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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第1页）

这案子颇费了一番周章，开头是郊区一个农民报的案。那是一片荒野，有些电线杆以及肩起的电线只是路过。这未被钢铁油污毒化的荒野密集纠结的芦苇丛和荆棘丛即使被一条贾鲁河乘虚而入，也不迟疑不退缩不挣扎不颤抖不溅泼而仅仅是完全的静止，异常平稳，看起来既不温良恭顺也不汹涌澎湃，只为伫立天陲，而横卧于上的太阳活像一次杀戮、一次砍头，早被扯成一霎血红。他养了一群羊，由一竿鞭驱赶，再加上一只牧羊犬。那天的羊群没听使唤，牧羊犬也乱窜。他看不到它们了，只看到一小丛芦苇在扑腾。他没做理会，尽管那只狗还在狂叫。事实上，他根本没预料到，也不为所动。出于自愿，他站了一会儿，然后他看到了，不是羊群和犬吠，是那景象，几乎令他瘫倒。然而之后的盘问他反复强调的却是：“他搞丢了我的两只羊。”接到电话另一头惊惶的派头，我们一度以为遭上了大案子。

因为昨夜的一场雨，尸体泡在一块临时淤积的小水坑里。是个年轻人，身着磨得破旧的藏青色外套和黑裤子，脚上是一双胶底军鞋，污泥遍布。鉴定死因前我们先是确认了他的身份，他叫黄书涛，郑州本地人。我们按身份证地址找到他家。开门的不是黄书涛的亲人或朋友，而是他本人。黄书涛说他的钱包日前刚被窃走，正是我们手头这个。由此断了我们的线头。死者的遗物里除了黄书涛的钱包外还有一个小笔记本，卷缩得不成样子。上面谨慎地记着各种地址，按顺序编码，依次排列，绝无插队。这些地址扦插在郑州市里不同的小区。我们依据这个详细排查了每个住户，没一家是死者家，更没人认得他。这些户主除却两家坚称从未有所异常外每家均被盗窃过。死者除了个窃贼身份外其他毫无线索。而那个小笔记本里除了那些地址，最后一页的背面还记着一串阿拉伯数字：624351。字迹虽不潦草，却也不大工整。我们尝试过拨打电话，不是电话号码。

即使没头绪，毕竟确认了死因，极简单，触电身亡。那夜风雨过大，断了根电线，死者生前或曾被追逐或因仓皇奔逃或因夜黑风高意外触电。接下来两个月尽管费尽心机仍一无进展。因为案件过多，压力过重，对此案我们也慢慢松懈，胡乱捡了些缘由，没再跟进了。

已至仲秋，边角泛黄。一次队长去办案，是个极简单的梳理，甚至不值一提。坐电梯下来时一个孩子因为刁蛮摁亮了所有数字。因为这幢楼颇豪华，电梯也新，不锈钢的四壁镜子一般使空间和我们无限扩张和无限繁殖，队长百无聊赖透过镜子直盯着一次停顿一次下降的数字。到达一楼前队长突地大喊：“我知道了。”回到所里他吩咐我们分头查找六层带有电梯且电梯里头或外头有镜子或是壁面可做镜子用的楼房。经了三天排查有四幢楼房符合要求，最后真由一幢老式旧楼里找到了死者的住处。队长说：“死者笔记本里那些地址定然是他踩点的信息，而留下的那串数字定是跟其联系私密的一串符号，即便是因为好玩或好奇顺手写上的。那天我透过镜子看到电梯里电子显示的阿拉伯数字的5是2，而到2层时我心想定是2了，这当口我早忘了镜子的反射，看到的2则是5。”

死者叫孙宏伟，三十二岁，山东曹县人，来郑务工人员，已有八年，至今未婚。租住在那幢楼房的顶层，亦是六层。房东反复说晦气并起劲抱怨：“还欠我俩月房租嘞。”就此，我们以为这案子也因此结束了，也确实因此结束了。但这故事才刚刚开始。

这当口我们这儿来了位新同事，叫徐良，约莫二十五岁，刚由河南警察学院毕业，未经洗练，端好派他去山东通知家属确认并领走尸体。所有人都知晓这是最简单的工作，不会出任何差错。它实在太简单了，甚至连走形式这个词都不屑。

徐良就这么马不停蹄地坐上火车，哐当哐当地走。车窗外的平原一旦高低起伏便立马弄混了山野丘陵，使得那缓慢后退得以致静止的远方平原饱含敌意。火车愈来愈快，赶在火车快速奔驰之前的既不是火车也不是速度而是奔驰本身，并带有致人死命的意图，仿佛后头有条疯狗追赶。那些起了变化的土地高上去时还不忘把树林捎上去，低下去时也没忘又把坡度一把扯下来。黄河倒灌了才过省界，已是黄昏，稠重缓慢的暮霭如莽林一般密不透风。

那天晚上，太阳还没下山呢，他来到曹县境内的申楼镇上，还没进到孙海村。派出所的副所长告诉他孙宏伟他爹甚难应付，劝他喝顿酒，歇上一觉，第二天再去。他不是很情愿，因为他还是个孩子，不善跟这个副所长打交道，更何况他还带着任务。尽管他知晓他什么都做不了。总有那么一天我是真的要好好喝上一回，但那必定不是今天，他想。

