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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父老乡亲（第3页）

爹自己种菜，秉公办事，不贪不占，在我的记忆中，爹从来没有违反村规擅自给家里拿过一根葱、一叶菜。给村民们卖菜，爹也是童叟无欺、诚实守信，从不缺斤少两，受到了村民的一致好评。

爹正是靠着这种朴实、能干、踏实、勤恳，成就了自己在村民中的形象，也为我们做儿女的树立了榜样。

在儿女面前，爹又是一个宽严相济的长辈。他承袭了爷爷说一不二的作风，凡事敢做主，有一家之主的威严。同时，爹又是一个心地善良的慈父。小时候家里穷，没有钱，可只要大哥、我和三妹在学习上需要什么，爹就给买什么。尤其是对我，爹更是偏爱有加，就连大哥、三妹有时也会嫉妒。

干自己家自留地的活，爹作为一家之主，更是卖力，他时时处处想在前头，干在前头，默默地吃苦，默默地流汗，默默地付出，吃苦最多，奉献最多，是全家人公认的主心骨，顶梁柱。

爹的一言一行，让我看到了一个农民、一个父亲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和人格形象。

（二）

娘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不识字，没有文化，一辈子相夫教子，夫唱妇随，温柔贤惠，心地善良，踏实肯干。

在家里，娘是典型的“内当家”和“贤内助”。

在陕西关中农村，男人平时只管务庄稼。到了庄稼地里，男人就是牛，再苦再累的活都得拼死拼活地干，可回到家里就成了大爷，家务活几乎不沾手。与此相反，女人们从早到晚除了忙地里的活，回到家里还得事无巨细地忙家务活。

做家务活完全是个眼色活，只要眼睛里有活，一天到晚就没有消停和清闲的时候。

娘是村里最后一拨老派女人，是小脚，也是妯娌三个中唯一的小脚。四十岁以前，娘白天要随父亲下地干活，回家后又要马不停蹄地烧火做饭，一年到头都是很累很累。在嫂子进门后娘才不下地干农活了，专心致志地打理家务。在娘的精心操持下，一切家务活都安排得井然有序。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妇女做家务活和现在的概念完全不一样，仅一家人的穿衣问题就把娘忙得晕头转向。

那时候，很难买到现成的布料，即使有，也买不起。庄户人的穿衣全靠女人一双手，女人们从种棉花、拾棉花、弹棉花、搓棉花条，到纺线、浆线、经线，一直到织布、染布、剪衣样、缝衣服，前后要经过二十多道工序，才能把衣服穿到身上。这些工序都要经过娘的手。

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娘坐在炕上，右手摇着纺线车的把柄，左手捏着事先准备好的棉花条，随着纺线车一圈圈富有节奏、韵律地旋转，均匀细长的棉线，如同春蚕吐丝般地从娘的左手棉花条里吐出。娘右手一边摇着纺线车，左手一边向左上方一扬，棉线拉长了、捻好了，左手又一回，纺好的棉线便缠在了纺线筒上。

冬天的晚上，我和爹躺在热乎乎的被窝里，就这么看着娘春蚕吐丝般地在纺线。从天黑到半夜，从半夜到黎明，那时晚上娘几乎不睡觉，都在重复着这样一种程序化的动作，一筒筒织布用的棉线慢慢地纺好了。

浆线是个技术活，娘通常在开春后请村里有浆线手艺的人帮忙，烧上一大锅热水，撒很少的浆面，拌匀，把棉线在热水中透一下，煮一会儿，然后捞出来搭在院子里的木杆子上晾干。浆过的棉线硬度和韧度明显提高了。

接下来是经线，工艺更复杂。这时候外婆会从十几里路外的黄堆堡子村赶来家里给娘帮忙。最复杂的是穿扣，就是要用专用工具把一根根纬线准确无误地从织布乘里穿过，把纬线分成上下两层裹在两根纬线轴上，一圈一圈地卷。如果要织花纹布，穿扣的工艺更复杂，不同色线之间必须搭配好。干穿扣这活既要心细，又要准确，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否则会耗时费力还不出活。

最后，按照织布梭子的规格，把经线缠绕在一根根织布梭子的内轴上。上述工作全部完成后，就可以把纬线轴架上织布机织布了。

整个春天，娘会放下手里的一切活，每天除去做饭，就是在织布机上织布。织布绝对是个体力活，左右手要忙着来回抛梭子、接梭子，两只手要同时抓住织布乘使劲朝怀里撞两下，以便把刚刚穿过纬线的经线拉紧织密。两只脚还要配合手的动作，不停地蹬踏织布机的踏板，使纬线不断地分开、合上，分开、合上……真是手脚并用，眼睛一瞬也不闲着。每天从织布机上下来，娘都是腰酸腿痛，有时候会累得直不起腰。

