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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苍凉青春（第1页）

一父亲去世后，我辍学回了家。我要撑起家里这一片天。

第二年春天，我去了宝鸡峡水利工地。早在1958年，由苏联工程师设计的宝鸡峡引渭工程开工，但两年后工程却因为苏联撤走专家而中止。

1968年，该项工程再次开工，水利工地的民工都是来自宝鸡、咸阳两地各县的农民。

那一年我不满十八岁，生产队把我由七分劳晋升为十分劳，提前把我转为正式劳力，随后我便被派到宝鸡峡水利工地去做民工。生产队这样做也是出于无奈。队里三分之二的劳动力已经去了工地，可工地还是连连告急，让火速派人上工地。我便被破格录用了。

父亲刚去世，母亲爱子心切，不让我去工地，说工地活儿太重，怕挣坏了我的嫩身子。再者，水利工地距家有近二百里地，需坐火车去。火车票钱由队里补贴，大伙儿为了省点钱都扒货车，因此母亲很不放心。

我却十分乐意去工地，不肯听母亲的劝告。一则村里几个同龄伙伴都去，我自然不肯落下；二则工地上几乎全是年轻人，热闹；更重要的是，上工地，生产队和国家都会给我们粮钱补贴。听那些老民工说，逢年过节民工都端大老碗咥肉，就连五一、十一、元旦这些乡下人从不过的节也照咥不误。我可不愿把这么多的好事都耽搁了。到了水利工地我才知道传言有误，端大老碗咥肉的好事我一次也没遇上过。倒是吃了几次肉，可碗里只有指头肚大几块肉，其余的都是冬瓜汤。

整个水利工地实行军事化管理，县上领导办公的地方门口挂着“工区指挥部”的白底红字大牌子，公社一级叫营，营辖四个民工连，我们大队的民工分在二连一排。驻地在当时的宝鸡县阳平公社龙湾村的一所学校，学校放了长假，教室就是民工的宿舍，没有床板，在脚地铺上麦草便是床了。

龙湾村有很多泉眼，西边的自然村叫西高泉，东边的自然村叫东高泉。有一股泉水从学校流过，早晨起来洗脸、三顿饭洗碗都用泉水，这倒十分省事。天麻麻亮，军号声就闯进了大伙儿疲惫的梦乡。司号员可能是个新手，调子吹得声嘶力竭，但很嘹亮，听得出司号员是在竭尽全力地工作着。

一排人揉着惺忪的睡眼，无精打采地打着哈欠，扛上?头拿上锨，拉着架子车，踏上弯弯曲曲的坡路，迷迷怔怔中一个人踩着了另一个人的脚后跟，脚下一绊，一个跌倒在地，身后倒下了一串子，便起了骂声：“眼睛叫?戳啦，往人身上走！”绊倒的人爬起来胡乱拍几下身上的土，又往前走。走着走着，又有人绊倒，这下绊得重了，半晌爬不起，就有人伸出手去拉。爱开玩笑的便在一旁说：“揪驴不是这揪法，提紧笼头揭尾巴。”话音刚落，就是一阵哈哈大笑。

走二里坡路，来到连里的伙房。伙房设在一住户家里，院子很宽敞，房屋很气派。听村里人说这家住户因一些事情被扫地出门，这宅院便支援了水利建设。

其他各排的民工陆续到了，开饭的号声这时吹响了。早饭是一碗稀饭，一个粗细粮相掺的四两杠子馍，还有一筷头咸萝卜丝。不到五分钟这餐伙食就进了大伙儿的肚子。吃罢饭，大伙儿都抹抹嘴巴，咂巴咂巴嘴便去洗碗。

刚刚放好碗筷，各排排长就大声催促：“出工了！出工了！”

又爬了二里坡，到了工地，天刚大亮。抡?头的抡?头，捉锨的捉锨，驾辕的驾辕，各司其职，井然有序。不大会儿工夫，民工们就浑身冒汗，甩掉破衣烂袄。这时，东方升起一轮红日，点燃一天彩霞，映照着这一群活生生的精壮汉子、水灵灵的大姑娘。

太阳像一个大红灯笼高高挂上了树梢。工地上呈现出一片热闹非凡的景象：黄尘飞扬，红旗招展，架子车穿梭如流，架在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唱着革命样板戏《龙江颂》。

