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你是不是来向我们借钱的,给孩子看病也是少不了用钱的,看病这事马虎不得,该怎么就怎么,别省,别亏了自己,也别苦了孩子。”婆婆有些教导性的说。
“到了那边,有没有情况都给家里来个电话,你要知道,你是我们孩子,小好儿是我们孙子。”姥爷吩咐着。
双方父母的态度都让母亲措手不及,可,哪方寒心,哪方暖心,显而易见。
回到家,母亲对父亲说:“老公,我带孩子去重庆做检查,有什么情况我会打电话给你的。”
父亲拿着一张存折,走到母亲面前说:“老婆,平时的钱我都上交给你做家用,这是我存的一些私房钱,不多,就三千块,你拿着。”
母亲带上家里的积蓄和姥爷婆婆给的一万块钱,父亲给的三千块,一共三万多,在九十年代初期,三万块算是比较庞大的一个数目了,带着我踏上了去重庆的路。
到了重庆,母亲像一只没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飞乱撞。
照她的话说,那时的她就只有初为人母的责任感和治好我病的决心。
和母亲一起函授的还有幼儿园的院长,姓黄,她比母亲大几岁,老公是师院附小数学老师,同为母亲,又都是幼儿教育工作者,所以很理解母亲的心情,毕竟比母亲年长几岁,经历的也比母亲多,也帮着打听哪个医院好,需要哪些手续。
最后在黄院长的帮助下,母亲把目标锁定在新桥医院,新桥医院是第三军医大学的附属医院,主要是心血管科,就这样,在这个寒冷的冬日,母亲抱着裹得像球一样的我,到了新桥医院。
忘记了折腾了多久,也忘记了怎么折腾的,最终结果是无法确定病因,建议去大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连新桥这么大的医院都检查不出个结果,还有哪里可以做更一步的检查呢?上海?广州?北京?显然母亲并不甘心这样的结果。
母亲先给父亲打了个电话,说明了情况,想知道父亲下一步准备怎样,怎想父亲说:“钱你不都带走了么,下一步怎么办你看着办就是了啊。”
挂了电话,母亲忽然想到自己父亲的交代,于是拨通了父亲家的电话,其实母亲也不知道要说些什么。
“喂,你好。”是姥爷接的电话。
“爸,我是李尚,我现在在重庆呢。”
“李尚啊?喂,我听不太清楚,你等等,我叫你妈来听电话。”姥爷打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耳朵在那战火满天的年代被震得听觉有了问题,平时老人家要靠助听器才能听到声音。
“老太婆,女儿电话。”婆婆正在厨房做饭,姥爷吼道,那声音简直嘹亮到在电话那头的母亲都震了一下。
“尚儿啊?你和孙孙在那边还好么?冷不冷啊?”婆婆接过电话问了好多的问题,越问声音越哽咽。
听到自己母亲的关怀,母亲一下子崩溃般的哭了出来,对着话筒喊了一声:“妈……”之后再也不晓得要说什么了。
转眼,寒假将要结束,母亲也该返回工作岗位了,母亲回到了姥爷婆婆家,她告诉姥爷:“爸,我想停薪留职,把孩子的病先治好。”
“好。”姥爷没一点思考的同意。
“但是,莫家是什么意见?”姥爷问母亲。
“他们也同意的,放心吧,爸。”母亲从牙缝中挤出了这么一句话。
在一旁的婆婆说:“莫川兴怎么也该跟你一起吧?你们是一个家庭,应该共同承担呀,怎么总是见你在带孩子跑来跑去的,他干嘛去了?”
“他要赚钱嘛,不然哪来钱给孩子治病,我们吃什么啊,您说是么,妈。”母亲强颜欢笑的说着。
婆婆叹了口气,她似乎觉察到什么,但又不知如何启齿。
下面该做的便是找更大更好的医院,然后带我做更进一步的检查,姥爷打遍了自己联系薄上所有老战友,军区朋友的电话,最后军区一位老首长告诉他,沈阳陆军总医院心脏技术很权威的,他自己刚从那医院做完手术出院,手术很成功。
在当时,军区医院不是谁都能进的,那得肩膀上有星星杠杠条条,要有军衔的人写介绍信才会被接纳,姥爷委托在职的首长写了封介绍信,然后交给了母亲:“这是你老子我打仗时候的生死兄弟,战功无数,声名显赫,老子我也只能为你做这些了。”
拿着用钢笔工工整整写的一封介绍信,落款还有印章,母亲觉得它沉甸甸的,似乎是嘱咐,寄托,期望……
回到自己家,母亲把情况跟父亲说了,又硬着头皮到爷爷奶奶家,给他们“汇报”了情况,哪知这次爷爷奶奶的态度跟上次截然不同,不但没反对,还决定和母亲一起去沈阳带我看病。
母亲办理好停薪留职的手续,正准备带我踏上北上的火车,可母亲突发胆结石,疼得在地上打滚,那时胆结石手术需要切除整个胆囊,母亲相当于做了一次大手术,切除了胆囊,刚能下床了,她便携小扶老的轰隆隆的启程了。
切除胆囊的伤口还没拆线,母亲就抱着我,背着大包的行李和爷爷奶奶一起到了成都,母亲抱着我站在人员混杂的售票厅,买成都至沈阳的火车票,排队的时候奶奶对母亲说:“你给我们买两张到秦皇岛的卧铺票就是了,你把我们送到秦皇岛就行了,你们娘俩去沈阳吧,不用送我们下车,就不麻烦你了。”
这席话母亲听得有些哗然,但很快母亲笑着说:“好,妈我知道了。”
爷爷奶奶并不是要陪我去沈阳看病,他们只是想回秦皇岛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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