织完布就该染布了，这时候外婆又会从黄堆堡子村赶到家里给娘帮忙。娘在家煮上一大锅水，把蓝色或者黑色染料放进锅里，慢慢搅拌，直到溶解。然后把织好的布慢慢地放进锅里，一边染，一边搅，染匀了，浸泡一会儿，再捞出来晾晒在院子里的木杆上，慢慢风干，之后就能剪裁衣样和做衣服了。

那时候做衣服没有缝纫机，全靠娘一针一线地缝。一家人的单衣、夹衣和棉衣，都是娘一针一线缝制的，这种土布衣服，我一直穿到当兵离开家乡时才彻底脱下。

周而复始，娘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纺线、织布、做衣服上。

除了穿衣，还有一件更劳累的事：磨面。小时候，关中农村没有现成的面粉卖，也没有机械化的磨面机，一家人吃的面粉都是在石磨上磨出来的。

每年夏粮收割完毕，归仓入包的麦子都是从村子里的土场上碾出来的，麦粒中的土腥气比较大，甚至会夹杂一些小土块、小石块。磨面前的第一道工序，就是要清除小麦中的小土块、小石块和土腥气。

爹和大哥从楼上麦包里把小麦装到口袋里，扛到城门口的石碾旁，套上牲口，把准备磨面的小麦放在石碾上碾一遍，夹杂在小麦中的小土块就会被碾碎。娘先用簸箕把碾过的小麦从头到尾过一遍，把尘土滤出去，把小石头拣出去。再拿来大蒲篮，端一大盆水，用湿的干净毛巾把蒲篮里的小麦反反复复沾几遍，彻底消除土腥气，再把小麦晒干，就可以上石磨磨面了。

我家老屋靠头门的门房里，有一套专门用来磨面的石磨和面柜。

磨面时一般不用牛，牛走得慢。人们通常喜欢用高脚牲口，就是马、驴或者骡子。磨面时爹要给高脚牲口戴上暗眼，据说戴上暗眼的牲口拉石磨不分神，走得快。再把拾掇好的小麦分批倒在石磨上，麦子通过磨眼缓缓进入上下两扇的石磨间，开始磨面，一般情况下麦子要反反复复磨三遍，从第四遍开始娘就可以用细罗罗罗面了。罗好的面落在了面柜里，把剩在罗罗里的麸皮又倒回石磨上继续往碎磨。就这样，麦子一遍一遍地在石磨上磨，磨出来的面一遍一遍地用细罗罗罗，最后就把一口袋一袋的麦子变成了面柜里头的成品面，还有剩在蒲篮里的麸皮，也要收集起来。从早到晚磨下来，娘几乎变成了面人，头上、脸上、衣服上都是在罗面过程中纷纷扬扬地扬起来又落下来的面灰。

娘告诉我：头道面最白，最筋道，最好吃，通常在逢年过节和家里待客的时候吃。二道、三道面稍微黑一点、粗一点，家里人平时自己吃。剩下的麸皮，秋天可以用来淋醋，或者干脆喂猪。

随着国家机械工业的发展，后来农村有了磨面机。我们村子也安装了一台，娘以及其他农村妇女才逐渐从繁杂的手工磨面中解放出来。

当然，这都是我当兵离开老家以后的事情了。

过去经常听人说，农民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可怜人群。其实，在我的印象中，包括娘在内的所有农村妇女才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中最苦命、最可怜的人群。

娘的一生，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终日里默默无闻，踏实肯干，默默地干活，默默地吃苦，默默地付出，默默地奉献。在默默吃苦和奉献中，养大了自己的儿女，也熬老、熬干了自己。

在家里，娘又是持家理财的“好当家”。

20世纪50年代，陕西关中农村一穷二白，家家户户穷得叮当响，爹和大哥、嫂子一年辛辛苦苦在生产队干下来，分到手的也就二百多块钱，加上娘和大嫂养鸡喂猪卖的钱，总共也就三百多块钱，这就是一家人一年辛辛苦苦干下来的全部收益。这些钱到了娘的手里，被攥得很紧，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平时除去家里买农具、买种子，逢年过节买肉、买菜，极少花钱。到了夏天爹爱喝糖水，娃娃们爱吃水果糖，可娘极少花钱去给爹买白糖或红糖化水喝，更舍不得给我们买水果糖吃。那时候农村供销社的糖精便宜，据说糖精是从煤炭中提取的一种矿物质，一碗水撒上十几粒糖精，水就很甜，娘就精打细算地给爹和我们买糖精化糖水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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