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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担山河04（第3页）

柯九思首先是画家，其墨竹师法宋代画竹名家文同，故有论者谓“文同后一人”，兼擅行楷。与赵孟頫、王铎等类同，以汉人仕元，颇遗后人诟病。柯九思不是正途出仕，“遇文宗皇帝于潜邸，及即位……特授学士院鉴书博士”，应是御用品鉴侍从。文宗皇帝即图帖睦尔，两次在位，共计4年。“潜邸”指文宗还未登基时即欣赏柯九思的才学。文宗本人喜好艺事，登基后对柯九思颇为恩宠，“赐牙章，得通籍禁署。念其父谦善教，赐碑名训忠，敕侍读学士虞集为文以旌之”。柯九思的父亲柯谦也入仕元朝，曾任翰林国史检阅、江浙儒学提举。尤其是柯九思被文宗皇帝“赐牙章，得通籍禁署”，即可自由出入宫内，得以与文宗“常侍从，以讨论法书名画为事”（陶宗仪《辍耕录》卷六），颇得欣赏，“眷顾日隆”。如此受宠于文宗，引起蒙古贵族们的厌恶，继而攻讦，柯九思想逃避，“乞补外以自效”，即到外地做官远离朝廷，但被“诏不行”。3年后庇护他的文宗逝世，终被罢官，被劾“性非纯良，行极矫谲，挟其末技，趋附权门”。元代汉人入仕是非常困难的，本来就受到蒙古贵族的排斥和鄙夷，在他们眼里，汉族文人与乞丐娼妓等下九流无异。尤其是文宗时代，权柄被数个蒙古大佬掌控，文宗想保护柯九思，亦受掣肘。柯九思的这段入仕经历，也影响了明清文人对柯九思的评价。柯九思对仕途较为热衷不可否认，以至他被罢官之后为他人鉴定字画时，还常署印“鉴书博士”，可见眷恋之意态。晚年对仕途彻底绝望后始入道教，还取了个道教色彩浓厚的别号“丹丘生”；后又取了“非幻道者”“五云阁吏”的别号，道教色彩更为浓厚。后人考证他之逝世与服药导致砷中毒有关。

但以现存史料看，柯九思在官场上并无劣迹，天姥山只有那座九思亭，未将他的墨迹摩崖刻石，是缘于倪瓒以来对他的贬低，还是因为他只是以鉴赏、绘画知名，其书法未列入元之大家行列？其实他的书法很有功底，可见他从欧阳询出处窥来，无书法功底，是画不好墨竹的。其实封建时代士子求仕途无可指摘，只不过逢到异族入主中原，气节，即“人格”便成为千夫所指的标准。我个人认为，譬如在九思亭之侧刻块碑，镌刻他的书画也似无不可。

如上引他那首钓鱼诗，完全可以勒石供人欣赏。毕竟他是台州籍最有名气的画家之一。南宋末年，为避元兵锋焰，文人士子相率南迁，琴曲大家郭沔遁居衡山，“每欲望九嶷，为潇湘之云所蔽”，作琴曲《潇湘水云》以抒故国之思。柯九思不知是否聆听过此曲，曾出仕又被贬谪的他会写出“以寓倦倦之意”的诗吗？

