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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墙（第1页）

今年春节，我生平第一次绕着西安城墙走了圆满的一圈。

说是走，其实是坐城墙景区的电瓶车。大年初三，尚在六九乍暖还寒时节，天气却很暖和，春意格外张扬地弥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前一天刚刚下过一场雨，将大年初一压在城市上空的沉沉的雾霾一扫而尽，才有了这难得的好天气。中午与父母吃过团圆饭，妹妹要带孩子去逛城墙上的灯展。我家就住在永宁门附近，与城墙近在咫尺，吃完午饭，回家也无事可做，我便与妹妹一同带着孩子们去城墙，权当消食。

今年号召就地过年的缘故，西安大小景区少有外地游客。大年初三的城墙，虽然人多，但拥挤程度我尚能接受。我在朋友圈看到，晚上的城墙，各色花灯亮起来后，游人挨挨挤挤，摩肩接踵。

城墙于我，太过熟悉，要不是无事可做，怎么也想不到“偷得浮生”的这“半日闲”，我会来爬城墙。春节期间的城墙，小南门至和平门一段，一路花灯璀璨，是灯展的举办地。城墙灯展，已经是古城春节的传统节目。记得我上小学时，有一次春节，走访完亲友后，父亲联系了他的朋友，带我们从城墙另一入口处上去，不用买票就可以看灯展。父亲的这位老朋友当时在城墙景区工作，所以可得便利。我妹妹同父亲一路，我同我妈一路，分别骑着自行车去城墙。可是到了那位叔叔说的城墙入口处底下，却四下无人，不见父亲、妹妹和其他亲友的身影。那时过年，讲究在家待着，很少会有人在过年的夜晚出来游荡。

那会儿又没个手机，我们娘儿俩就这么在漆黑的年夜里干等着，冷风灌进脖子里，越待越冷，我心里越等越怕。我妈脾气急，火气大，一气之下决定不看灯展，带着我骑车回家了。我清楚地记得，回家之后，我妈赌气洗起了衣服，等她衣服洗完了，气消了，我爸带着妹妹也欢欢喜喜地回来了。我妈刚消了的气又上来了，生气地质问我爸“死”哪儿去了，咋不见个人影。我爸一脸蒙，解释说崇德（父亲那位好友的名字）说在某某处等，没见我妈。我妈则信誓旦旦地说她带着我就是在此处等的。绕来绕去，是我妈弄错了地方——我妈一上路大脑就进入了不在线状态。城墙的灯展就这么第一次在我头脑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次逛城墙灯展，是初三那年。我的中学离城墙文昌门非常近，那时都是按片区入学，所以我们学校的学生，大多住在文昌门和和平门附近。初三的时候，班上的很多同学开始偷偷摸摸地谈起恋爱来，即便没有恋爱，每个人心里也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爱慕的男女生。我第二次上城墙看灯展，是同桌邀请的。那会儿年还没过完，但是已经开学，没几天，就到了正月十五。早上，我的同桌问我去不去看城墙灯展，他有票，我不假思索地就答应了。晚上刚吃完饭，同桌就在门外叫我，我急急地跟爸妈打了声招呼就往外走。这次很顺利，几个同学一起去的，上了城墙，一路逛，一路说说笑笑，青春期的少年，看灯展太“老套”，不过是要有个社交的地方而已。我们一行几个人两两散开，其中有两对恋爱的男女朋友，一上城墙就自动脱离大部队，不知钻到哪儿去甜言蜜语了。走着走着，那几个没有恋爱的同学也“消失在人海里”，就剩下我和同桌两个人在流光溢彩的花灯里穿梭。我俩话都不多，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反正两个人的心思都不在花灯上。同桌似乎有话想跟我说，正要开口，我说：“怎么这么快就完了？”往前一看，可不是，灯展在和平门戛然而止，后面长长的城墙一路漆黑，似乎永远也望不到尽头。同桌改了口，说：“那我们往回走吧。”我俩折返，一路无话。

第二天，前夜同行的朋友惊讶地对我说：“你俩怎么那么快就逛完下去了？”

这后来的二十多年，我再没有逛过城墙灯展。

二十多年，这座城市的变化太快。快到我以为自我出生起，它就是这个模样，没有变过；快到回头看这二十多年，才发现太多事情已经改变，不会重来。好在，有一些事，从未改变过。

带着孩子坐观光车逛城墙。车子在东、西、南、北门停留。用方位称呼四座城门是简便的叫法，实际上，这四座城门分别叫作长乐门、安定门、永宁门和安远门。

观光车一路低速行驶，时不时鸣一两声笛，提醒骑行者避让——骑行和逛灯展一样，也是城墙的保留传统，只不过骑行一年四季皆可，灯展则只能在春节期间目睹。我坐在观光车上，漫不经心地看着眼前完全没有陌生感的风景。