翌日清晨他出发了。起初是柏油路，拐了好几道弯才进来一条甚窄的小径，虽是秋日艰深，凋零的杂草和茎叶也几乎遮蔽了小径。两旁是众多霜打的麦苗，时浓时淡、毫无起伏地往更远处蔓延，有时会有液体的密度和流体质感，并能听得见一种声音，准确地说那不是一种声音，是一种呼吸一种静谧一种光线增长的长度和热量下降的反比。他继续前行，像是通过每一次都同时死掉的绿色地带。经过一座废弃的旧砖窑，再走出一小片杨树林，他望见了那座山——活像一场旺盛的大火——这山头曾物种盛行，早先的几年还出了只神迹之猴。再走半小时，连兀自杵那儿的烟囱也看得到了，一直向前，山脚的边沿辟出的一条道好似枯骨一把，供人穿行。发黑发硬的小径变白了，并愈来愈白，白色成为均色以后他望不见前路了，只得收回目光。徐良等目光有了伸展，越过副所长告知他的那扇院门，一马抵达那幢蓄势待发的庭院。

朝阳还没兴盛，土墙早淹在雾气里，院子因为墙体的坍塌而备显广阔，即使杂草丛生、瓦砾遍陈，落薄的麦秸照常织着地。上午的气数将近，清晨尚未散开。他望向四周不仅惊讶更有某种类似惊讶的恐惧。他在捉鸡，仿佛歇不住似的。这老头已老得不成样子。脸上布满某些脆弱、敏感的东西，眼睛里却是即便绝望也不屈不挠的目光，这双泡在黑暗、不眠、疲惫甚至苍老里的眼睛仿若只是旁人的某种超然、沉思的凝视。

“孙世平？”徐良略略歪了头无可挽回地开了口。

他定是听到了，因为他不再捉鸡却承担了捉鸡姿势，不高的个头佝偻着背，低垂着头、几近全白的头发，面如枯枝，蚀刻一般，形貌悭吝，紧绷并尽量挺直却被他那股执拗的劲头压弯的躯背一动不动。那不带情感、令人难以承受的目光望过来时甚是平静，谦卑、稳当、不慌不忙的气息里毫无反抗的意味，这个定命论者，无一阙腐朽衰败之气。

“啥事？”他开了口，并吩咐刚刚出屋想要搭嘴的老太进屋去。

“你儿子，他，”徐良不知道这么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他，死郑州了，我是来——”

许是有人告诉过他，他不是中止了，既不是凝定下来也不是突然行动，而是没有声息地走，脚下的道路仍在继续而他的前进却没任何进展，仿佛他的步子不是由步子本身度量而是由脚步声称量的。那些鸡还在扑腾。许是他只是在等待，等待下一个等待然后对自己说我等待得够久了他终于死掉了或是他怎么会死掉，于是他开了口，就像儿子活着或是死了不相干的人那般说：“我儿子活得好好的，你搞错了。”

“你儿子不是孙宏伟吗？”徐良一度怀疑自己相信了这话。

“我儿子叫孙宏伟没错，我儿子活得好好的，你们搞错了。”接着，徐良默不做声地盯视他。他们对抗着，可悬殊明显，即使徐良仰仗这身令人望而生畏制服的加持也难掩他原初的狼狈，老人这种隐晦、平等、安稳、坚实的闷不吭声像一场寂静一次爆炸轻易击倒对手。

徐良因此怀疑自己找错了人，更怀疑死错了人。于是，徐良第二天返回郑州，与同事找到死者生前工作过的建筑工地，找到孙宏伟的同乡孙周林，确认孙宏伟确是孙宏伟，也当真是确定以及肯定孙宏伟是孙世平的儿子以后才踌躇满志地再次来到申楼镇。

然而他没找到孙世平。人们说他去了县里，却无人知晓他去县里做甚，只晓得每年这时候他都会装扮一新，穿上那件洗得发皱的中山装，戴上那顶早没了红星的八角帽——只有每年这时他才穿上这身装备——坐上公交车前往县里，几十年来从未间断。徐良心中纳罕，直当村里人乱说，猜他定是要做个儿子的圈套唬他。苦于没有口实，只恨万物无理。

待到傍晚孙世平回村以后徐良穿过村子，来到院门口，他终能感到院子里生命的热气了。孙世平尚未换下他那身衣裳。他像是早作准备，更像受尽磨难，直到那天，他危坐于午后，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说，只是坐那儿。那是他的傍晚，屋子里的阴影过于浓郁，浓郁盖过了阴影。那张黝黑皱缩的脸也全被浓郁所吞没，几乎只露一双眼睛，像暗夜里两管将要燃尽的香烟，有多浓郁的黑暗便有多浓郁的光亮。他六十多岁了，每次有人跟他讲话都需要很大声，走路也越来越慎重。他对世界和情感感知的迟钝是通过声音渐次降下的，仿佛并不是他的耳力下降而是因为他将余下的力气全用在了将整个世界的音量调小这件事上。但他仍是装作听到并晓得徐良会说什么虽孤立无援地堵在了整个院子却不着惊慌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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