太阳升到了头顶，民工们干活儿的热情渐渐低落下来，皆因肚子越来越瘪。我把裤带紧了两扣，还是感到肚子空得慌，力不从心，浑身直冒虚汗，老?头在手中变得死沉死沉的。

收工号终于在难熬的等待中吹响了。大伙儿扔了手中的工具，欢叫一声：“吃饭咧！”便争先恐后地往食堂跑，唯恐落了后，全然没了出工时的疲沓和怠慢。

民工们拉一天架子车下来，浑身的骨头都散了架，晚上躺在麦草铺上，任耳边打雷也醒不过来。

这是我第二次上水利工地，也是我身体健康时最难忘的一段经历。

第一次上水利工地，我是在邻村渭河滩修河堤大坝。那次我从水利工地回来，用补贴费给父亲买了两包“工字”牌卷烟，这是我在父亲生前唯一一次孝敬他老人家。父亲抽着卷烟，笑得眼睛眯成了两条缝。后来我根据这段生活写了一部两万多字的小说——《北山狼之死》，刊发在2010年第12期《延河》杂志上，随后被收入《陕西文学六十年作品选（1954—2014）·短篇小说卷》。

二

夏收时节，工地暂时停工，民工们都回家收麦子。收罢麦子我打算再上工地，可跟人吵了一架，我放弃了去工地的想法。对方是生产队长，他比我大十几岁，可按辈分他是我的晚辈。记不起我们为啥吵架，只记得他很凶，而且出言甚是不逊，语速极快，我几乎还不了口，一败涂地。那时候在农村挨生产队长的训斥是很平常的事，搁别人也许不当回事，可我受不了，我的自尊心和虚荣心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我想着不能在农村待了，想重回学校去读书。

也许是天意，那个星期六西农放电影，看电影时我见到先前那个班级的两位同学，他们问我为啥辍学，还说班主任几次问到我。我说我想重回学校读书，不知行不行。他们让我赶紧去找班主任说。

到了星期一，我去学校找班主任，班主任说他这里没问题，可以接纳我，但他说了不算，让我去找学校领导。我一个学生哪能跟学校领导说上话，可我上学心切，着急之时我想到了我们大队支书何三哥。他曾跟我说过他跟我们学校领导很熟络。我找到何三哥，请他帮我说说话。他二话没说，陪着我去找学校领导。学校领导很给何三哥面子，答应让我复学，但让我跟下一级上。我本想跟原班级上，可此时哪还能跟学校领导讨价还价。

几经周折，我重新回到了学校。亲友们不理解，纷纷劝母亲不要再让我去上学，连两个姐姐也劝母亲：“妈，叫我兄弟甭念书了，念书能顶啥用？你都快六十的人了，叫他回来挣工分吧。”母亲生气地训斥两个姐姐：“你俩知道个啥！不识字是睁眼瞎，念书能出息人哩，只要我的胳膊腿能动弹，就要让你兄弟念书！”

在我读高中的两年半里，吃苦受累最多的是母亲。母亲年过花甲，体弱多病，又是小脚，不能参加队里的劳动。母亲便养猪养鸡，省吃俭用，一分一分地攒钱，供我读书。两年半里，母亲没有给自己添一件新衣，却给我做了两身新衣服，她怕同学们笑话我穿得窝囊。

邻居三嫂来我家串门，时常对我说：“你妈待你好尽了，成人了千万甭忘了你妈。”

这话还用三嫂说吗！

三

读高一那年，母亲养了头猪，到了年底猪养肥了，交了肥猪不仅可以过个好年，明年家里的开支也有着落了。

那是一个清冷的早晨，迷迷糊糊中我被母亲的呼叫喊醒，一骨碌翻身坐起，揉着惺忪的睡眼，好半天才灵醒过来。猛地想起，今儿个要去收购站交猪，我便赶紧穿好衣服，跳下炕就找鞋。

来到院子，天蒙蒙亮，青蓝的天空上几颗残星眨巴着眼睛；地上一片寒霜，脚一踩一个脚印；黎明时分的朔风很是劲猛，像刀子一样刮着人的皮肉。母亲手提着猪食桶站在猪圈跟前。我走了过去，那头喂了近一年的黑猪正在吃食。我发现今天的猪食格外好，是煮熟的玉米糁子，没掺一点儿糠，反而加了些煮熟的白菜帮子。我嘟哝说：“要出槽了，瞎好喂一顿就行了，您也不嫌费劲。”

半天，母亲说：“猪可怜呵，就这一顿了，给吃好点。”

猪不知道听没听懂我们母子的对话，埋头吃食，呼呼噜噜，不时地抬起头，大耳朵一扇一扇的，显然对今天的伙食十分满意。片刻工夫，食槽就见底了。

我打开圈门，想用绳子拴住猪的后腿。猪看到我手中的绳，警惕地看着我，绕着我转圈圈，不肯就范。这时母亲上前用手轻轻地挠猪的后背和脖根，猪安静下来，放松了警惕。我悄悄走过去，拴住了猪的后腿。

在母亲的帮助下，我把猪装上了架子车。母亲掀（推）着架子车送我出门，我让母亲回去。母亲迟疑了一下，又在猪的脖根挠了挠，猪转过头来看母亲，哼哼着，似乎在给母亲说啥。

母亲在猪头上拍了拍，朝我摆摆手，转过身去。我看见母亲在抹泪。

这时东方泛白，我把襻绳搭在肩上，拉着猪直奔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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