柯九思本人不知是否擅垂钓，他写与钓鱼有关的诗并不多见。

如《钓月轩》：“凭栏看月出，倚钓待云生”，大概是未入仕途时所写，意并不在垂钓。偶尔会题诗垂钓画卷，如题《赵孟頫秀石疏林图卷》：“水晶宫里人如玉，窗瞰鸥波可钓鱼”，这应该是他在宫中为文宗皇帝鉴赏书画时所写，春风得意之情溢于字里行间。他擅长鉴赏书画。他收藏的前朝名画，只要读一读徐邦达等有关考证的著述，就不由得不赞叹。至于他经手鉴赏过的知名画帖，就更可观了。所以他罢官归隐之后，常被邀请去品鉴，加上迷恋于道教，他大概也没有时间去闲散垂钓。所以，我很怀疑他这首题钓鱼图的诗，是写于被罢官之后。“鸥来又飞去，只有钓鱼闲”，触景生情，有感而发，是很形象的心态自画像。他对仕元的那三年经历，是有悔意呢，还是依依留恋呢？从诗句看，“只有钓鱼闲”，是大可值得玩味和推敲的。诗写得很好，而心境则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他归隐后，“每忆大都，皆不堪往事”。“大都”即元大都，可见他还在留恋在北京的三年仕途风光。他在北京时写过一首《退直赠月》：“西华门外玉骢骄，新赐罗衣退晚朝。绣枕魂清疏雨暮，海棠银烛度春宵”，描述他以特授学士院鉴书博士的职衔，在皇宫内的奎章阁值班，为皇帝整理鉴定书画。皇帝喜悦，新赐锦衣，乘上御马，迤逦出宫，归家后天降细雨，心情更是格外舒畅，倚绣枕享受那春宵一刻……何其优雅，何其意满！这类诗句他写过不少，但可惜他只享受了三年的“眷顾”。被赶出北京后，在他54岁那年就逝去了，史载是“暴卒”，就可知他还是郁郁寡欢所致而折寿。他临逝世前一位道士请他作画吟诗，他心情烦躁拒绝，说：“山不入目不能画，水未入怀不能吟。”这，恐怕才是他真正的心理状态吧？他也许只是羡慕“只有钓鱼闲”，实际真是做不到。

“窗瞰鸥波可钓鱼”？真是化作一缕轻烟四散消逝了。

日升昌咏叹调

平遥的知名度越来越响亮，我前几年去时，据说已经规划，除了幼儿园、学校、医院等都基本迁出外，老城里的几万居民也要逐渐迁出。

登上城楼，扶墙眺望城区，夕阳残照，暮烟袅袅，不禁生发感慨。

这次又来平遥，我想，平遥也许以后会变成一个彻底的旅游化兼商业化的城市，其中利弊也许只有专家才有权评说。我从未写过平遥，这个旧式金融业里创造了“票号”业务而为旧式商业经济做出辉煌贡献的古城，这个票号云集、豪宅毗邻的晋商聚集之地，还会保留它的原始气息吗？

穿过街巷，来到久负盛名的“日升昌”票号。

“日升昌”票号今已辟为游览之地，楼舍依旧，风貌依稀，只是再无人声喧哗、算盘作响。在这个当年极享盛名的揭开中国金融业新纪元的兴盛之地，不仅令人追忆，也令人不胜感慨。从众多的史料中可以看出，平遥票号的兴盛居然是和尊崇孔孟之道、崇尚诚信为本密不可分的。票号的业务完全凭财东与掌柜之间以“信”为凭，无须任何抵押，这在今天已然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天方夜谭了。

而掌柜与伙计则以共同遵守店铺规约为行为准则，票号实行高薪养廉，著名的日升昌票号的伙计们年薪从12两到100两白银不等，以今天的眼光和当时的平民生活水平来看，这是较丰厚的收入了。

须知当时清朝四品大员的“岁俸”不过105两白银，七品知县“岁俸”才45两（当然“养廉银”即奖金是因地因财力另算的）。

最令我感到惊奇的是，票号对员工的管理不仅靠加薪，而且实行末位淘汰制。票号的惯例年终时大家要坐在一起吃年夜饭，业务成绩末等的只能坐在八仙桌最下首位置，只要连续三年“叨陪末座”，来年就须卷铺盖走人了。

现在金融商业管理，时不时听到末位淘汰的呼声，但往往雷声大雨点小，实行起来难矣！相比于日升昌的精于管理，恐怕仍有借鉴之处吧？

另外使我感兴趣的是，那时的票号老板居然会有很现代的预防犯罪意识，例如伙计入票号之前，家世要经严格审查，三代清白而无犯罪前科者才可录用，而且在3年学徒期里更要接受除业务能力之外的各种考察。再加上高薪养廉，灌输以孔孟之道及严格管理之类，票号里就几乎没有内部犯罪。联想到现在商场里的内盗（其中若干比例都是良莠不齐的保安所为），很应该汲取票号的宝贵经验。

