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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印尼办展会（第2页）

我们刚去办展时，还是苏哈托刚下台，瓦西德执政时期。30多年的仇华、排华，禁止华文学习，流通，没有华文报纸，30岁以下年轻人基本不识中文，不会讲中文，即使会讲点中文的，也是家庭用语而已。不知是否瓦西德外婆是华人，还是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排华，当局和人民都有和中国友好交往的愿望，两国关系解冻很快，我们的展会摊位楣板上展会现场

印尼中文报纸报道1

印尼中文报纸报道2

很快就出现了公司的中文名字，看到了当地报道我们展会的中文报纸。

不曾想到，“第一届上海技术设备和商品展”举办下来比我想象的效果好。中日合资的三菱电梯公司不但拿到了订单，还连忙着手在印尼开工厂。我们的大小发电机卖得更火，印尼是个千岛之国（实际是由一万七千多岛屿组成），发电设施的布局很难解决。岛国供电始终是个问题，断电家常便饭，自己家里或一个岛上有单独发电机很是必要。印尼华人老板这么多，在自己的别墅里有个发电机，也很自然。

后来美国“9·11”事件后，印尼由于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也受到影响，西方不少企业撤走在印尼的投资，这在客观上给中国和印尼两国友好发展提供了条件。再加上中国通过20多年的发展，经济和科技上已比印尼高了一个台阶，而且价格合理，中国的产品在那特别好销，很受当地欢迎，不少印尼商人成为我们产品在印尼的代理。

华人老板在印尼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和我们又没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双方信任度比较高，每次展会都有不少成交和投资合作意向的，使展会得以延续。哪怕印尼发生地震、海啸，遭遇雅加达、巴厘岛针对西方人的恐怖袭击，都没有影响到我们展会的开展。反而是印尼在地震海啸后，要加快国家建设，使我们的水泥厂有机会搬迁到印尼，得以发展，加速了两国间的经济合作。

展商在介绍产品（前排右1徐副主席，右2卢大使，右3作者，左1印尼中华总商会陈会长）当然在这些年中，我们的展会也经历过曲折。有些年，专业买家少了，每年来展总会有疲劳感。我们就研究采取新的措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动作是，在展会开展前三个月，派公司出国展览部的小余，一个20多岁的男青年，到印尼常驻三个月，根据展商产品，宣传展品，寻找买家。我让他在当地雇用两个临时员工配合他，和展览公司的白先生一起商量，走访厂家，尤其是印尼的一些中小企业，扩大我们的买家范围，请他们来展会洽谈业务；走访新的宣传媒体，扩大展会的宣传范围，收到很好的效果。那几次展会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更多了，展会上专业买家明显增多。小余在外独立工作能力得到很好锻炼，有了明显体现。平时在我面前不声不响，不知是否有上下级的隔阂，但在印尼，我看到他在记者面前和买家面前介绍起产品来头头是道，我很是看重，以后我很快提拔他为部门副经理。在当今展览人才奇缺的时代，他倒是个栋梁之材。可惜在我离开公司后不久，我就听说他因继承父业，离开展览界了。那是后话。

我们在办展过程中也遇到过惊险，那件事真把我吓得不轻。当时我们的出国审查很严，关口不少，需要好多个工作日。我们严格按工作时间节点，设置最后限期。做过展览的人都有强烈的时间观念，但不少企业这种意识淡薄，常常有单位误事。市外经贸委的出国批件，市外办签证处的审核，统一送北京印尼大使馆出签证（后来才改为落地签和免签），有时候时间太紧，我只好自己坐到市外经贸委外事处甚至主任室催批件。如果展团里有市领导参加，那手续更多，急起来，我会坐到市政府办公厅催材料，到市外办签证处打招呼，甚至和印尼使馆疏通关系。真是年年难，年年都这样急急地过了，大家也习以为常。但有一年出事了，大使馆出签证已是大团出发的前一天下午，按规定是由外办签证处统一拿回上海给我们，已是来不及了，疏通好后，我们派人到印尼驻华大使馆直取，乘晚上飞机回上海。但那天碰到大雾天，我们工作人员小吴等到晚上10点，机场才宣布飞上海航班全部取消。如果早点讲还可改乘火车，现在已没希望，怎么办？一两百号人明天要飞雅加达的护照都在他手里啊！我们的小吴本来是个没有主意的人，这次却特有主意，他也没请示，就在机场拉了个出租车，从北京开回上海。等我知道，他的车子已开出北京城上高架了。大雾天高速公路会封闭吗？一个晚上能到吗？一个司机能行吗？如果遇到坏人，那怎么办？连护照在哪儿都难以寻找。万一晚上疲劳驾驶出车祸怎么办？和他商量或批评他，都没有意义了。我只好要他每个小时给我来个电话，报告到什么地方，司机精神状态如何。后来得知司机是个年轻的复员军人，我情绪稍有缓和。整整一夜没有好好合眼，心一直是悬着的。有人说，搞展览的人，没有心脏病，干几年都会被逼出心脏病的。到凌晨4点钟时，他说手机快没电了，我只好要他进上海后给我发个信息。那晚我们有的同事还在办公室度过不平凡的一夜。上午8点钟，车子终于赶到办公室，大家才将紧绷的心弦松弛下来。我批评他瞎子不怕枪，瞎闯，用了三四千元出租车费，两年内不能报销了。其实我对他的责任心还是赞赏的。

