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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义无双02（第1页）

坎坷年华总萧然

——怀念马常先生

一

廿年结识到如今，薤露笛声不可闻。

萧瑟孑然无涕泪，炎凉世态最混沌。

一支镌刻春秋笔，三载树华半立身。

叹息天公夺寿数，文章谁更赐评论。

这首诗是2007年6月22日我去平谷医院探望马常先生，看到处于弥留之中的马老的痛苦，看到他已不能言而泪盈于眶，从重症监护室出来后仰天而叹，口占默诵出的。其中感伤、失落、怅痛，不足达于万一。

在4月下旬，马老刚住院曾给我打来电话，希望见一见我。我因即刻赴日照、青岛开会，不能趋奔，故委托一位朋友采购食品代我慰问。不想我将平谷医院错说成顺义医院，故无功而返。待我归来，诸事繁忙，一直没有抽出时间前去探望，也心存幻想，认为他还会像以前一样转危为安的。直到谢德山大哥（我后面要专门提及此人）打来电话，才明白大势已去矣！

果然，2007年6月24日中午，我接到谢大哥电话，犹如晴天霹雳：马老于今日上午10时06分停止呼吸！我欲哭无泪，思维恍惚，听不清谢大哥在说些什么，我只好含泪说，请向我述主要的话。我听清了，26日由朋友为他下葬。

第三天清晨5点多，我赶到平谷谢大哥家。谈起马老，音容笑貌不时掠过脑际。家属没有来，我看了马老生前写给他所在单位北京市司法局的类似遗嘱的一份文字，不妨摘要，以见马老心况：北京市司法局：我自退休后，一直缠绵病榻。最近以来，心脏病、脑血栓病、糖尿病、前列腺病及肾病，均有日渐加重之势，自知沉疴难起，不可逆转，然头脑尚是清楚，意识思维均很明白，鉴于脑血管病、心脏病均随时可能恶化，因此，事先将我死后之事，向组织上报告几点：

一、我的后事，全权委托谢德山同志办理：1．坚决火化，不留骨灰。2．坚决不办任何殡葬仪式，也不设墓碑。3．坚决扫除办丧事请客、交份等旧习。

二、由于我的三个妹妹均在外地，都已七十岁以上，年老多病，不能行动，我早已征得她们同意，不必来奔丧，也不由她们参与丧事……其中第三条、第四条是关于家属子女问题的，这里不便摘录。

谢大哥还向我出示了家属的委托书，即将马老的治疗、丧事全权委托给谢大哥处理，我无复多言，唯有沉默。

谢大哥谈起马老住院的69天，每天两次去看望，谈起从1990年就为马老所做的一切，不禁失声涕下。我再一次热泪盈眶……在炎炎烈日下，我们一行两人、马老的外甥、谢大哥夫妇和他们的两对女儿、女婿等共八九人，开始瞻仰马老遗容，将遗体抬入殡葬车，驰向殡仪馆……我将马老生前迫切想看到的我新出版的诗集（附有他的一篇评论）在化纸炉前焚化。随着一缕缕青烟，我的心在一阵阵抽紧……护送着骨灰，来到一片林地，坟坑已挖好。按当地习俗，火化后要入土为安，供亲友们凭吊。马老不是本地人，村民们破例允许他落在这片土地。这是一片长满了高大的榆、槐、杨等各类树木的小树林，马老的长眠之地背倚一座小山，名头陀寺山，寺早已没有了。我有些感慨。头陀者，带发修行的人。马老是不信佛的吧！不过坟茔前有一条窄窄的小溪。听林涛溪流之声，马老应该也不觉得寂寞吧！骨灰放入圹穴，我们培上一锨锨黄土。人们开始焚纸，火焰在忧伤地跳动。前天、昨天都下过雨。唯独今天艳阳高照，是上天要给坎坷终生的马老一个温暖的笑脸吗？

烟在缭绕，人们在哭泣。鞠躬告别。走好，马老！

二

马常先生是一位老新闻工作者，也是一位很有功力的作家。我于20世纪80年代初服务于新闻事业，他后来也调入《北京法制报》成为我的领导。他非常赏识我的才干和文笔，惺惺相惜之意常常溢于言表，对我的诗和文史随笔尤其垂爱。