车子行到玉祥门，我指着城墙下不远处的“张骞出使西域”雕像，对孩子说，到家了。忽而想到，我这几十年的生活，居然从来没有离开过城墙的陪伴。我的童年是在文昌门外的文艺路附近度过的，三岁那年趁我爸不留意，牵着妹妹出去玩，一走就走到了文昌门下。幸亏当时一个国营食堂的大叔警惕，见两个小孩子没有大人陪伴直往前走，赶紧叫住了我，这才避免了我和妹妹走失的可能。我妈说，她下班回家见到两个孩子不见了，满大街找，到处找都找不到，人都疯了。1997年，最后一次福利分房。我爸那年刚调到新单位，按说分房这种好事轮不到我家。我妈找三姨父帮忙，挤着挤着给我家分了一套单位旧房，三楼，六十来平方米，好歹住进了楼房。新房离老屋很近，就在南门脚下，我家也就从文昌门移居到了南门。2000年，我上大学。说起来有意思，我特别想上大学的念头是1998年读高二时才有的。1998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大学生示威游行。大学生们要经过城墙最重要的门——永宁门，即南门，然后才能前往省、市政府所在地西华门。大学生经过南门时，我正好在家门口的小店买东西。大学生们举着横幅，一路高喊口号，此情此景让我这个十六岁的高中生心潮澎湃。看着历史书上五四运动时学生抗议的图片在眼前真情实景地再现，哪个热血青年能不热血上涌？我眼见着游行队伍从我身边经过，进了南门，心里第一次升腾起对“大学生”一词由衷的崇拜和羡慕，第一次想要成为大学生中的一员，享受那份自由和自豪感。2000年，我总算如愿以偿。

老实讲，第一次进入大学校园，我的心里非常失望。

学校坐落在城墙的西南城角，属于市区黄金地段，也因此，它的校区非常小。我梦想中的大学是要坐上火车，带着梦想，不远千里奔赴的目的地。然而因为我妈不愿意让我“带着梦想”，我放弃了历史学；不愿意一个女孩“不远千里”，我又放弃了第一选择——云南大学。9月报到，我拎着行李，怀揣着缩了水的梦想，坐着21路公交车来到学校。仅仅四站路，我就下车到了学校，你能想象这对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来说，有多么失望吗？我很后悔报志愿之前，没有到校园参观一下，否则无论如何，我也不会报考这所大学——尽管它是211院校。我在城墙的西南城角旁学习生活了四年，就连彼时的男友，家都在建国门。城墙就像一个紧箍咒，箍住了我二十几岁几乎所有的雄心和梦想，约束着我的行为，并使之成为我生命的底色。现在想来，我读研时的男友是江西人，毕业后去了广州、深圳，后来落脚上海，如今在杭州创业。也许我看重的并不是这个人，而是他如此丰富、奋进、多姿多彩的生命底色。我的色彩，就像他讲到下火车后第一眼对西安这座城的印象一样：灰色。一切都是灰色的，灰色的天，灰色的地，灰色的墙，灰色的人。

2008年至2010年，我完成了就业、结婚两件人生大事。单位坐落在市区黄金地段，所以自然而然地，办公室离城墙很近。这回，我的生活半径从城南移到了城北，从永宁门一路向北，来到了安远门。其间反反复复，单位的办公地点最终依然留在城墙脚下。丈夫婚前就买了房，婚后，我们就一直住在这里。房子在玉祥门附近，每天上班时，我都能经过张骞像。坐在车里，看着张骞，想象着他远赴西域的种种经历，思潮翻涌，表面却波澜不惊。

就这样，几度春秋，我依然没有离开城墙。二十几岁时的激情和梦想，是否已经被灰色的城墙禁锢？我不知道。我想，在古城成长起来的人，恐怕对这座城的情感都在逃离与留下之间不断做着选择。我的很多外地同学，对西安的第一印象非常不好。没有颜色的一座城市总是少了点活力，大唐不夜城璀璨的夜灯也冲破不了沉重的、灰色的历史感。然而在西安求学生活多年后，当他们要离开西安时，今后在其他城市的日日夜夜，他们又都会时时想起西安，想到它沉重的灰色。我没有离开过西安，没有离开过灰色的城墙，我的心里只有它对我的束缚，即使今后或许因机缘得以生活在其他城市，我也会带着城墙一起离开。它已然注定不会消失在我生命中了，因为我就是它，它就是千千万万个我。

我与我周旋久矣。直到绕了城墙整整一圈后，我才意识到，它对我生命的影响，早已浸润肌肤，只是我不愿意正视这个事实。当我指着张骞的雕像，对孩子说快到家了的时候，另一个我毫无征兆地突然跳出来，在我对面站着，看着我。那一刻，我知道，我这辈子都逃不开这座城了。我不愿意面对的事实终究会面对面地告诉我，所谓宿命，是人生每一道关口的选择成就的。与其自我纠结，不如坦然接受自己的选择。你看，灰色的城墙装点上火红的灯笼，有多美！你还可以选择在生命的底色上，涂上一两笔鲜艳的色彩，为它点缀，为它增色，而不必舍弃它。

万物复苏。城墙脚下的环城公园修葺一新，迎春花都开了，黄灿灿的，映着灰色的墙体，既不夺走城墙稳重的个性，又兀自芬芳，多么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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