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好听着,”她说,“应该只吃能吃的东西,烟丝不是能吃的,因此您吃烟丝是犯了个错误。”
皮埃尔驯服地听从了她,然后他重又开始抽烟斗。
“味道很好。”他若有所思地说。
“可能应该试着做一次精神分析。”弗朗索瓦丝说,“会不会在他童年时代,他父亲曾用一根接骨木枝条打过他?”
“为什么是这样?”格扎维埃尔说。
“‘烟草’(tabac)这个词构成的一个词组‘pass??tabac’就是‘挨打’的意思,”弗朗索瓦丝说,“他吃烟丝是为了忘却挨打;此外,tabac也有‘接骨木茎内的髓质’的含义,他嚼烟丝是通过消化作用来象征性地毁掉接骨木。”
皮埃尔的脸正在发生危险的变化,涨得通红,脸颊鼓起,两眼充血,好像蒙着一层淡红色水汽。
“现在味道不好了。”皮埃尔怒气冲冲地说。
“别抽它了。”格扎维埃尔说,她从他手中拿走了烟斗。
“哎哟!”皮埃尔说,并看了看空空的两手,“哎哟,哎哟,哎哟!”他发出长长的呻吟。他鼻子一抽,忽然泪流满面,“啊,我太不幸了。”
“您让我害怕。”格扎维埃尔说,“停住。”
“啊!我太不幸。”皮埃尔说。他痛哭流涕,脸像号啕大哭的幼儿一样丑。
“停住。”格扎维埃尔喊道,恐惧使她脸部表情紧张起来。皮埃尔笑了,并开始揉擦眼睛。
“你简直是个富有诗意的白痴,”弗朗索瓦丝说,“人们可能会对一个有这样一副脸的白痴产生爱情。”
“不是一切运气都会失去的。”皮埃尔说。
“是不是戏剧里从来没有过白痴的角色?”格扎维埃尔说。
“我知道在瓦勒·安克朗[1]的一个剧本里有一个妙不可言的白痴角色,但这是一个哑角。”皮埃尔说。
“可惜。”格扎维埃尔温柔而挖苦地说。
“伊丽莎白是不是又用克洛德的剧本来麻烦你?”弗朗索瓦丝问,“我当时觉得你借口明年冬天要去巡回演出而推辞了。”
“是的。”皮埃尔带着全神贯注的神情说,他用勺搅了搅杯子里剩下的咖啡。“说到头你为什么对这个计划那么反感?”他问,“如果明年不作这次旅行,我担心永远也作不成了。”
弗朗索瓦丝感到一阵不快,但只是轻微的不快,对此她自己都几乎很吃惊,在她内心,一切都软绵绵、轻飘飘的,好像打了一针可卡因,麻醉了她的灵魂。
“但是剧本也同样可能永远上演不成了。”她说。
“在以后不太有可能离开法国的时候,我们无疑还能演戏。”皮埃尔缺乏诚意地说,他耸了耸肩膀。“再说,我的剧本不是终结,我们在生活中做了那么多工作,你不希望有一些变化?”
可恰恰是在他们即将接近目标的时刻:她可能在明年内写完她的小说,皮埃尔可能终于要采摘十年劳动的成果。她提醒自己空缺一年意味着一种灾难,但是她对此却采取了漠然置之、望而却步的态度。
“哦!你知道我本人是多么喜欢旅行。”她说。
甚至没有必要去斗争,她自认已被击败,不是被皮埃尔,而是被自己。在她身上残存的一点点抗争力不具备足够的威力使她能期望自己斗争到底。
“想象我们三个人站在‘开罗号’甲板上看着希腊海岸渐渐靠近,这对你没有诱惑力?”皮埃尔说,他对格扎维埃尔笑了笑。“远远望去,雅典卫城就像一个小小的、可笑的纪念建筑物。我们将乘一辆出租车,由于路面凹凸不平,它将一路颠簸着把我们带到雅典。”
“我们将到扎皮恩宫的花园吃晚饭。”弗朗索瓦丝说,她快乐地看了一眼格扎维埃尔。“她准能喜欢烤虾、羊肠,甚至含树脂的酒。”
“肯定,我准喜欢,”格扎维埃尔说,“使我厌烦的是法国搞的这种斯文的吃法。到那儿我将狼吞虎咽地吃,你们看吧。”
“这几乎像您在中国餐馆享受美味同样可恶。”弗朗索瓦丝说。
“我们是不是将住在小木板房和小铁皮房集中的地区?”格扎维埃尔问。
“不可能,没有旅馆。”皮埃尔说,“只有些移民宿营地。但是在那里我们将度过重要的时刻。”
同格扎维埃尔一起去参观这一切将会很愉快。她的目光可使最微小的事物改观。刚才领她看巴黎中央菜市场内的酒吧间,一堆堆胡萝卜以及流浪汉,弗朗索瓦丝好像是第一次对这些东西有新发现。弗朗索瓦丝拿了一把红虾剥起来。在格扎维埃尔的目光下,人群拥挤的皮雷滨河马路、蓝色小艇、蓬头垢面的儿童、散发油烟味和烤肉味的小饭店都会显露出以往从未被感知的无穷新奇面貌。她看看格扎维埃尔,又看看皮埃尔,她爱他们,他们相爱,他们爱她。好几个星期以来,他们三个人生活在狂喜和欢畅中。这一刻是多么宝贵:看着投射在多莫咖啡馆空长凳上的黎明曙光,闻着方砖的肥皂味,品尝着海鲜的清淡香味。
“贝尔热有一些在希腊拍的很美的照片,”皮埃尔说,“我待会儿应该向他要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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