在印尼办展的那些年里，我一直在观察印尼国家的稳定性，当地人和印尼华侨的关系，印尼人对我们中国人的看法，这都会影响到我们展会的开展。但我始终感到印尼社会是平稳的，老百姓间关系是平和的，一般看不到吵架、斗殴和暴力，除了那两次恐怖袭击。

2004年，印尼两亿人口用全民投票直选，竞争选举的方式来选举总统，开创了世界选举总统的先河，引起世界关注。两亿多人口，分散居住在数百个岛屿上的投票，选举过程无疑是难度很大的。但是选举结果，没有政党不服，没有社会力量闹事捣乱。一切顺利，社会稳定。

一个来自印尼民主党，这个小党的领袖，军人出身的苏西洛当上了总统。当时在位三年，拥有最大政党印尼民主斗争党支持的苏加诺女儿梅加瓦蒂落选，多少有点意外。苏西洛总统上台后，在印尼的外交、内政上做出了成绩，使经济上了一个台阶。苏西洛虽然不很强势，但很受印尼人民拥护，在五年连选一任后，根据宪法不能再任总统的情况下，在印尼统治了十年。现在平民总统佐科上台，国家发展更是驶入快车道。

在印尼无国教，但规定一定要信仰宗教（印度尼西亚建国五项基本原则，第一条），虽然印尼宪法明定宗教自由，但政府仅承认六种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新教、天主教、印度教、佛教及儒教。印尼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80%多的人信奉伊斯兰教，但不是伊斯兰国家。在印尼，一般较少注重宗教正统性，而更具有本土化。在雅加达马路上看不到蒙面的伊斯兰教女子，听不到高音喇叭播放伊斯兰诵经的声音，在衣服穿着上很难辨别个人的信仰，只有印尼特色衣服或印尼国服。

在那里，男人最多可娶四个老婆，这是伊斯兰教的规定。但娶后一个老婆时，要征得前面老婆的同意，前面老婆一般不会反对。当然男人在家里也要一视同仁，对几个老婆一碗水端平，买东西给妻子时，要买一样的四份分给各位。在那里，这些家庭一般都能相处融洽。这种家庭大多男人赚得动钱，但也有男人收入不高的，那就往往靠四个老婆赚钱来养家庭，那男人活得倒也潇洒。大家都习以为常。

想想小时候看过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里男主角娶了三房太太，家里已常常摆不平，演绎了很多故事。在印尼稍微富点的人家都会雇用四个佣人，整理花园和带孩子都要单独算一个。平时带小孩外出度假、旅游，哪怕是坐飞机，佣人也是随行人员。因为小孩连穿衣、穿袜子都要佣人帮助，大大出乎我们的想象。国内一些商人在那儿站住脚后，喜欢把家属接过去生活，有的甚至接妻子到那里生孩子，也是雇用几个佣人。那里雇用人很便宜，包吃住，一个人仅每月几百元人民币。

无论在雅加达、巴厘岛还是泗水等繁华的城市，五星级酒店到处都是。而酒店里最豪华的餐厅是中餐厅，而且有不同口味的中餐厅，用餐的绝大多数是华人，他们也没有那种高人一等的感觉，只是吃顿中餐而已。酒店里也有法国餐厅、意大利餐厅，但很少有印尼餐厅，要想吃印尼餐只能到街边较小的餐馆。我们看到当地人在餐馆里津津有味地吃着他们的手抓饭，幸福指数还不低。

