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浪小说

西窗杂俎02（第1页）

山里的精灵

浙江省台州市之仙居县，因有李白所梦游吟咏的天姥山而闻名。往游归来意犹未尽，颇有萦系之思，且忖绝句短章已不足以皴染神仙居山色之旖旎绝佳，心中而若有所思，不吐不快。短章词曲囿于舒展，不可奔泻。记得曹雪芹借《红楼梦》贾宝玉之咏婉婳将军事，云非七古不能敷陈排比，故吟七古二十三韵以抒怀。

其中有句“不闻猿啼闻鸟语，朱雀花落染清溪”，山中花木甚多，而独有所咏，是在山中见到的朱雀花，给我印象很深。溪水潺潺，花落伊底？也颇令人凝眸。游山时口占七绝，亦有“翠树悬缠朱雀花”句，可窥反复吟咏，缘于朱雀花铭记之于心际。

此花据说为仙居山中所独有，立夏前后绽开。天姥山奇峰、烟霓、溪瀑、幽谷、层林……令人称奇，而一串串深紫色、形状诡异的花，盘缠在如烟似雾的苦楝树上，则令人更为诧叹。当地人称之为“朱雀花”，大自然的造化使之据说只生存于此山，其形状酷似一只展翅欲飞的紫雀。看来此花成为当地人的骄傲，世间有此奇花，焉得不以此精灵为荣？故盘桓山中，触目之处，其路灯形状，盥洗间标识，造型皆如曼妙之朱雀花，那玲珑的精灵，雍容的色泽，时时映入人的眼眸。

“朱雀”乃是很多国人所熟悉的语汇。若退回到时一千多年前的唐初，最流行的文章则是唐初四杰之一杨炯的《盂兰盆赋》，其中经典骈句是“……前朱雀，后元武；左苍龙，右白虎；环卫匝，羽林周。雷鼓八面，龙旗九斿。星戈耀日，霜戟含秋”。其“朱雀”之名与“辞章瑰丽”的这篇骈文为时人所耳熟能详。

当然，这里的“朱雀”说的不是花。朱雀本乃中国古代天之四灵、四方星宿，二十八宿之南方七宿之一。《淮南子》列之为五兽、四象，古越国则以朱雀为图腾。考古则始见于曾乙侯墓漆箱中所见二十八宿之朱雀名。朱为赤色，南方属火，故名朱雀。古代建筑屋脊两侧的螭吻，据说即由朱雀变化而来，寓消灾灭火之意。甘肃等地区至今有祭祀朱雀等四象民俗尚存。那民间将此花命名为“朱雀”是寓意化吉之意吗？近来中国发射运载火箭，命名为“朱雀一号”“朱雀二号”，是命名之以远古图腾？还是命名之以奇花，是彰显灵宿的形象吗？是敬畏于大自然的灵异吗？朱雀，朱雀，腾飞于天穹，绽之于山谷，令人真是为之神驰遐想。

李白梦游天姥山，只吟咏：“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他是梦游，只想象“仙人如麻”，奇景万千，但不会梦见朱雀花。后人有考证他可能来过仙居，但若真的履痕至此，以他“仰天大笑”的豪气，会注意神仙居群峰中独生于此小巧玲珑的异花吗？

神仙居群山里有许多在城市里见不到的物种，如石楠、油桐、甜槠、杜英、野草莓……缤纷杂处，竞相绽放，使人眼界为之大开。仙居的人为何要将此花取名“朱雀”呢？鸟类谱中有一种小鸟名“禾花雀”，俗称“天上人参”，已被列入国家野生保护动物名单。植物界有一种蝶形花科藤本植物“禾雀花”，学名“白花油麻藤”，花形也类雀鸟，五瓣，如栀子花瓣，浅白色，花显淡绿，仙居山中亦有，识者谓即是朱雀花同类。

据网上可知，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禾加镇王龙山，也有称之为朱雀花者，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吊挂于藤蔓，每年三四月开花，初始白或淡绿，盛开为紫红色，两块花瓣卷如翼翅。如禾雀欲飞，与禾雀之状妙肖，据说此花受伤竟会“流血”，神奇之处令人啧啧。与我在山中所见朱雀花，极为相似，是不是同科，则不可知。