日升昌“汇通天下”的盛名，今天看来，并不逊于犹太商人、威尼斯商人的传奇。如此等等，值得今天的商家借鉴之处极多。我倒想建议有志之士，写一部晋商票号经营管理经验方面的书，请当今商业管理者以备参考，定然大有获益，比舶来的稀奇古怪令人费解的各种“大全”之类应该是实用多了。

旧有的不合理的经商理念当然也必须要改变，日升昌所标榜的“明礼诚信”，固然曾经辉煌，诚信使日升昌在全国40多个大中城市设立分庄，据说各地分庄悬挂的“京都日升昌汇通天下”的招牌，是道光皇帝所题，这当然是讹传。在封建时代，以天子万乘之尊，绝无可能。而且，皇帝赐字，有森严的制度和书写格式，不可能纡尊为一家商号题匾。如同北京的“都一处”，传为乾隆皇帝题匾，也是绝无可能的。这，大约是商家的宣传策略而已。再比如，日升昌内有条幽僻的甬道，专供学徒走动。一面墙的砖缝里，塞进若干铜钱。传说是为考验学徒，学徒若窃之，掌柜记录，3年后则被辞退。但为学徒颜面，并不以此为理由。这恐怕也有传说的成分，须知学徒能入日升昌，是无数贫家子弟的梦想。3年学徒白吃白住，出师后衣食无忧，取了几枚铜钱，砸掉饭碗，无任何意义。

铜钱入墙的真正目的大约还是炫富，以证明票号的实力吧？

日升昌股东之间、与顾客之间讲“明礼诚信”，固然有助于壮大和发展，但若无法律条款约束，也会成为制约发展的分化剂。日升昌前身是西裕成颜料庄，在北京的分号经常为北京的山西商人往老家捎钱提供方便，采用了原始汇兑的方式：分号收银，告之平遥总号，兑予现银，收取费用，这已具备了金融汇兑的简单模式。西裕成总经理雷履泰发现商机，即建议东家李大全将颜料庄改为专营银两汇兑的票号，使银两异地汇兑。号即取名“日升昌”。

从现有史料来看，大掌柜雷履泰和二掌柜毛鸿翙功不可没，雷总揽，毛主业务。但后来二人脾气不合，理念产生分歧，李大全亦不善调和，在雷、毛二人矛盾激烈爆发时，雷令全国各地分号暂停营业。毛辞职出走，李大全竟然跪求雷，业务才勉强恢复。但这已造成巨大损失。毛出走后，被别家礼聘，重金双股，言听计从，成立与“日升昌”抗衡的“蔚”字五联号。这使得“日升昌”的业务必然为之分流。现在来看，雷、毛二人的矛盾，其实就是制度规范的不完善，管理权力的不明确，导致互存猜忌，互相拆台。东家又无协调能力，不以制度为平衡。所谓“明礼诚信”，与西方所重视的契约精神和法律保障相比，自然略逊一筹；在复杂的人性面前，自然被弃之如敝屣。

百年晋商和叱咤一时的票号终于衰落，翻一翻近代史就可知道，资本主义金融势力以汇丰银行为代表大举入侵，使得代表封建金融业的票号缩小了市场，清政府的没落使其失去了依托。想当年，票号们为清政府承担了举足轻重的财政业务，举凡海防、修路均由票号汇兑，清政府依靠它们发收京饷、赈款、河工经费，还向其贷款周转财政。连慈禧逃亡时还特地在平遥停留，目的就是意图借款。遥想当年，山西商人们是何等睥睨天下，踌躇满志。

其实，同在神州大地，当年沿海城市被西方列强一一侵入之时，不可否认也涌入了新的商业观念，旧的商业模式自然不能适应。沿海的商人们适者生存，顺应了潮流。而腹地的山西商人们，却依旧腐朽保守，只会赚钱置地买房享受，大量投资不动产，使得流动资金日趋枯竭。子女们甚至沾染恶习，坐吃山空。仍举日升昌为例，后期欠外债500万两，别的商号又欠它七八百万两，又不思改革，不亡才怪。

改革关键在于思维。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再说到今天的银行（包括保险业），在服务手段、诚信度、功能等方面，也必须承认与发达国家的同业有一定差距。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面前，墨守成规是足以致商家于死命的。一体化的利与弊、荣与辱都是值得今天的商家们深思与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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