我们在印尼接触到的印尼人给我们留下纯朴的印象。无论是在展馆的租馆、展会搭建还是运输，他们都是那么认真、勤恳，互相配合都是那么友好，我丝毫感觉不出他们对华人的憎恨。我在展会中认识的泗水最大的华人老板林文光，就听说了在20世纪90年代的后一场反华排华风波中，由于他平时善待员工，当地工人没有反华的，自觉出来保卫他的工厂，不许有人冲击，保全了企业。

我们在印尼的旅游景点更是碰到一些趣事。一次，一个印尼女孩主动用英语和我们的一个男士搭话。后来她父母和我们说，她女儿刚从英国留学回来，很看中我们的那位男士，他的脸型是她最喜欢的，她很想嫁给他。我们大笑，说我们的男士已有家室，已经没有这个可能。

更有其事，我们在山上看火山口景色时，小店里走出一个女士，不知是否这店的女主人，她和我们闲聊后，竟然提出愿为我们中的一个男士生孩子，说话还是那样认真，我们愕然。这些事，我们虽然都一笑了之，但我深感印尼人对中国人是不厌恶的，犹如我们周围的一些女孩想嫁给欧美人一样。

和雅加达较快的生活节奏相比，巴厘岛舒缓得多。许多院子里都有发呆台—三四米见方，齐腰高的平台，上面有亭顶，男人喜欢午后盘腿坐在上面静思。那里的居民信奉印度教，但不同于印度，他们带有强烈的本土化色彩，并融合了部分佛教教义，被称为巴厘印度教。在那狭窄的马路旁，我们总能看到，几乎每户人家门口都有个高高的木架子，上面放了以椰叶编织的供品小盒。供品有红、绿、白三种颜色，分别代表他们信奉的印度教三主神：梵天（Brahma）、毗湿奴（Wisnu）和湿婆神（Siwa）。巴厘岛人相信神灵，相信因果报应以及生命轮回说，所以绝大部分人都乐天知命守本分地在做这辈子该做的事。这也是这里被称为天堂的一部分原因。这里的五星级宾馆星罗棋布，在海滩边一个连着一个，没有围墙，走在海滩旁，不知已走到哪家宾馆，这里不用防贼、防杀、防强盗。

金巴兰海滩（JimbaranBeach）是我们常安排去的地方，是巴厘岛最令人感到亲切的海滩。原来这里是一个小渔村，以看海上日落著称。

村民们用他们特有的热情和朴实使得整个海滩极具亲和力。在这里看着落日，听着歌手们演唱各国歌谣，享用烛光晚餐、海鲜烧烤，别有情趣。印尼民歌《宝贝》永远是这里点唱不衰的歌曲，人们渴望和平永远是这里的主题。当然点歌是要付钱的，但大家愿意。2015年由美国著名旅游杂志《旅游+休闲》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印尼巴厘岛是世界上最佳的岛屿之一。

印尼的万隆是著名的“万隆精神”发源地。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与国之间友好合作的准则，就是在1954年第一次亚非会议上提出写进会议公报的，它所反映的亚非人民团结反帝、反殖，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增强了各国人民之间友谊的精神。由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为会议的成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有幸参观了万隆会议旧址，是一座三层楼的乳黄色建筑，始建于1895年，原是荷兰殖民者的高级俱乐部。为了纪念历史性的万隆会议在此召开，1980年，印尼政府将会议旧址辟为“亚非会议纪念博物馆”，并将市内最繁华的街道命名为“亚非大街”。

印尼的三宝垄流传着郑和下西洋的许多故事。三宝垄保存有许多和郑和下西洋有关的文物。现在在那里还建有三宝公庙，已成为游览胜地，终日香火不绝。相传中国农历六月三十日为郑和在三宝垄登陆的日期，每年是日，该城的人民必倾城而出，组织盛大的纪念活动。

市民抬着三宝公圣像上街游行祭拜，以示郑和重游故地，并伴以舞龙、舞狮、演戏等活动。朝拜者往往逾数万人，争相簇拥，锣鼓喧天，热闹非凡。

现在印尼的领导是全民选出来的，和中国建立了全面合作关系，参与了我们“一带一路”建设。最近我还看到中国企业在印尼的苏门答腊岛投资建设燃煤电站的报道（《环球时报》2019年11月23日），在丛林中建起地标，为千岛之国输送电力。世道太平，国际经贸才能进行，展会才会继续。

我们原来的印尼展会还在延续。现在的公司领导对我说，他们更是乘着“一带一路”的东风，会将展会做得更好。

刊于《上海纪实》2020年第一期（照片和文字均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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