游山水之际，“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是一种享受。以神州之大，穷尽一生，亦不可淹贯博识。古人将多识草木上升到仰止的高度：“尔雅以观于政可以辩言，又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一物不知，儒者之耻，遇物能名，可为大夫。”这是古人编草木鸟虫小百科《尔雅音图》序中的话，并特意指出：“则此书之成，不独好古者所宜服膺，为政者盍流览于斯。”另《毛诗品物图考》序中则更强调：“士人束发受书，足不出庭户，交不出里巷，安得合天下之大，极庶类之繁，一一尽知其名象哉……此多识之学所宜亟讲也。”古人的见解在今天也并不过时。比如古人提倡“格物致知”“知行合一”，是否涵及对大自然及草木之“知”呢？鲁迅先生是令我敬佩的，他对植物鸟虫的研究，极其博学。他读过的有关中国、日本等古籍，购之诸如《花镜》《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山海经》《尔雅音图》《广群芳谱》《毛诗名物图说》等数十部，其中《野花谱》《茶经》《园林草木疏》《南方草木状》等十多部皆细细小楷手抄。鲁迅在绍兴和杭州期间还与弟弟周建人等一同采集过植物标本。北京鲁迅博物馆至今保存有鲁迅采集的植物标本和《采集植物标本手稿》一册。他的弟弟周建人在植物学领域有专长，是与鲁迅的指导密不可分的：未经科班，竟蔚然成家，成为《植物》《自然》《动物》教科书的编辑，除翻译《物种的起源》《生物进化论》等，还出版有《花鸟虫鱼》《田野的杂草》等科学小品集，这也是令人起敬的！再如鲁迅，他于1903年发表的万字论文《中国地质略论》，不仅早于李四光，而且已被公认为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开山启蒙之作。次年，他与顾琅合著的《中国矿物志》，更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全面记述分析中国矿产资源的学术专著，清政府农工商部高度评价，学部推荐为“国民必读书”“中学堂参考书”！“俯首甘为孺子牛”“回眸时看小於菟”，鲁迅的悲欣情怀不仅及人，亦及之草木山川，濡沫之情，真的是令人感佩。

古人说：“江山也要伟人扶。”其实山川之地灵钟秀，不一定非要名人点缀，那“万类霜天竞自由”的草木花卉，才是我们眷恋家山的萦系之情。“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雨露煦风，朝晖氤氲，草生草长，花落花开，草木其实亦应有情，有灵异，只不过大自然的奥秘，人类并未完全解码。人类自认为是昊天之骄子，万物之灵长，其实并非是大自然的主宰，对草木之不屑，之不惜，那会受到大自然的报复吧？所以，岂止仙居朱雀花，华夏之一草一木，不但应识之，更应怜爱之，以使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山，永远万物蓬勃，葳蕤长青。

杨曼青·《绣囊佳话》·炒肝儿

若提起程派名剧《锁麟囊》，喜欢京剧的人们耳熟能详。但若提起比《锁麟囊》出现更早的京味长篇小说《绣囊佳话》，恐怕知者稀稀。京剧《锁麟囊》1940年5月于上海首演，而《绣囊佳话》早在1913年即已由群强报馆印行，作者是报人作家杨曼青，他与编剧翁偶虹、主角程砚秋均是旗人，而京剧与小说均取材自乾隆年间的《只塵谭·荷包记》，也有人认为小说取材于《夜雨秋灯录·闺侠》。但自《荷包记》问世以来，不断有人改写，在《锁麟囊》之前，已有张笑影编写的京派新剧《绣囊记》出现在戏台上，有可能参考过杨曼青的小说，杨曼青参考前人亦在情理之中。不过杨曼青逝于1936年，张笑影逝于1938年，皆未见到《锁麟囊》公演。