我上班料理完工作后，常常与他扪虱而谈，每获教益而心存敬意。他的文字功力至今我认为在新闻界前辈中首屈一指，无可挑剔。他的小说、散文、随笔都非常优雅，尤其是他对红学的研究，我至今认为并不亚于某些“权威”。我原来不大写杂文。正是受了他的影响并得益于他的点拨，始兴趣盎然，常有涉足。杂文讲究论点、论据、论证，逻辑思维的缜密非常人所可及。我们常在一起探讨，其心得我后来运用于讲课之中（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业余为新闻学校授课，主讲杂文），也使我的杂文创作得到裨益。他小说的代表作应是曾发表于《北京文学》的《水钻别针》，但我以为最见功力、最见光彩的乃是他的散文随笔，其叙事之流畅，其情感之绵长，其文字之讲究，尤其思想性之高洁，我尤为佩服。马老出身名门，他家身世我不甚了了。但他的外祖父是中国瓷器史上赫赫有名的殿军人物郭葆昌（字世五），是当年袁世凯的陶务总督（实际上是袁氏的内账房），以“居仁堂款”的所谓“洪宪瓷”流传后世。

他本人也是著名的鉴赏家、收藏家。抗日战争时保持气节，抗日战争胜利他去世后，由郭葆昌的女儿（马老的母亲）等子女代表他将藏品瓷器等捐给当时的故宫博物院。

我见过马老小时候在外祖父北京秦老胡同家豪华花园的照片，可见他是见过奢华的。我总感觉，他对《红楼梦》那样热爱，是有某种心灵沟通的。他曾在一篇回忆外祖父的文章中谈到，他随着母亲去外祖父家吃奢华家宴，“极不情愿使用那极细又极沉重而且用细链子连在一起的银筷，我曾用那玩意儿夹鸽蛋掉在地下，却遭过外祖父的斥骂，数十年后读《红楼梦》，竟然看到刘姥姥与我有一模一样的遭际，感到十分真实与亲切”（《一代瓷家郭葆昌》）。

我非红学家，但依我所见，马老所写有关红学文章还是很有见地的，有独立见解，言之有据。我还发表过他反驳大家的文章，是颇独树一帜的。另外，他写过一篇谈《红楼梦》蒙太奇手法的运用，也令人耳目一新。很可惜，他不当红，这些文章若汇集成书，应该在现今的“红学热”中有一席之地。

他的小说，我看得不多，据他自己说，他在小说的成绩永远达不到从维熙（从曾是他的难友）。他还写过科幻小说、侦探剧本，我都没有见过。但他的杂文、随笔，我经手发了很多篇，确是大家风范。我印象最深的一篇是《邓亚萍的眼睛》，确实角度新颖，观察细腻，笔法简洁，令人击案。我在数家报纸主持副刊，马老都是我的重要作者。

前年开始，他又成了《海内与海外》杂志的重要作者之一。

我统计，共发表14篇。由篇目看，可见他涉猎之广：《儿时年节漫忆》《洋人爱中餐》《一代瓷家郭葆昌》《野鸽子》《红楼梦中的饮馔描写》；《小白熊和豆豆——写给狗年新岁》《漫话“红楼糕点”》《山村婚俗今昔谈》《为“变味”而嘘唏》《红楼梦的蒙太奇意境》《“坛口”的二荤铺》；《黛沉玉娶在何时——谈〈红楼梦的真故事〉》《遥远的榅桲——兼忆旧东安市场的点滴》《奇语含饴弄孙人》。

这14篇（还有两篇未发出），其中有关“红学”4篇，其他散文只有1篇，多为怀旧之作。我个人认为，他那些怀旧随笔，不仅充满温情，而且文笔隽永，也极具史料性，结集出版，将非常有意义。否则时间久远，必致湮没。

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常常晚上跑到他东四九条的寓所，扪虱而谈。有时他炒些简单的菜，我酌酒而侃，愈添兴致。

他不喝酒，只是一根一根地抽烟。那时他老母尚在，马老先侍奉老母，然后在里屋与我天文地理无所不涉。我感觉到，他非常欢迎我的到来。他对我有一种父辈的情感。我几天未去，心中也生惦念。

他退休金不高，与老母生活不免拮据，我除常发他文章用稿费补贴外，印象最深的是他交我家里一些遗物小古玩之类，嘱让我转给我父亲，代为变卖。先父学鉴赏，搞收藏，在圈里有一定名气。但当我交给父亲鉴定时，他只认定一件印盒为雍正官窑——豇豆红，但盖大约是郭葆昌补做的，所以价格上不去。由此我才知道他的生活如此不堪！所以，后来我都向单位财务提醒，专门为马老提前支付稿费。也为马老联系过一些文字性工作，可惜他要照顾老母，加上身体不适，都没有成功。

