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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写作的新高度（第3页）

梁晓声的现实主义，不回避，不躲闪，不对症结视而不见，不对问题麻木不仁，对社会和时代的责任使命，成为他观察和思考的前提。同时，梁晓声的现实主义，不矫情，不媚俗，他总是秉持着社会的良知和道义，给社会传达着正的能量，希望人性能向上、向善，社会能向美、向好。梁晓声有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执着信念，而且随着阅历的丰富，这样的信念和操守，与社会现实的关联更加密不可分、水乳交融。

而这一切，他都呈现在了《人世间》里。《人世间》是梁晓声对自己人生阅历、文学经验和思想储备的一次全方位的调动。《人世间》无疑代表了梁晓声的现实主义高度。

人民情怀

梁晓声是有平民意识的作家，这是人们对他的习惯性认定，甚至大家把他当成了平民阶层的代言人。

梁晓声出生在底层，他对底层百姓的生活感同身受。当大批国企工人面临下岗阵痛时，梁晓声在哈尔滨的家里6人中就有5人下岗。幸亏梁晓声很早就走了出来，尚有能力照应长期住在精神病院的哥哥。否则，雪上加霜的家庭定会暗无天日。

梁晓声作为一位作家的生活遭遇，本然地驱策着他去关注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对他们生活的艰辛和不易，给予深深的怜惜和同情。所有这些，都能从《人世间》中找到梁晓声诚恳的表述。

与此同时，梁晓声在《人世间》里，更写到了普通百姓在生活重压下的自尊自爱、自立自强，他们的抱团取暖、手足相助，他们的善良正直、乐观坦荡，他们对情义的看重、对命运的抗争，以及他们为改变生存处境所付出的辛苦。

而且，在《人世间》里，梁晓声笔下的底层，并不是笼统或绝对的，而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体。百姓生活是现实社会的基础和前提，更能本质地反映和印证社会现实所发生的变化。当生活得到一定的改观，潜沉在底层社会中的狭隘、自私就会被自自然然地显露出来。《人世间》写到，周秉昆的发小、与他一路相互照应的曹德宝，因为自己没能得到一套更好的房子，不惜实名举报秉公办事的副市长周秉义。梁晓声对这种刁民行为持明确的批判态度。小说里的一个细节，是这样处理的：周秉昆和曹德宝不经意相遇了，后者低下头，一晃而过。梁晓声不是靠说教，而是靠当事人自己的羞愧和无地自容，来体现作为社会人应有的是非好恶。

《人世间》重笔描写了周秉义、郝冬梅、周蓉、吕川以及下一代的周聪等人通过读书掌握知识而改变自己乃至家庭命运的人生经历，也对孙赶超们对文化知识的漠视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梁晓声在《人世间》里写了大量的平民生活，但他并不是一味地认可和赞同。他的洞察力，远远超出了平民阶层本身。

梁晓声现实主义的逻辑起点，源自民间，源自底层，源自民生疾苦和生活向往。梁晓声具有扎实深厚的平民意识，但又绝不仅仅只是平民意识。在他的观察和思考中，更有他对社会整体结构的悉心理解，对时代发展和社会走向的洞察和期望，这是一位作家、一位知识分子的人民立场和人民情怀。在国家逐步走向现代化、民族迈上复兴征途的宏大时代背景下，梁晓声从根本的人民利益出发，在《人世间》里，形象而艺术地表达了只有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才能彻底改变平民百姓的人生命运的深刻认知。

普通百姓对美好生活的人生向往，要靠知识和能力、正直和道义、友善和互助、责任和担当、奋斗和努力来得以实现。这是梁晓声人民立场和人民情怀的文学指向。

好人文化观

那么，在社会和时代面前，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人世间》是对“好人文化观”的形象表述。它从价值取向上，彰显了梁晓声的现实主义高度。作者写出了时代的变迁与个人命运的交集，这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同时《人世间》并不仅仅满足于此。人是这样的，但可以是那样的，应该是那样的，这是梁晓声提出“好人文化观”的前提。

在《人世间》里，作者善于挖掘人物身上所闪现的正直善良和情义担当。即便生活再艰辛，也要将心比心，为他人着想；就是深陷困境，也要互帮互助，自立自强。不管社会如何发展，时代如何变迁，做一个好人，是对人心、人性的内在要求。社会越发展，时代越进步，作为人本身，更应该向善、向上、向美。《人世间》里无时无处不在体现这种思想的光辉。

我们从《人世间》中不难看到，当生活处于不可调解之时，总有一种正直的、友善的力量，内在地驱策着生活向前推进。而矛盾的调和和解决，又往往得助于梁晓声价值取向的牵引。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

以周志刚为例，在没有见到女儿周蓉之前，他对女儿不管不顾跑到贵州山区投奔“右派”诗人一事怒不可遏。等到他见到了这位诗人，看到了女儿的生活现状，他原谅了女儿，理解了女儿，一场潜在的冲突并没有发生。同样，当他得知自己的小儿子与怀有他人之子的郑娟相爱时，他也是愤怒至极。等到后来了解到了郑娟为他老伴、为他一家的付出，他主动帮小儿子整理行李和洗盥用品，把他送往郑娟家里。他对周秉昆说过这样一段话：“有恩不报，那是不义。你和人家郑娟早都把生米煮成熟饭了，如果你不与人家结婚，那是双重的不义。……再愁再难的日子，你都要为那边三口把日子给我撑住，而且让他们觉得有了你就有了希望，不仅仅是多了一口混日子的人！”而周秉昆原以为父亲是要赶他出门。这个时候的他，泪如泉涌。

一位深明大义的父亲，看重的是在困难中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相助和相互守望，还有为人应该尽到的责任与担当。

正是这样，梁晓声把自己的思考和认知，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小说的人物形象上，让人物立起来说话。呈现现实，同时从理想向度上引导现实，梁晓声的“好人文化观”起到了内在的支撑作用。

梁晓声说过这样的话，被广为流传：“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他人着想的善良。”一些人以为这是他对文明、文化的定义，其实这是他从文明、文化的角度，为“好人”定下的标准。从这样的好人标准出发，希望人性向上向善，社会向美向好，这是梁晓声“好人文化观”的深厚内涵，同时也是《人世间》的深刻魅力。

时间的意义

对《人世间》来说，时间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所谓年代写作，其实就是时间写作；社会生活史的呈现，本身就是时间的叙述。

《人世间》讲述的是中国近50年的社会发展进程，讲述的是时代的走向和个人的命运，讲述的是作家的真情实感和人文情怀。

它把这一切艺术而雄辩地铺展开来，直接指向今天的读者，让他们看到，中国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父辈们经历过什么，同时思考自己的人生该走向何处。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人世间》无疑是对历史、对人生的温习和回补。它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的父辈、祖辈的人生努力，理解时代的特征、社会的特点、人生的际遇、生活的情形，理解这个国家和民族为什么能走到今天。

它让我们站在现实的支点上，面对时间的长河思考：我们来自哪里，我们去往何处。

时间从来不说话，但它总是会让它着意的人物走上前台。《人世间》里的人物形象，具有非常鲜明的特征，给人以十分强烈的带入感。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段里、某个场景下，如果换位思考一下：我们是其中的某一个人，想到正在经历着什么、要怎么往前走时，我们都能从《人世间》里获得有益的启发和提示。《人世间》让我们设身处地、身临其境，去感受、去领悟，去认识人生、社会和时代，去回味人世间所饱含的无穷魅力和丰厚底蕴。

《人世间》是一部留住了时间的作品，它也定然会被时间所留住。

写于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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