关于《绣囊佳话》，付立松先生认为“是一部旗人评书体小说。……借鉴北京评书艺术独创了一种小说文体，叙述过程不时插科打诨，玩挂现，抖包袱，幽默十足”，是“北京旗人命运的隐性书写”。评价是很中肯的。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期的北京，杨曼青很有名气，以老北京话包括旗人语言叙述时令民俗、胜土风物，被誉为“开京味小品文之先河”。记得刘绍棠先生逝世前，曾呼吁将20世纪50年代以前京味作家的小说重新印行，但记得似乎有争议，终未实施。杨曼青关于写老北京的小品文当年也曾结集印行，但岁月荏苒，坊间早已绝版了。如果重新再版，对研究老北京风物民俗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现在几乎没有人知道杨曼青，但在当时，他不仅是名报人、名记者、小说家、小品文作家，还是美食发明家。北京人大多吃过炒肝儿，即便没吃过，肯定也知道这是正宗的北京风味小吃。北京的风味小吃品种繁多，大都是下层劳动人民发明（包括清宫御膳的小吃），但唯独炒肝儿，却是名记者杨曼青创意发明的。他不像邵飘萍、林白水、成舍我那样在北京新闻界有重要地位，但我认为杨曼青在北京民俗上所做的贡献，在当时新闻界中无可匹敌。

过去一提炒肝儿，“老北京”都知道最有名的当数鲜鱼口的天兴居，但就史料看，发源地应是天兴居斜对面的会仙居，1956年公私合营时这两家才合并。

据记载，会仙居开业于同治元年（1862年），起先也不过是个小酒铺。到民国初年，受白水汤羊启发，以猪的肠、肝、心、肺洗净后，分别切成肠段、心丁、肺条、肝片，放佐料白汤煮，起名白水杂碎。但因工艺简单，佐料单一，故不受食客欣赏。

当时《北京新报》主持人杨曼青，对北京风土人情尤感兴趣，不仅在报纸宣传，还出过有关著作，闲暇时常光顾老北京风味小店，也去过会仙居，与店主刘氏兄弟相熟。看到白水杂碎不受欢迎，便建议去掉杂碎中的心、肺，加酱色勾芡，名字可叫炒肝儿。

他认为如果叫烩肝肠就不会吸引人。杨曼青的建议颇具体，主料、佐料、工艺、名称，一应俱全，称其为发明绝不过分。

会仙居马上采纳了建议。据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的《驰名京华的老字号》记载，炒肝儿的原料、工序并不复杂：先将猪肠清水加醋洗净，去腥臭后开锅煮后文火炖，锅盖必须是比锅小一圈的木锅盖，目的是使肠能熟透又不跑油，且保持肥美香味。待肠烂熟之后切成五分长小段，称之为“顶针段”。猪肝洗净后用刀斜片成柳叶状条儿。制作料时先将食油熬热，放入大料，炸透后放入生蒜，蒜变黄时即放入黄酱。另熬上好口蘑汤。配以蒜酱、葱花、姜末的口蘑汤，再将生肝条放入肠中，马上勾芡，再撒蒜泥，整个工序即告完成。

当时炒肝儿问世，门庭若市，营业面积也不断扩张。当然，这也归功于杨曼青的炒作，他在报上发表介绍文章，大谈猪肠、猪肝的营养价值云云。他又出书，除对老北京独家买卖一一推介外，又对会仙居的炒肝儿大加宣扬。炒肝儿风味的形成，杨曼青是发明人，又是推广人，确实功不可没。现在庙会上小摊打出“×记传人”的幌子，实在是侵犯了杨曼青先生的知识产权。但是由于炒肝儿原料便宜，制作相应简单，北京街头巷尾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许多卖炒肝儿的摊贩，当然口味都不如会仙居。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斜对面又开了一家专营炒肝儿的天兴居，两家开始竞争。会仙居的第三代传人（共兄弟五人）轮流坐庄，开始互不信任，偷工减料，造成质量下降。天兴居乘虚而入，并将炒肝儿予以精心改革，提高质量和口味。改进措施不少，最主要的有三条：一、洗肠之前去掉肠头、肠尾，使煮出的肠更加肥美；二、猪肝选用肝尖，使之更加鲜嫩；三、改进作料，不用酱改用上好酱油，口蘑汤也改用“味之素”。仅此三点，就使会仙居的老顾客都跑到了天兴居来。1952年会仙居终于被迫将这家几十年历史的炒肝儿老店转让，再也不复“稠浓汁里煮肥肠，一声过市炒肝香”的兴旺景象。1956年公私合营后又转为国有，现在这个招牌不知还在使用否。

炒肝儿在老北京小吃中有其独特的风味，深受老北京人喜爱。

我没有品尝过会仙居和天兴居的炒肝儿，地安门外合义斋的炒肝儿在20世纪70年代曾品尝过，原址即在火神庙前，后迁到护国寺街里，不知风味依旧否。现在的炒肝儿基本上不再可口诱人。依我的观察，除了偷工减料、作料不全之外，清洗不净是最主要的问题。