三

写到此，按说应该结束了。但我不得不提及谢德山大哥——这位纯朴的平谷农民和他的妻子张桂珍。如果没有他们，马老可能早就仙逝了（马老享年78岁）。

马老少年时代起，家境就没落了，参加革命后，在公安部门工作。后被不公正地判处劳改，送往山西煤矿（当时从维熙与他同为“劳改犯”，从先生曾与我谈及）。家庭随之解体，身体渐渐垮下去。后来恢复工作，分配到《北京法制报》直到退休。但仍有不少遗留问题未能解决，也一直独身一人与老母相依为命。他性格耿直，脾气孤僻，加上多年坎坷，没有家庭温暖，与子女基本无来往，故造成郁郁寡欢的心境，或因此也影响了他的身体。

他多次与我谈过，老母过世，他亦趋年迈，将来怎么办？一次他很郑重地与我谈起，希望我能考虑赡养他。可见他那时心情郁闷之一斑。但所幸他结识了谢德山。1990年马常经人介绍到一家单位做文字性工作，没有几次就因身体状况而未坚持下去。但却认识了当时也在这家单位打零工的谢德山。两人一见如故。也许正如佛说：前世五百次修行的因缘，才能换来今世的擦肩而过！如按佛之所云，马常、谢德山的结缘，会经过多少次修行呢？因此，他们的结识，始衍生了一个非常感人的情义故事。这种故事只有小说中才会出现，但现实中却令人感泣地发生了。

17年！谢德山风雨无阻为马老取工资、取药、报销、购物、取物……2000年起，又将马常接到平谷双营北扬桥家中，由妻子张桂珍悉心照顾，使马老的生活有所保障，心境较有好转。这种付出不是金钱所可以支配的。马老并非富翁，谢大哥一家包括两双女儿、女婿，都将马老当成亲人。他们所重的是中国人千百年来所崇尚的情义二字！“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其实有时恰恰相反。张中行老说过“读书明理”，恰恰是不太识字的下层劳动人民最懂义理。谢大哥谈起对马老的嘘拂，汪然出涕，这里的艰辛外人恐不为所知！扪心自问：能做到谢大哥那样吗？谢大哥的妻子张桂珍女士，更是一位典型的纯朴农妇。在瞻仰遗容和下葬时，她几次哭泣出声，那种真实情感绝非演员庸俗的演技所能替代。我非常感动于他们的德行，我自认为有义务将他们写出来。非为春秋之笔，在于昭彰德义，策励吾侪。这也使人们知道，在金钱几乎万能的商品社会，没有读过多少书的农民，是怎样焕发着人性的光辉！

马老有这样的挚友，可以安息于九泉之下矣！我敢断言，不写此文，无人会撰文悼念一个老人；不写此文，更无人知谢德山、张桂珍夫妇的德行义举！本想再赋悼句，以记痛惋和伤感，但只想出一句，便回萦于脑际，再未终篇：“坎坷年华总萧然……”

“后来居上见英雄”

久闻周慧珺女士盛名，早年既已读过她的书帖，而心向往之；《汉书·邹阳传》说：“白头如新，倾盖如故。”虽未相识，但读其书每有“如故”之感。

我对书法理论，研究甚少，但对周女士的书法艺术成就，一则以爱，一则以重；常不时思忖：一个身患畸疾的弱女子，何以彪炳书坛，四海驰誉？甚至极有可能在将来的中国书法史上留名？

中国过去的书论之玄妙甚于画论，如以古人之论，我个人之见周女士的书法成就首先应得于她的慧根天赋。曾传书道于日本的清人杨守敬在其著《学书迩言·绪论》中云：“……谓学书有三要，天分第一，多见次之，多写又次之，此定论也。……而余又增以二要：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一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古之大家，莫不备此，断未有胸无点墨，而能超轶等伦者也。”

同是清人的朱和羹在《临池心解》中则更强调“立品”，“书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品高者，一点一画，自有清刚雅正之气；品下者，虽激昂顿挫，俨然可观，而纵横刚暴，未免流露楮外”。古人论书者甚多，如汗牛充栋，但“天分第一”“立品是第一关头”，实乃中的之语。杨、朱二人都不约而同推崇“品高”。周慧珺女士的人品和为人有目共睹，这在李静、张亚圣所著《周慧珺传》中着墨甚多，兹不赘述。而天资奇纵，则不可否认。当然，天分也非天马行空，如杨守敬而言，还需“多见”“多写”“学富”诸种因素，才可成为“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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