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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2页）

南昌起义后的8月4日，教导团师生乘船队抵达九江。此时，团长谢婴白不想兼该团团长，叶剑英便“毛遂自荐”，请示张发奎，后来正式任命他为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团长。

不久，叶剑英率教导团随四军进抵南昌。

8月中旬，第四军冒暑南进。

叶剑英又率领教导团沿着赣江到珠江的路线，开始了千里跋涉。

这支队伍出发前，由于叶剑英亲手制定了规章制度，一路之上，井然有序，纪律严明。每到一个地方宿营，学员们总是向群众宣传革命主张，与民为善，受到群众爱戴。

教导团经过吉安、万安小驻，于9月中旬，到达赣州，进行休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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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叛变革命（5）

这时，叶剑英一度因公离开赣州。就在此期间，教导团中的“工农革命同志会”因研究讨论“南昌起义的意义”问题，被国民党右派“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告密，再次被缴械。

叶剑英回来后，得知这一情况，立即出面交涉，向第四军军长黄琪翔详细讲述了自己的看法：教导团已几经整肃，是可靠的，决无暴动之举。此次事件纯属坏分子诬告，这是有预谋的，妄图搞垮教导团，如果轻信谣言，同意收缴教导团的枪支，岂不分裂四军，危害革命，中了坏人的奸计？黄琪翔听了叶剑英的话，又将枪支发还教导团，但每支枪只配给五发子弹。

教导团告别赣州，向西南方向挺进。

不久，进驻广东南雄。这里土匪成窝。叶剑英又抓紧政治整训和军事操练，提高全团的战斗力。

当全团还在南雄休整操练时，传来了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地区遭受挫折的消息，一些学员心情沉重，又产生了消极情绪，对革命失去信心。叶剑英又向他们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指出，胜败乃兵家常事。起义军开始总是弱小的，但可以由弱变强，最后取得胜利，鼓励大家继续南下。

在教导团千里行军中，叶剑英既当领导人，又当保护人，既抓思想，又抓训练，把行军路变成了大课堂，为党精心培育这支武装力量。叶剑英一手带出来的第四军教导团后来成了广州起义的主力军。他回忆教导团成长壮大的艰险历程说：“教导团是很好的队伍。到海陆丰，一个兵就是一个兵，如果调到湖南，一个兵可以当一个连长。后来到江西时，毛主席知道教导团的情况后说，呀！可惜了，一千多人，到这里来就好了。”

不在“敌人的屁股上暴动”，要到“敌人心脏里暴动”

正在教导团南下行军的途中，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了“八七会议”。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讨论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坚决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八七会议期间，担任国民革命军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兼教导团长的叶剑英，正在率领教导团南下行军途中。一直到会议结束，他和教导团的党员同志仍在边远的崎岖山路上艰苦行军，未能听到正式传达，只是听到一些传闻。过一段时间才听到会议号召武装暴动的确切消息。

关于如何暴动，这里要回头补叙一下叶剑英在教导团的一段经历。

那是8月下旬，叶剑英利用队伍在吉安小驻的机会，对前一段的行军进行检查总结。

在总结会上，叶剑英向全团师生作了一次重要讲话。他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而失败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屠杀，但是革命者并没有被他们杀绝，而是埋葬了同志们的尸体，又站起来了，走出来了。”接着，他讲道：“同学们，我们决不屈服，决不灰心丧气，要继续战斗下去！但是到哪里去呢？目的地就是广州。我们要到那里立住脚跟，发动群众，积蓄力量，准备第二次北伐，打倒新旧军阀，建立新中国！”同学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打回广州，再次北伐，建立新中国。这个革命思想，自从大革命失败以后，就在叶剑英的脑海里萦回，并且默默地为实现它而奋斗着。今天，他第一次向全团师生宣布了这个想法，得到了大家的拥护，更坚定了他的革命信心。

在南行的路上，叶剑英向大家反复讲解这次南下广东，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要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但是，怎样去战斗，到哪里去战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存在着分歧。队伍进驻万安，在这个水乡小镇上，团党部开会发生了一场争论。团党部书记唐维和王侃予、李仁一等开会，邀请叶剑英列席。这是他第一次在教导团参加党的会议。会议在一所隐蔽的小屋里紧张地进行着。当讲到举行暴动问题时，王侃予和李仁一都提出在万安就地暴动，唐维不赞成。党部就要作出决议，唐维以询问的眼光看着叶剑英。

蒋介石叛变革命（6）

要不要在万安暴动？眼前摆着这个难题。叶剑英明明白白不同意，但想到自己是个###员，又不是委员，面临着三对一的少数，不便于骤然否定多数的意见，于是以探询的口气问道：“暴动可以，但暴动后怎么办？”

“二十六师有两条船的枪支弹药在这附近，我们劫了，再去找贺龙、叶挺！”三个人十分有把握地回答。

“可是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这两位起义将领在哪里呀！”叶剑英这时正式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我不是不主张暴动，问题是在哪里暴动，什么时机暴动。我的意见是暂时不在这里暴动，等打到广州再暴动。”

接着，他先摆开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分析在万安暴动的不利条件和到广州暴动的有利条件，认为目前南昌起义军已经南下，联系不上，在这里暴动孤立无援，没有胜利把握，即或是成功了，搞到一两船枪支，也只能跟着敌人屁股打，南方的敌人反咬一口，北方的敌人卡住脖子，我们就完了；而到广州举行暴动，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那里是北伐的策源地，我们党刚刚领导举行过省港大罢工，素有革命传统，群众基础既坚实又雄厚；更重要的，那里是全国著名的大城市，南方港口，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老巢，如果在那里暴动成功，就会像一把钢刀插在敌人的心脏上，震惊中外，给在南京的蒋介石以沉重的打击，造成很大的政治影响；还有一点，南昌起义军已先我去广东，我们到了广州可以携起手来，内外策应，胜可以守，败可以走，只要准备充分，指挥若定，成功是有希望的。最后，他坚定地说：“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在敌人的屁股上暴动，勇敢的人要大胆地插向广州，到敌人的心脏里暴动！”

他的这一番道理，说得精辟透彻，同志们听了以后心悦诚服，放弃了原来要在万安暴动的想法。

“到敌人心脏里暴动”，这个思想符合当时党中央和广东省委组织武装暴动的思路，很快成为教导团南下暴动的战略方针。

为了实现“到敌人心脏里暴动”这个战略方针，叶剑英率教导团从万安、赣州到南雄后，征得党组织的同意，决定离开教导团，先去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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