有异味的东西还会是美味吗？一种风味小吃如果失去了它本身的工艺要求、作料配置等，那还有存在的意义吗？说它异化也好，挂羊头卖狗肉也好，存在就不完全合理了。所以，老北京小吃风味的抢救恐怕于今也是当务之急了吧！

煲仔饭

来到开平古镇赤坎，已是一天繁星。住进潭江边一家旧式老楼改造的酒店，似乎已经嗅到古镇的气息。这个始于清顺治年间的小镇，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交通要道、商埠码头兴盛一时，备极繁华，一时有“小上海”之誉。那弥漫着西洋风韵的碉楼、老街、骑楼……辄令人向往一观，神驰遐想那曾经的风韵和沧桑……一月的京城寒风瑟瑟、满目肃杀，而一月的赤坎却是生树杂花、映眼碧色。清晨的阳光有江南的妩媚和煦，咫尺之遥的潭江波光粼粼，一天云影、微风，一岸榕树、紫荆。老街翘首可望，担任我们一行导引的张碧云女士说上午就要去逛老街，我有些莫名其妙地企盼。

忽然，陈世旭兄又鼓噪要吃“煲仔饭”，他从清晨起来就念念有词，我有些不以为然——在广州、在香港都吃过所谓“早茶”，广东小吃似乎从无使我心动。我问：何谓“煲仔饭”？世旭兄答：吃过就知道了。

食处就在距酒店几步之遥的骑楼下，店不大，也谈不上窗明几净，甚至略显幽暗。主人是母女。坐下，望着窗外蓊然如盖的老榕树，有些心不在焉，脑子里忽然掠过京城的早点模式——豆浆、油条、豆腐脑儿、豆汁儿、焦圈儿、火烧、豆面丸子、炸豆腐……先上桌的食馔，我基本没有动箸，世旭兄号称美食家，据说亦擅烹调，履踪遍布天南地北，可谓见多识广遍品佳味。耳朵里飘进他说的广州的“煲仔饭”，没有注意听，思绪的色彩仍然回旋着金黄的油条、乳白的豆浆……

“来了！”老板娘端上大砂锅，“吱吱”有声，盖掀起，一股沁人的香气直冲中枢神经，这香气在味觉中是那么遥远而又熟悉……

世旭兄、碧云等已食指大动。我细观，白米之上一层黑丝，不知为何物？告：鲜鳝鱼丝。初尝，味鲜可口，香气入胃。观米，细白；疑为香米，碧云说：此米为广东江门新会所产，是真正“煲仔饭”所用。米固其香，鳝固其鲜，平生所啖，无此佳味。鳝丝入饭，以我腹笥所忆似无记载。梁实秋先生是美食家，有部《雅舍谈吃》，只谈到鳝鱼之馔，而无饭之名。但这“煲仔饭”的香气似乎更有久违之香，猜测必用猪油，问老板娘，果然！过去菜肴，必用猪油，才会香之四溢。昔者北京有所谓“猪油拌饭”，或用猪油炒饭，也是香动食欲的，那是物资匮乏的年代，现在基本已绝迹了。

其实，过去中国菜肴、点心、小吃基本放猪油，其香沁胃，益亦大焉！猪肉、猪油与米、麦等五谷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是有大贡献的，这是题外话了，且不去说它。

连吃了几碗，真是平生所未食。先贤之云：“品之于味，有同嗜焉。”精细的美食真是最快乐的享受。更令人赞叹的是锅底的锅巴。砂锅端上是炙烫的，热度逐渐减却，久之而成锅巴，金黄酥脆，沁入油汁的醇香，入口则更有韵致，与松软且韧的上层白米各蕴千秋：上层白米侵入的油汁不多，有天然的清香；底层白米变成锅巴，浸入的油汁丰厚，更有入腑的醇味。据说煲底的锅巴是饭之精华，是不可不品的。煲仔饭，不仅溢香、有味，还有令人神怡的色泽：白、黑、黄。间或俏上的青翠的香葱、黄嫩的姜丝，怎的不使人涎垂腹动？

https://www.cwzww.com https://www.du8.org https://www.shuhuangxs.com www.baquge.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