悦。纵观神仙居山水之间，石刻绝少，使人可在乎于山清岩秀，眸间甚为惬意。

比如下山时，见到“梦游天姥吟留别”的题刻，则与人有意犹未尽之感，烟霓溪声，云影山色，当然不可一日揽尽，沉吟留别，馀思眷意。细看题款，乃明人张瑞图。经询何以选此人？答：查遍古人墨帖，未见有书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者，唯张瑞图书诗存世，故摹刻之。此人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名声当然高于柯九思，但品行争议更甚。他的书法奇逸峻峭，与董其昌、邢侗、米万钟齐名。

《明史》有传，但却列入“阉党”，是魏忠贤的“魏家阁老”，以礼部尚书之位参与魏党“机务”。史书称其“依媚取容”，尤其“忠贤生祠碑文，多出其手”，甚为朝臣和士大夫所不齿。在封建时代，结交依附宦官，以求仕途升迁，是一种耻辱。明代张居正所为人诟病之一，即结交太监冯保把持朝政。毕竟在魏忠贤专权时，依附者也是少数。所以崇祯皇帝登极，即办“逆案”，张瑞图有所恐惧，两次告退。但在任主考官时，居然徇私，引崇祯大怒，坐实“为忠贤书碑”的“实状”，列“交结近侍又次等论徒三年输赎民”的罪名，被罢官遣归。其隐居晋江故里，优游林壑，常与僧人谈禅，这大概与柯九思去官之后论道的心理相仿佛。但“阉党”的不光彩帽子真的能使他忘情山水？还有与张瑞图同朝的那些前仆后继与魏党抗争的脊梁式人物，大义凛然，眦裂喋血，他怎么可能失忆呢？

张瑞图死后，南明唐王朱聿键为他赐“文隐”谥号，重新祭葬，但这背后有他表兄林欲楫的运作。林是唐王的吏部尚书，且与张瑞图同榜举人、进士，关系甚密，且张瑞图之子又是林的女婿，故林以张瑞图曲线“救世”的平反理由当然不被后世所认同。

望着张瑞图的碑刻，大约是小字放大，或许有些失真，但他的书法与为人竟然反差若大，其“奇逸”的定评真是令感慨不已。古人是很重气节的，其实宋四家“苏黄米蔡”的“蔡”本是蔡京，因其臭名昭著，故换上蔡襄。又如严嵩，书法绝佳，但因其属奸臣，其书法竟至绝迹。峰崖苍苍，草木葱葱，天地钟秀，万物扶助，回首张瑞图刻石墨迹，忽然想起李白诗中恰有“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之句，张瑞图低首书此句时，何焉心状耶？

青崖不改，碧溪长流。天姥山之所以奇逸，是因为李太白的不朽名篇，而相得益彰，而无双独绝。“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吟诵李太白那瑰丽雄奇的诗句，流连那秀色可餐的滴翠胜景、烟云瀑声，才不枉世间履痕所至、诗意栖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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